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至1927年，中國有過一場鮮為人知的「非基督教」運動。這場運動，恰好發生在倡導「德」先生和「賽」先生的五四運動之後，那些在新文化運動中叱咤風雲的大師們，均不同程度地捲入了這場論爭。
作為「非基」的一方，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等，大多從科學主義出發，以科學原則駁斥宗教臆想，以進化論原理駁斥上帝創世說；而支持基督教的一方，包括周作人、錢玄同、馬相伯、張東蓀等，相對處於弱勢地位，大多也以「信教自由」的觀點反對「非宗教同盟」，未曾觸及基督教文化之根本。
楊天宏著《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出版於1990年代。作者言，對於1922年至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的歷史，海外研究者較多，然而在它的故鄉卻是一片沉寂。故而，作者於1991年下半年申請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竟獲批准。如果放在今天，結果如何，實難預料。
整整三年，作者孤身一人留在北京，殫精竭慮，終於「炮製」出了這本史料詳實、分析入理的學術著作。
「忘不了北京大學舊期刊室窗外朝着自己淒楚哀嚎的寒鴉，忘不了近代史研究所地下旅館臥室中那扇酷似牢房小窗的一尺見方的通氣孔，忘不了每天清晨佇立在北京街頭和着北風吞下的那一碗碗蘭州拉麵，忘不了......」
個中艱辛，感同身受。
1922年至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
1922年春季，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屆大會決定在中國召開，這一消息成為此後長達數年「非基督教」運動的肇始，使得中國的基督教事業遇到了義和團運動以來最為猛烈的反對。
與此同時，上海的一些青年學生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據1927年4月6日張作霖查抄俄國駐華大使館所獲俄文資料顯示，「1922年的非基督教運動」，「是由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並領導進行的。」
「非基督教學生同盟」3月9日發表了「非基督教」宣言。
宣言聲稱：「現代的社會組織，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一方面有不勞而食的有產階級；他方面有勞而不得食的無產階級。」而現代基督教及其基督教會，就是「幫助前者掠奪後者，扶持前者壓迫後者的惡魔」。
北京大學成立的「非宗教大同盟」則把一切宗教視為攻擊目標。在3月21日的宣言中，直截了當地宣稱：「我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倍千倍於洪水猛獸。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
由上海和北京學生發起的「非基督教」運動很快遍及全國並向縱深發展，廣東、湖南等省，南京、武漢等城市都成為「非基督教」運動的重要地區。
3月29日，周作人在《晨報》副刊發表文章，批評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宣言》採用的是一種陳舊而威嚴的「聲討的口氣」。讀後使人「感到一種迫壓與恐怖」。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馬裕藻等北大五教授聯合發表《主張信教自由宣言書》，宣言書聲稱：「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當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特此宣言。」此後周作人在這一問題上與陳獨秀、蔡元培等又進行過公開的辯論。
此為運動的第一個階段。
1924年4月22日，廣州聖三一學校發生學潮，以此為起點，第二階段「非基督教」運動拉開序幕。
聖三一學校第一次以運動的方式提出了收回教育權的主張，反對「奴化」教育，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與侵略。這一波「非基督教」運動主要的發生地是教會學校，徐州培心、南京明德、長沙湘雅、福州協和等美國和法國教會所辦的學校紛紛行動起來，很快形成全國性的反對教會教育運動。
與第一階段只限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文化論爭不同，從第二階段「非基督教」運動興起以後，政黨的作用若隱若現，每一起學潮背後都有一隻「看不見的手」。直到「五卅」運動之後，民族主義全面高漲，「非基」運動終呈不可阻擋之勢。
從「五卅」運動到北伐戰爭，「非基」運動進入第三個階段。國共合作，「非基」運動成為「反帝反封建」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得這場運動已經早已超出了文化論爭的範疇，成為特點鮮明的政治運動。
一些激進的行動仿佛40年後那場運動的預演。反教人士給一位中國牧師戴上高帽，反縛雙手，遊街示眾。北伐戰爭開始後，一些士兵手持槍械，到一些住宅、商行和教堂任意抄家、洗劫財物，稍有不從，便遭毆打，甚至有人因此斃命。
1927年3月24日，國民革命軍攻克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副校長文懷恩（Dr·John·William）被士兵抓住，要他交出手錶，他猶豫不決，並與一士兵爭辯，「很可能稍示抵抗」，便當場被另一士兵擊斃。一所教會學校的美國女秘書，「因拒不交出保險箱鑰匙被殺」。一些士兵開始襲擊一家外國人聚集的美孚油行，終至英、美兩國軍艦介入，炮擊南京，釀成震驚中外的「南京事件」。
近年來，隨着俄羅斯歷史檔案的解密，對於1922年至1927年「非基督教」運動，更多的研究浮出水面。陶飛亞先生的研究表明，總部設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在幕後策劃和推動了此次運動。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會對中國文化教育的影響，俄共及共產國際將不斷發展的基督教及其事業，以及在中國青年中滋長的親美思想，視為中國人走俄國革命道路的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