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31日，我去東京都港區的區役所辦移入登記，之後又去了softbank辦理手機號……折騰了四五個小時，終於拿着有信號的手機走在了六本木的街道上。
抬頭一看，紅白相間的東京鐵塔在兩棟高樓之間探出頭來，晴空萬里，耳邊響起蟬鳴。幾個月來繃緊的神經突然放鬆下來，心裏有個聲音在說：我真的在東京住下了。
01
港區是東京最國際化的一個區，28萬常住人口中間有大概2萬外國人。
在港區的區役所時，可以看到各種膚色和聽到多種語言。辦理移入登記時，櫃枱後面是一個看起來有些年紀的女性，穿着合身的紅色套裝。確定我不會講日文後，幫忙找來了翻譯：一個穿着米白色套裝，看起來五十多歲的中年女性。翻譯姐姐講流利的漢語，有明顯的日本口音。
紅衣姐姐先問我們為什麼一家人要分三次遷。要說清楚我們這複雜的行程還真不容易：我們一家五口分別拿着三種不同的護照。先生H帶着兩個娃和婆婆從台北飛到東京；而我獨自回了香港辦日本簽證，比他們晚幾天才到；菲傭姐姐是從菲律賓轉香港，入境隔離之後再飛東京，又比我晚了幾天。
好在紅衣姐姐見多識廣，很快幫我們搞清楚了順序：要先辦娃的遷入，再我的，再菲傭姐姐的，然後要更新住民票（類似戶口本，用於申請銀行賬號，社保之類的），再帶我去申請小朋友的醫療和補助。
接下來是複印各種證件，填各種表格。細節中可以感受到，日本公務機關的流程設計還是很人性化的：申請小朋友醫療卡和補助金的表格是同一份，只要多勾一個選項就一起處理了；申請戶籍證明可以要求隱去一些個人信息，或者只顯示個別家庭成員的信息；稅務諮詢的窗口額外增加了門板和不透明的隔離，讓諮詢人可以多一些私隱。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要求你第一次來就備齊所有文件。比如我沒有帶小朋友的出生證，也還沒有銀行賬戶信息，但役所依舊收了所有的申請，然後給了我一份複印的申請書，下方寫清缺少哪些文件，以及如何補充文件（可以直接寄過去，不用再跑一次）。
流程辦完了，紅衣姐姐又從背後的柜子了拿出一個袋子給我，「welcome pack」。打開看一下，是一本厚厚的雙語「港區生活指南」，一頁「港區外國人協會」的宣傳單，再一頁詳細介紹港區垃圾分類要求的彩色宣傳畫。真好，至少目前看來，這個社區是歡迎我們的。
很多年來都對日本社會有「保守排外」的刻板印象，但到目前為止，在這裏遇到的人都格外友善，政府和社區似乎也為外國人移入做好了準備。接下來就是靠自己學習日本的語言文化，找到自己的社群了。
02
搬來日本住的想法其實四年前就有了。
當時我在香港創業，而先生在上海的創業告一段落，暫時在香港休息。H先生是個國際遊民，成年後從未在一個城市住過五年以上。東京一直在他的bucket list上（這輩子要去住一住的地方）。
隨着疫情到來，香港封關，越來越多的朋友離開香港，有些去了西方，有些回了大陸。入境的航班上人越來越少，而離境的航班永遠是滿滿的。在我們「接下來去哪裏」的討論中，東京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出現，而留在香港的理由也不再那麼充分。我終於妥協了：「好吧，我們去東京。但不用那麼急，你先把房子學校都找好，我和孩子再慢慢過去」。
2022年初，我們一家卡在美國西岸，香港嚴厲的隔離政策成了催我們離開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和H先生討論後，決定先回到隔離政策相對寬鬆的台灣，同時把搬到日本的計劃提前到2022年夏天。
