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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成大事者不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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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通過《戰天京》這本書里描述的故事,還有曾國藩這個人,來破解一個話題:兩難中的糾結。

一個「誠」字走天下

有個字在古代儒家的修身當中非常重要,就是誠懇的「誠」字。李鴻章在晚年回顧自己一生的時候,就說我的老師曾國藩,教我最重要的就是這個「誠」字,這真的是讓我受益無窮。

曾國藩曾經問李鴻章:「你跟外國人打交道,打算用什麼方法?」李鴻章說:「我跟他們打痞子腔,跟他們耍無賴。」曾國藩說:「不好,你要跟他們用一個『誠』字,不管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都是人,人都講道理。只要你用一個『誠』字,該怎樣就怎樣,對方就不會欺負你;即使他欺負你,那也只是實力差距帶來的正常結果,總比你耍無賴、使巧計,最後吃一個大大的暗虧要好得多,對誰我們都應該秉承一個『誠』字。」

在人際關係的處理過程當中,經常就是這樣的。《戰天京》這本書里還寫到一個例子——同治九年(1870年),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這就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刺馬案。慈禧懷疑是曾國藩和他的湘軍乾的,於是把他叫來,陰陽怪氣地問:「此事甚奇呀!」曾國藩回答得非常簡單:「我也覺得此事甚奇。」一個字也不多說,完全不跟老佛爺辯解。老佛爺拿他一點兒招都沒有。

另外一個例子,朝廷要封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一個官,曾國荃嫌小,就打算撂挑子,給朝廷上了一個表章,要求再給自己降級。曾國藩勸他不要這樣,說慈禧、恭親王奕,都是明白人,千萬不要跟老中醫玩偏方。何必呢?跟明白人不要幹這種事。

再比如說,左宗棠經常在背後給曾國藩捅刀子,曾國藩的處理方式也非常簡單,該解釋這件事就解釋這件事,過後我全當沒發生過;該幫你左宗棠的時候,我還是要幫你。

這就是曾國藩為人處世的準則,這也就說回到了我前面講的那個貶義詞:鼠目寸光。我就處理眼下這一件事,處理好了,不考慮周邊的第二層、第三層博弈關係,這反而是在亂局中、變局中最最聰明的方法。

有一則禪宗故事,有個小和尚問老和尚:「師父,你年輕的時候都幹些什麼呀?」

師父說:「我就是砍柴、挑水、做飯。」

小和尚問:「那你得道開悟之後,你都幹些什麼呀?」

師父說:「我還是挑水、砍柴、做飯。」

小和尚問:「那有什麼區別呢?你活了一輩子也沒什麼進步啊?」

老和尚說:「不對,有進步。我年輕的時候是砍柴的時候想着挑水,挑水的時候想着做飯。現在呢,我開悟了,我現在砍柴的時候就砍柴,挑水的時候就挑水,做飯的時候就做飯。」

人的境界差距就是這麼一點兒。我們如果在地上畫一道半米寬、5米長的通道,你走過去完全沒有問題。可是如果這條通道兩旁是懸崖,你還能走過去嗎?你就會肝兒顫。

為什麼會肝兒顫?因為你會想到未來,向左一步會掉下去,向右一步也會掉下去。其實是你想多了,如果你沒想兩邊,半米的寬度足夠你走很長的距離,完全不會掉下去。

為什麼有的人做事那麼順呢?往往就是他專注於當下,沒想太多。

最後,我再給大家講兩句我聽來的話。

第一句,仍然來自於曾國藩:「未來不迎,當時不雜,過往不戀。」這就是說,未來發生的事情,我根本就不迎上去想它;當下正在做的事情,不讓它雜亂,要做什麼就專心做什麼;當這件事情過去了,我絕不留戀它。

第二句,來自於我師兄劉春,就是微博上非常著名的劉春。他曾經也在一個人際關係非常複雜的大機構中工作,我就問他怎麼處理這些複雜的關係。當時劉春師兄跟我講了十六個字的箴言,我一直記到了今天。哪十六個字?「不問是非,埋頭業務,屁股乾淨,盡力協調。」

