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好文 > 正文

【書摘】《和諧社會》奴才:獨裁如何讓心靈枯萎

當時習近平剛上台,宣佈他要復興中華民族和實現「中國夢」,但那時也是各地的中國人第一次透過社群媒體找到彼此,互相訴說自己的夢想。「以前我們也跟國家做一樣的夢,」一位知名學者告訴我:「現在大家都說:這些夢跟我無關」。他談到自己的女兒正在學習英文:「我的夢想是她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對中共來說,既然它打算不受節制地永遠統治這個民族,那幾年的網絡盛況就顯得非常危險,社會上許多人正從昏睡中甦醒,離開宣傳機器維繫了數十年的催眠狀態。我最常聽到他們說的三句話是:

沒有安全感。

沒有信任。

沒有道德。

是的,中國也有勇敢、熱情、富有同理心的人,他們樂於助人,實踐患難與共的

精神。但他們遇到的阻力比在其他社會大得多,除了受同胞質疑,還會被國家機器盯上。例如在二○一七年寒冬,當局粗暴將外地人趕出北京,還將這些農民工的家拆除,讓許多北京市民非常震驚和憤怒。一些人主動幫助這些無家可歸的人,結果自己也感受到公安機關的威力:通州的楊先生提供無家可歸的人一個房間,讓他們存放物品,結果警察找上門,楊先生連自己的公寓都不能住。畫家華涌拍攝民工被強制驅離的過程,結果他也被迫離開北京,後來在天津被捕。社會運動家胡佳第一次被抓時,是因為他為河南愛滋村的患者奔走,他質問:「為什麼這個國家總是好人遭殃?」正是理想主義讓他們變成可疑人士。

任何獨裁政權都想摧毀人民的團結和同理心。今天的中國人什麼都不信任,不管

走到那都可聽到有人抱怨道德淪喪。原因有幾項,文革夢魘是其中之一,直到今天,它造成的歷史傷口仍未癒合。毛澤東死後,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也一起被埋葬了,中國出現價值和信仰的真空,只剩下黨的要求:「富起來!」貪得無厭成了新中國的口號。「我們這代人實際是沒價值觀的,也沒原則,」生於一九六四年的張朝陽說,身為網絡企業搜狐的老闆,他可說是新中國的明星人物:「所以有叢林法則,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你就有機會成功。你開始利用而不是遵守原則,而且利用的尺度很大。」民調機構易普索(Ipsos)二○一七年在世界各國調查後發現,多數國家人民擔心的是失業、官員貪污和貧富差距的問題,只有中國人最擔心「道德淪喪」。獨裁體制不僅讓社會墮落,也毒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漢娜‧鄂蘭如此描述獨裁國家:「統治者的觸角一到,就會開始摧毀人的本性。」即便外來者第一眼看不出來,但中國社會其實已經病了。

這就是叢林法則,也是對權力和金錢的崇拜。人民經年累月只想着要活下來,所

以淬鍊出冷酷的實用主義。川普在競選和就任美國總統後,有一個特殊現象是,他在中國有粉絲團,比起他仇恨中國的言論,這些人更在乎的是,他如何肆無忌憚地攻擊政治正確的主張。他們在川普抨擊福利國家和其他國家的難民政策時鼓掌叫好,在他們眼中,這些都是誤入歧途和卑鄙的「白左」行徑。「白左」即「白人左派」,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國網民流行的貶義詞,主要針對希拉里和梅克爾等西方的自由派(後者還有尖酸刻薄的別名「聖母」),但其實也用來稱呼任何為戰爭難民、社會弱勢或同志出力的人,罵他們偽善又軟弱。按照這個邏輯,如果遭逢不幸全是自己的錯,反正每個人得為自己人生負完全的責任。挪威學者在二○一八年的研究中驚奇地發現,比起美國人,受訪的中國人大多持右翼的自由主義觀點,也就是相信人生而不平等、反對對富人課徵重稅。五分之一的中國人認為國家不應重新分配財富,科學新聞網站「北歐科學」(ScienceNordic)因此稱「中國人比美國人右傾」。