縱然是如我和H先生這樣，習慣於幾年搬一個地方的人，也預感到了新冠期間國際搬家的困難。首先，日本當時沒有開放旅遊和短期訪問簽證。H先生要先找到一個能sponsor(贊助，或者說是擔保）他工作簽證的公司，給自己爭取一個高管的名號，申請到高級人才簽證，才可以給我們一家老小合法的身份。其次，2022年初的香港，台灣和日本都還有着嚴格的隔離要求。所以我們去任何一個地方一趟，都是離家一個月的旅行，而留在家裏那個人就要獨自照顧兩隻幼崽，還是在學校時不時停課的狀態下。
最終，H先生的革命樂觀主義（雖然麻煩，但是我們一定可以搞定的。等到了日本就有好吃好喝，春天櫻花，秋天紅葉的好日子了！）戰勝了我的失敗主義情緒。我們兵分三路，H先生負責搞定一家老小的簽證，找到日本的學校和租房；我負責香港家裏的打包，退租，處理帶不走的車和家具。兩隻幼崽臨時送進台灣的幼兒園，再請婆婆小姑一起幫忙照料。
我們離開香港時，只帶了三個箱子，每個人的衣物不過三四身。誰想到靠那三個箱子過了西雅圖的冬天和台北的夏天。但這種顛沛流離也最能建立革命感情。我們都知道對方忙得焦頭爛額，反倒互相體貼起來：你今天有重要的電話會要打，我把那兩隻小的抓出去轉轉，順便買回全家的晚餐；我明天有三件事都到deadline，娃的學校申請你就默默填完交掉。
我和H先生開玩笑，說我們從疫情前的周末夫妻變成了二十四小時在一起的室友，要不是有疫情搬家這個「外敵當前」，我們恐怕有吵不完的生活細節。但在無數deadline壓力之下，我們變成了一個戰壕里的戰友。每到夜幕降臨，白天的工作結束，孩子聽完第N個故事沉沉睡去的時候。我們就很有默契地開上一瓶酒，把電腦搬到餐桌邊，一邊繼續做白天沒做完的工作，一邊暢想一下到東京後的美好生活。
03
過了個手忙腳亂的禮拜一，處理完白天的事情後，下午，又急匆匆跟H先生去涉谷置辦新家需要的電器。
以前來東京多數是出差，集中在六本木地區，對涉谷沒有太多印象。最近為了買東西，密集來了幾次涉谷。從地鐵站走出來，隨着洪水一樣的人流，進入那個被十幾層樓高的電子屏幕包圍的廣場，還是感到一陣陣的暈眩。
日本社會給人的印象通常是有禮貌，體貼，邊界感強。但那些閃爍的電子屏，合成器音樂，和帶着高八度聲線的廣告人物卻帶着強烈的入侵感。不管你看哪個方向，你都無法躲開它們。不知道是廣告的誇張語氣，還是三層樓高的卡通人物，或者不合人體工學的比例，每次到這個街口，我腦袋裏總有一個「假的，假的」的警報在BB做響，連腳下的路面都踩得不紮實了。
轉過一個街角就到了高樓後的小路上，這裏的氣氛更像香港的鬧市：五六層高的小樓窄窄地擠在一起，每一棟門口都掛着四五個招牌：拉麵店，居酒屋，燒肉店……順序像隨意堆砌出來的，沒有什麼邏輯。街頭的氣味也更複雜：新鮮的食物味，濃重的酒味，老舊房屋帶來的霉味，甚至某些牆角可疑的尿味，再蓋上藥妝店裏傳來的脂粉氣味。
每一座城市大概都有這樣的A面和B面。A面是緊繃的未來感，要用潮鞋潮服的光鮮亮麗，顯示緊跟時代的決心；而B面是懷舊和鬆弛，讓疲憊的人群不再顧慮別人的眼光，只做自己。
期待忙完這段，有時間輕鬆地逛逛這些小街小巷。端一杯啤酒或者咖啡，坐窗邊看看往來行人，猜測一下他們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過一個空閒又奢侈的白天。
04
我們在東京租的房子終於交房了。
一進屋裏，發現中介公司和物業管理公司一共有四個員工在屋子裏等我們。房間已經打掃乾淨，他們不光自己帶了拖鞋，還幫我們準備了一次性拖鞋。
先是交接鑰匙，然後一一確認房間裏的水、電、煤氣、空調、電器設備都可以使用。為了方便我們，所有開關上都貼了英文的標籤。另外有三本厚厚的「房屋使用手冊」：第一本是常用的內容，包括本區垃圾分類規則，垃圾收集時間等。第二本是大型設備的使用手冊，比如空調和熱水器，還有房子的平面圖，水電管線位置。第三本則是比較小型設備的使用手冊，從自動沖洗的馬桶到有感應功能的過道燈，應有盡有。