如果一個人真能做到這一點,不管他處於什麼樣的處境,幹什麼樣的工作,即使做不出像曾國藩那樣的事業,我想他的人生也一定會立於不敗之地。

處理人際關係:就事論事

曾國藩處理人際關係的邏輯和他打仗的邏輯是一樣的,也是「結硬寨,打呆仗」。

一個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業,他面對的對手又何止是敵人呢?其實很多表面上跟你在同一個陣線里的隊友,有豬一般的隊友,有狼一般的隊友,有隨時準備給你捅刀子的隊友,還有隨時準備防着你的隊友,這些人都是你成就大事過程當中的對手。

按照常理,曾國藩在前線打仗,慈禧太后應該支持他吧?支持沒問題。問題是,當天京打下來之後,曾國藩手握幾十萬湘軍,而且全是他的子弟兵,只認曾大帥,不認朝廷,朝廷能放心嗎?

原來咸豐皇帝曾說過,誰打下太平天國,我就封他一個王爵。後來沒有兌現,就是為了防範曾國藩,只封了他一個一等毅勇侯,連公爵都沒有給他。

曾國藩身邊的戰友,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甚至包括他的親弟弟曾國荃,都經常在他背後捅刀子。再比如說他迎聘的幕僚們,按說應該跟自己同生共死,但現實往往是大難來時,樹倒猢猻散。《戰天京》裏面就講到一個細節,曾國藩在祁門設立大營的時候,《湘軍志》的作者王闓運就在營中。當時太平天國的軍隊將祁門大營四面圍住,猛烈攻打,情況非常之危急。

有一天晚上,曾國藩派僕人去看王闓運在幹什麼。僕人回來說,老人家在讀《漢書》,夜半時分,點燈熬油,繼續用功。

曾國藩說,你再去看看他的僕人在幹什麼。一會兒僕人回報說,他的僕人正在收拾行李。曾國藩說,我就說嘛,像王闓運這樣的經學大家,《漢書》早就背得滾瓜爛熟了,怎麼還會在這麼緊急的時候讀《漢書》呢?他這是假裝鎮定,等着僕人收拾好行李好開溜呢。歷史上很多成就了一番事業的大人物,在本質上都是孤獨的,誰都靠不住,即便是那些親如手足的人。

歐洲拿破崙也是如此,在他稱霸歐洲的時候,把自己的兄弟一一分封在各個國家當國王,以至於荷蘭、西班牙、意大利國王都是他的兄弟,遍及歐洲。可是等到拿破崙和英國人、俄國人對決的時候,這幫兄弟幫他了嗎?沒有。他們不僅袖手旁觀,甚至還為了一點點蠅頭小利繼續跟英國人做生意。

當一個人要做大事,而身邊所有人都要對付時,那該怎麼辦呢?在讀完《戰天京》這本書之後,我覺得曾國藩的心法仍然是剛才講的那六個字:「結硬寨,打呆仗。」曾國藩剿滅了太平天國,然後又忙着跟捻軍作戰。緊接着在1870年,天津出了一件特別棘手的事情。

當時很多外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教,他們也會做一些慈善工作,比如收留一些無家可歸的兒童。很多地痞流氓聽說外國人收留兒童,就到處拐孩子,然後賣給教堂,這也是一樁發財的生意。

當時國人普遍具有排外情緒,再加上民智未開,很多老百姓就不理解傳教士的做法,傳言西洋人是要用幼兒的眼珠子、腦子做藥引子。當時教堂還有一個職能,就是給人看病,但西醫跟中國人的觀念差距太大,所以很多人就衝到教堂里,要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時法國駐天津的領事叫豐大業,這個人的脾氣特別暴躁。他聽說這件事後,就去找天津的知縣算賬,然後一言不合,就掏槍把知縣的一個隨從(也有人說是知縣的兒子)給打傷了。

這是在大庭廣眾之下發生的事情,老百姓不幹了,當場就把豐大業給打死了,然後衝到教堂里見人就殺。一些法國的外交官,包括一些神父、修女都被殺害,這次事件還波及其他國家,比如有幾個俄羅斯人也被殺害。最後老百姓一把火將教堂和法國領事館都給燒了。