當過體育記者、後來成為暢銷書作家的李承鵬,有次在成都告訴我:「許多中國人不仇富,他們自己也想變得富有;他們恨的是道德,中國的確道德淪喪。」自由派的他是知名的社會評論家,在二○一三年那場針對獨立部落客和作家的運動後被迫沉默了。歷史學者程映虹認為,將自然選擇和適者生存套用在人類社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社會盛行已久。「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專制政治是天然盟友,」程映虹指出:「它們忽略了權利和資源分配的不平等現象,還維護這個現象底下的暴力、欺詐和壓榨。」

「我們活在一個塵土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着腐爛的臭味,」作家慕容雪村在一篇雜文寫道:「我們的心本應如秋水長天,但久置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並且極為脆弱。」這篇短文繼承偉大作家魯迅的傳統,可說是當代中國社會最鞭辟入裏的分析,發表當天是微博上被轉發最多的文章之一,當然很快就被刪除。慕容雪村在文中描寫專制在老百姓心靈造成的荒蕪感。他列出幾種精神狀態,尤其是麻木、拒絕接受現實和奴性,迫使好幾代人只想着要努力活下來。

舉麻木為例,「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搧到臉上,忍着;房子被推倒,看着;老婆被抓去流產,哭着。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對他人的命運也一樣麻木,「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如果有人說要自殺,他首先想到就是『這人要炒作,想出名』」,「沒人為他說話,他忍着;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嘿,該我的就是我的;沒爭來權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沒用,折騰什麼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活該,讓他出風頭!」

麻木到了極致,奴才開始痛恨所有美好和公正的事物,理想主義者在他眼中是偽君子,致力於社會正義的人是無恥又自私的機會主義者。道德上的自卑感特別容易讓人反射性地引發防禦心態。西方有研究證明,在一群人當中唯一做好事的人,得到的不是敬佩而是憎恨,因為善行讓其他人暴露出自己的瑕疵,提醒他們起身而行的可能性。這種心理機制在所有社會都可以觀察到,但在一個總是以為他人存心不良的社會就特別有害了。

一百年前魯迅已寫過,活在專制統治下的老百姓出於恐懼、投機和麻木,如何自願成為奴隸。「今天的奴隸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慕容雪村今日寫道:「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在這樣的國家,刻意跟各種資訊保持距離,才是求生之道。目前流亡在德國的作家長平曾在《南方周末》的黃金年代擔任新聞主管,他說,中國民眾並非「白痴」,但許多人有意識地拒絕思考,「因為想明白了只會帶來煩惱和危險」。

這種說法我經常聽到。「在這體制最倒霉的是看透它的人,」一位北京的老師告訴我:「最好你糊裏糊塗過一輩子,這樣就安全了。」藝術家艾未未有次在推特上說:「你如果希望了解你的祖國,你已經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維權律師和異議人士那些近乎自殺的路,只有極少數的人敢走。對多數人來說,看清自己活在謊言中,反而會更痛苦。

有次我跟來自成都的觀光客去台灣,親身體會到中國人封閉自我的決心:絕不讓任何擾人的資訊接近自己。這團有一人是市政府的黨委書記,她是一名打扮時髦的年輕女性,不時和我熱烈討論台灣的夜市和食物。「我們在成都也曾經有夜市,」她說:「可惜全拆了。」我們兩人站在國父紀念館附近等遊覽車,一位老先生走近,很快我們就認出他是法輪功的學員。

法輪功是一種結合佛道學說的健康氣功,曾在一九九○年代吸引數百萬中國人修煉,直到中共覺得受到它嚴密組織的威脅;當時的黨主席江澤民下令取締法輪功並殘酷迫害學員。在台灣,法輪功信徒刻意到中國觀光客出沒的地方,告訴他們大陸學員受到迫害的情況;這些信徒手上拿着海報和傳單,上面有刑求和器官摘取的殘忍照片,據說來自中國的監獄和集中營。

作者一九六五年生,在慕尼黑、西安和台北就讀漢學。一九九七年起擔任《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駐中國記者,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二年改派土耳其後,二〇一二年又重返北京。他在二〇一八年離開中國,目前是《南德日報》駐北歐記者,負責報導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和波羅的海三國的情勢。

書名:《和諧社會:中國,大數據監控下的美麗新世界》

作者:馬凱(Kai Strittmatter)

出版社:時報

出版時間:2022年8月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思想坦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hk.aboluowang.com/2022/1009/18135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