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17日上海《文匯讀書周報》發表了少雲先生《關於傅斯年》一文，對傅斯年多有誤解，特提出幾點意見，以就教於少雲先生。
少雲先生文章中說：「抗戰勝利後，起初長北大的應是胡適，而傅恐胡適過於寬厚，礙於人情，對任偽職的舊日友好不好應付，遂自薦做開路先鋒，為胡日後接任鋪平道路。」這段話說得含糊，容易給人誤解，以為傅斯年是為胡適着想，才就北大代理校長一職的，而事實並非如此。
關於胡適做北大校長一事，前後背景是這樣的。當時原北大校長蔣夢麟出任行政院秘書長，按國民政府1934年修訂的《大學組織法》第九條之規定：「大學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國立、省立、市立大學校長簡任，除擔任本校教課外，不得兼任他職。」（《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173頁）這樣蔣夢麟就必須辭去北大校長和他兼任的西南聯大常委。關於這一點，當初蔣本人並不自覺，是朱家驊和傅斯年提醒的結果。江澤涵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說：「騮先、孟真勸他辭北大校長，因為他兼北大校長，違反他手訂的大學組織法。」（《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26頁）還有一點是，蔣夢麟在長北大期間，和教授合作得並不十分愉快，據說其中有他夫人的原因，另外就是多數教授對他熱衷仕途頗不以為然。這可以從收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的傅斯年、錢端升、江澤涵、湯用彤等人的信中看得很清楚。
抗戰勝利後，聽說胡適將出長北大，在當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曾引起很大反響。大家對胡適寄予厚望，當時很多知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給胡適寫了信，表達自己對他的信任，可見胡適在知識界的威望。胡適當時還在美國，他在給朱家驊、蔣夢麟的一封信中說：「將來弟歸國，若不得已，亦願與孟真兄分勞，暫代一時，以待夢麟兄之歸……」當時胡適對蔣夢麟在北大的作為很肯定，以為他的步入仕途是「為政府徵調，只是暫局」。
當時的情況是蔣夢麟離開後，蔣介石想讓胡適或傅斯年出任，因為傅斯年在國內，蔣介石先讓教育部長朱家驊徵求傅斯年的意見，而傅斯年則說北大校長非胡適莫屬，絕無自薦之意，並為此上書蔣介石。此事傅樂成編《傅斯年先生年譜》和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均有詳細記載。這個事實的意義在於，當時國內公認胡適和傅斯年是文化界當之無愧的領袖人物，這個評價是蔣介石的幕僚陶希聖的判斷，唐縱在他的日記中說：「與希聖談轉移自由分子對政府之惡感，希聖認為胡適之為最恰當之人物，可惜適之不能歸。其次傅斯年對西南聯大亦頗能影響，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則青年學生不致為共黨所愚。」（《在蔣介石身邊的八年》第496頁，群眾出版社）
從以上這些背景資料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情況是除了胡適，就數傅斯年最有資望。至於說他出長北大是為胡適掃清障礙，也只是客觀上造成的，如果理解成這是胡適怕事，就離事實較遠了。傅斯年後來在給他夫人俞大彩的信中說過這樣的話：「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跡。實在說在這樣局面之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這只是傅斯年本人的想法，與胡適本人無關。
另外少雲先生文章中還說胡適對傅斯年的評價有「溢美之詞」，而周作人的評價「亦使人信服」，這樣理解傅斯年就不全面了，而且這還涉及一個是非問題。關於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後不聘在淪陷區出任過偽職人員一事，並非三言兩語能說清楚，但在這一問題上，傅斯年沒什麼過錯。當時俞平伯曾給胡適寫信，為知堂說情（參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71頁），容庚也給傅斯年寫信，力陳自己的種種無奈和理由，但傅斯年均不為所動。因為道理很簡單，如果出任偽職的人受不到譴責，那傅斯年作為大學校長，就對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慶和昆明的教授和學生。抗戰爆發後，有多少知識分子為了民族大義而拋家別子去了大後方。這裏知堂對傅斯年的評價是夾雜有個人意氣的，在這一點上，知堂所言，絕不可取。
至於說傅斯年是「外強中乾」那一段話，就更是不近人情了，傅斯年當年倒宋（子文）倒孔（祥熙）皆是有目共睹的事，文章白紙黑字，對蔣介石也有批評，這是人所共知的。而且當中央銀行國庫局鬧得最厲害的時候，中央銀行國庫局內部給傅斯年提供秘密材料的人，聽到傳言說「委員長已與先生說情」，並給傅斯年寫信抱怨，傅斯年在這句話的旁邊寫道：「不成話」。這封信已影印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編）中，是可靠的歷史證據。傅斯年與蔣介石有私交，但傅斯年當面批評過他，在國民參政會上，他與陳布雷筆談的記錄現已刊布，1946年蔣介石曾任命傅斯年為國府委員，他也堅辭不就，並說自己乃一介書生，世務非其所能，並說：「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稗益，若在社會，或可以為一介之用。」傅斯年一生有許多缺點，但在向權貴的挑戰一面，卻不失書生本色。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