從國際外交的道理上講,這是中國人的不對。但是當時的輿論認為,我們這些子民還是挺棒的,老外欺負我們這麼多年,終於可以出口惡氣了。所以,怎麼處理這樁天津教案,就成了一個天大的難題。當時朝廷把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要讓他處理天津教案。

一方面是國內的輿論壓力,誰要是偏向洋人,誰就是漢奸,肯定會遺臭萬年。另一方面洋人也不是吃素的,當時法國人已經把軍艦開到大沽口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臣,如果不跟洋人妥協,不做出適當的處理,就是對國家的一種不負責任。這道難題就擺在了曾國藩的面前。

曾國藩是怎麼處理的呢?我們今天再來看,會發現他其實處理得很簡單,分三步。

第一步,誰殺的人?誰殺人就是誰犯法,抓起來就得殺頭。後來一調查,有十幾個人衝進教堂里殺了人,全部抓起來砍了。

第二步,這次事件不是波及其他國家嗎?其他國家的大使、領事、外交官也別圍着我鬧,你們說我們賠多少,我們就賠多少,最後總共賠了45萬兩銀子。

最後輪到了苦最深、仇最大的法國人。中國人不是把他們的領事豐大業給殺了嗎?我們單獨再跟法國談判。這就到了第三步。

你們說殺了外交官是有辱國體,那麼我們道歉。是誰縱容這些人殺的外交官呢?當時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既然崇厚沒處理好這件事,就要代表中國政府到法國去賠禮道歉。當時在法國當政的也是一個著名的政治人物,叫梯也爾。梯也爾接見了崇厚,只講了一句話:「既然你們處理成這樣,我們也交個底牌,我們並不是要中國人的頭顱,我們只是要相應的秩序和國家之間交往的正常禮節。」

處理這次事件的過程其實就體現了四個字:就事論事。你不要以為這個事情很簡單,我們一般人處理不好人際關係,往往就是因為欠缺就事論事的能力。

總防範別人,自己先犯錯

清代歷史上,誅殺顧命大臣的事件只有兩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爺擒鰲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串通恭親王,誅殺肅順,發動辛酉政變。

咸豐皇帝死的時候,小皇帝同治尚且年幼,慈安、慈禧倆太后年紀輕輕,又是婦道人家,所以咸豐皇帝事先把身後的政局安排得非常好。他安排了以載垣、端華、肅順等人為首的八個顧命大臣,將朝廷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務都交給他們處理,但是皇家也保留最後的否決權。咸豐皇帝把自己的兩枚印章分別給了兩個太后,一枚叫御賞印,給了慈安;另一枚叫同道堂印,給了慈禧。

當時朝廷的公文下發流程是這樣的:所有要下發的諭旨最後都要讓太后過目,太后覺得不行就行使否決權;如果覺得沒問題,慈安太后就在諭旨開頭蓋下御賞印,慈禧太后在諭旨末尾蓋下同道堂印。這樣一頭一尾,就算是皇家同意了。

按說這個體制沒有問題,可以照此運行。但是肅順不這樣想,他一直擔心這倆太后要奪他的權,甚至在咸豐皇帝還沒死的時候,他就建議:「你把這倆寡婦留在世上,恐怕對國家不利,你要不要學學漢武帝,行鈎弋之事?」

什麼叫鈎弋之事?漢武帝臨死的時候,覺得兒子年幼,他媽媽鈎弋夫人還很年輕,萬一將來勾搭上外面的男人,那劉家的江山不就完了?所以就把小皇帝的媽媽鈎弋夫人給殺了。

肅順一開始就對慈禧相當顧忌,也想讓咸豐皇帝把慈禧宰了算了,可惜沒能如願。咸豐皇帝死後,他越來越擔心。

當時有一個叫董元醇的御史,上了一道摺子,提議請太后出來垂簾聽政,並且讓恭親王也加入執政隊伍。這時候肅順如果心裏沒什麼的話,其實完全不用搭理他,把他當個屁給放了就算了。