管理人員對房子檢查得非常細心，甚至冰箱裏的某一層隔板上有裂痕，也會在交接書上標識出來。後來，還幫我們約了煤氣公司上門開通煤氣，以及安保公司來教我們使用安保設備。所有這些都在兩個小時之內搞定了，效率很高。煤氣公司的員工特別交代：地震時煤氣供應會自動切斷，我們需要在地震結束後，自己去屋外按一個重置按鈕。
日本是個多地震的國家，大家都有很強的避險意識。我們送小熊去讀書，第二天老師就給了我們一個緊急聯絡卡，裁成信用卡大小，上面是港區政府的緊急電話，下面有一行數字代表了這個學校。如果發生地震的情況下，老師可能會帶小朋友去其他場地避災。而家長打那個緊急電話，輸入學校的代碼，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小孩在哪裏。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日式的房屋大都裝修得平實低調，很少有羅馬柱大理石牆這類「豪裝」，內部空間也都很緊湊，顏色都是大地色系。但每一處硬件設計都會有安全的考量，避險程序也很合理。
正式住進了自己（雖然也是租）的房子，家裏兩隻小鬼非常興奮，在空蕩蕩的屋子裏上躥下跳，一會兒笑一會兒叫。
這是過去八個月里他們的第六個「家」，還不算中間住過的酒店。小朋友其實還沒有很好的時空概念。小熊經常把「昨天」和「剛剛」混着使用，也搞不清台北和西雅圖哪個離東京更遠一點。所以在這個年紀，頻繁搬家應該不太影響他們的安全感——只要有父母在身邊，生活規律不要打亂，就可以照樣吃得好睡得好。
05
H先生這兩天在買車，簽合同時才發現：日本簽合約之前需要先登記印章。於是，在一個暴雨颱風天，H先生騎着他的爸爸自行車，拿着他新刻的印章去區役所登記。
區役所的人態度很好，幫他取號，拿表格，填完表格拿到他的印章，一看，登記不了。因為他的印章上是中文名字，而在留卡上是英文名字。雖然我們的護照是中英文都有的，但在留卡和印章要保持一致。
H先生問，附近哪裏有印章店？公務員姐姐很為難地說「附近有好幾家印章店，但我們不能推薦某一家給你」（大概是為了廉潔考慮）。H先生請求無效，用Google map搜又搜不出印章店，只能騎着爸爸自行車，頂着大雨一路找起來。第一家店，20分鐘可以做完，但是不做英文印章；第二家店，可以做英文印章，但要七天後才能取；找到第三家，終於可以做英文印章，第二天取貨，這時候從他離家已經快要三個小時了。
晚上跟一個日本朋友吃飯，H先生大力吐槽了一下奇怪的印章制度。我們的結論是，日本人太擅長制定規則了。為了讓一線的公務員少做或者不做判斷（減少犯錯，也減少貪腐機會）制定規則的人就要事無巨細把所有可能的情況，以及如何應對都固定下來。但實際上任何一套制度都不可能把所有可能性窮盡。規定過於細緻，工作人員失去了處置權，那些「特殊情況」的人就只能在一個四面是牆，迷宮般的系統里來回打轉，需要無窮的耐心才能找到出路。
06
兒子小熊的學校舉辦「家長日」，邀請家長去參觀他們的教室，聽老師講解「蒙特梭利」教育的理念。
幫小熊申請蒙氏學校的想法很早就有了。之前也自己了解過一些關於蒙氏教育的理念。Montessori教育強調美的環境、教育者對於孩子的信任，會基於對孩子觀察來設計活動，開發了大量適合不同發展階段的教具。
Montessori, Piaget和他們同時代的先鋒教育家距離我們都100多年，一個世紀來經歷爭論和改進，在西方社會（包括日本）已經算是主流觀念了。但對我們兩還是全新的。有些理念我會本能地贊同。比如Piaget講身體發展是智力發展的前提，而知識是有層次的——當小朋友的記憶力和專注力都還沒有形成，就要求他們背誦大段文字；或者在他們對世界還沒有感官上的理解時就要求他們做邏輯判斷等——這些都是沒有意義的，只會增加孩子的焦慮和挫敗感。
我跟H先生討論了很久，一致同意我們更希望孩子們有對世界的好奇心，跟人打交道時的同理心，敢於冒險的精神，再加上比較好的自理能力（既包括基本生活技能，也包括照顧自己的情緒的能力）。
最終讓我們選擇這所蒙校，是被校長的一段演示所打動：校長給我們看了一組蒙氏的數學教具，是一個彩色的正方體，裏面有8個小方塊/長方塊組成。所有的正方體/長方體只有兩種邊長，分別是a或者b，而把他們組在一起，其實就是用幾何的方式驗證了（a+b)3= a3+3ab2+3a2b+ b3的兩元三次方程。（在YouTube上搜索Montessori trinomial cube可以看到具體過程）。我從沒想過數學可以用這樣直觀的方式來學，但這比我當年硬背公式的方法有趣多了。
小熊到這所蒙氏學校上學有三周了，他很喜歡。
蒙氏學校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所以老師要一直觀察學生，找到他們能力的邊緣，鼓勵他們自主學習。這種形式要求老師在每個學生身上都花費大量時間，所以師生比不能高。此外，對老師的判斷力和知識儲備也有要求。
學校有用一個和家長溝通的網站，老師每天放學後會放一些當天活動的照片，每個家長都只能看到自己的孩子的部分，平均每天2-3張。老師還會在照片下面寫上她們對學生的觀察。比如昨天有兩張照片是小熊坐在桌前練習穿珠子。老師在其中一張下面寫到：「小熊開始對這項（穿珠子）活動本身感興趣了。他先是把珠子放桌上用一隻手穿，很快就開始把珠子舉起來在空中穿，這說明他的左右手協調性有進步，可以做比較複雜的配合動作。」
有了這樣的觀察，今天老師就給他介紹了更困難的雙手協調工作：洗盤子。平時在家我們不敢把陶瓷盤子給他洗，家裏的水槽也太高他夠不着。看得出照片裡的小熊對於能自己洗盤子非常開心，一隻手把盤子按在小水槽里，另一隻手拿着刷子刷刷刷，像模像樣的。
我們也很高興他能在學校玩得開心，同時學到實用的生活技能。這所學校有自己的菜園子，小熊很快就可以去摘蔬菜了。再大一點，他還可以跟老師去郊區的稻田裏種水稻，我們也是很期待呢。
07
9月28日，我們的100多箱個人物品在漂流了五周之後，終於送到了我們的新家。
這次用的日本搬家公司很給力，來了七個年輕人，有男有女。他們進門先查看了動線，確認了每個房間需要放的家具，把所有的轉角和地面都用紙板保護起來。然後在門口貼上了一張單子，上面列着所有箱子對應的號碼，每進一箱，就劃掉一個號碼。八個小時裏，他們不光幫我們把所有東西拆包，衣物酒杯瓷器一一放進柜子，還在沒有說明書的狀況下，把各種家具重新組裝起來，臨走前還收走了所有包裝材料和我們不要的雜物。
不過送走了搬家公司，我們依然要花大量時間，把所有東西分類，整理。碗碟杯子床單衣物都需要清洗，書籍CD要分類上架，文件要分類處理。
第一天我們只是把大類的東西分好，洗了兩缸床品，晚上睡在了沒有床單的床墊上。第二天我整理完了廚房和儲藏室，洗了所有鍋碗瓢盆和餐具，把所有的衣服分類掛好，把小熊和妹妹的玩具分類；H先生曬了被子枕頭，用我們自己的鍋煎了牛排，煮了雞肉蔬菜鍋做晚餐。晚上我們睡上了有陽光味道的床，夢裏還在拆包洗衣服。
第三天，終於只剩下小物件要處理。上午，我一邊打工作電話，一邊收拾了書桌；H先生出門去處理銀行賬戶和交各種水電賬單。下午我們兩個決定給自己放個假，約了理髮師去修剪快兩個月沒處理過的頭髮。
從代官山的髮廊出來還只有下午四點多，陽光斜斜的從山背後照在乾淨的街道上。我們兩個坐在街邊小店點了兩杯啤酒，看着路邊穿制服，滑着滑板放學的中學生走過，舉杯碰了一下：搬家終於完成了，We made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