但是肅順如臨大敵,他擔心這個人萬一挑動了太后們的心思,真要垂簾聽政怎麼辦?所以他草擬了一道諭旨,用非常嚴厲的話批判了董元醇,然後拿到太后那兒蓋章。

但兩宮太后拒絕蓋章,她們覺得在沒有回北京之前就把這樣的矛盾暴露出來,沒有必要。這道摺子就不要發了,按照當時的術語,叫「淹了」或者「留中不發」。肅順當然不幹了,他的小狗腿子、另外一個顧命大臣端華,就跑到太后那兒去吵,聲震屋宇,把小皇帝都給嚇哭了,而且還尿了。即便如此,兩宮太后依然堅持不能發。於是八大顧命大臣就「罷職擱車」,意思是只要你們不發這道諭旨,我們就罷工,愛咋咋地。

太后們一看,也沒辦法,只好同意了。但問題是,這個仇就此結下了。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哥哥死了,作為弟弟,於情於理,恭親王都該到避暑山莊去奔個喪。可是八大顧命大臣特別緊張,擔心他和兩宮太后串通密謀,一直不讓他們見面。後來據宣統皇帝溥儀講,當時恭親王扮成薩滿,見了兩宮太后,密謀如何把這八個人幹掉。所以,在兩宮太后扶着咸豐皇帝的靈柩回京的路上,恭親王就派兵把八大臣給抓了。

回到北京之後,兩宮太后當着所有大臣的面一通大哭,聲淚俱下地說:「我們孤兒寡母,受了這幫奸賊的逼害,大家說應該怎麼辦?」大家都說宰了他們,於是慈禧太后就把這幫人給宰了。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辛酉政變」。

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這個過程,就會發現肅順也是作死。因為肅順這個人是一個能臣,他經常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旗人都是渾蛋,一定要重用漢人。像曾國藩這種人,一定要重用。」有一次咸豐皇帝要殺左宗棠,肅順還設法營救,可見他是一個明白人。

明白人為什麼會犯下這樣的大錯呢?很簡單,不會就事論事。他總是在想,別人會對我怎麼看?兩宮太后會不會奪我的權?如果要奪我的權,我應該怎麼防範?說白了,就是他想多了。

一想多,他的行為就會變形;行為一變形,對方心裏就會結疙瘩;對方心裏結了疙瘩,對方的行為也會變形,最後雙方自然而然就產生了衝突。

如果肅順能夠學學曾國藩就好了,「結硬寨,打呆仗,」遇到什麼事都不管周邊的因素,先看這事該怎麼處理。董元醇上摺子不對,把他駁了就完了,跟太后較什麼勁呢?恭親王跑來奔喪,就讓他見,你攔什麼呢?正是因為肅順在防範別人的時候,自己掉到了一個大坑裏,最後才會身家性命不保。

其實,我們普通人處理人際關係的時候,也經常會犯這樣的錯誤。還記得俄國作家契訶夫寫的那篇著名的小說《小公務員之死》嗎?主人公是怎麼死的?被將軍嚇死的。將軍真要處理他嗎?沒有,他不就是在戲院看戲的時候,把唾沫星子濺到了將軍的光頭上嗎?他老是擔心將軍要對他怎麼樣,最後把自己活活嚇死了。這就是一種糾結。

還有另外一種糾結:為了防範別人而做出過度的反應。《呂氏春秋》裏面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越王有四個兒子,有個奸臣就陷害他們,說這個兒子要造反,那個兒子要造反。越王就先殺了一個,又殺了一個,然後再殺了一個。等到奸臣想要陷害第四個兒子的時候,越王已經不信了,自己只剩下這一個兒子了,他還能造反嗎?

但是越王沒想到,他的兒子不這麼想。他的兒子想,奸臣一陷害,你就把我的三個哥哥砍了,這個時候我還能保得住命嗎?最後真的就造反,把越王給殺了。越王臨死的時候就後悔萬分,早知道把這最小的兒子也宰了。

這就是人際關係當中的互動博弈,當你總在防範別人會怎麼樣的時候,你的行為、你的判斷就一定是錯誤的。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邏輯思維:成大事者不糾結》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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