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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統治新階段 兩張面孔

—華日:習近平的社會契約--監控國家的兩張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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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9月3日刊出一篇隨筆說,如果沒有戲劇性轉折,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將在今年秋天進入北京人民大會堂,要求獲得第三個任期,這很可能是他終身任職的前奏。習近平先生統治的這個新階段將使人們重新審視他最大的野心之一:建立一種新型的現代政府,由數據和大規模數字監控驅動,在全球範圍與民主競爭。

杭州海康威視公司(資料圖片) STR/ AFP

《華爾街日報》刊文指出,中共政府「新的社會契約」,承諾為那些不反抗的人提供一個完美設計的安全和便利社會。新疆和杭州的情況顯示,用來恐嚇和改造那些被認為抵制黨的權威的人的技術,也可用來呵護和安撫那些接受其統治的人。

《華爾街日報》9月3日刊出一篇隨筆說,如果沒有戲劇性轉折,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將在今年秋天進入北京人民大會堂,要求獲得第三個任期,這很可能是他終身任職的前奏。習近平先生統治的這個新階段將使人們重新審視他最大的野心之一:建立一種新型的現代政府,由數據和大規模數字監控驅動,在全球範圍與民主競爭。

中共共產黨積累了越來越多關於其人民的行動和習慣的數據,並開發了處理這些數據的新方法,中共共產黨承諾建立一個完美的操縱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工智能公司與警方攜手合作,追蹤逃犯,尋找被綁架的兒童,並公開羞辱亂穿馬路者;在這個社會中,公共服務、對善行的獎勵和對不當行為的懲罰都是以數學的精度和效率進行。

習的社會契約

習近平先生追求這一願景是出於需要。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的大約30年裏,共產黨從人民的個人生活中退了出來,投資於基礎設施,並掀起了歷史性的經濟增長浪潮,使中共從赤貧走向中等收入的舒適。但在過去十年中,這種增長已經放緩。爆炸性的債務、大流行病的控制和人口壓力有可能將其降低到爬行狀態。

習近平先生現在正試圖寫一份新的社會契約。他沒有用致富的可能性來吸引公民,而是為他們提供安全和便利一個可預測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數以千計的算法化解威脅,消除日常生活中的摩擦。

新疆黑暗面

世界已經看到了中共在偏遠的西北地區的監控項目的黑暗面,當局在那裏開展了多年的針對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群體的強制同化運動。這些群體的成員被數碼化追蹤,使用他們的臉、聲音、虹膜的旋轉,甚至他們的走路方式。警方不斷掃描他們的智能手機,尋找宗教身份或海外關係的證據。被認為有可能造成麻煩的維吾爾人被送進監獄或該地區的「教育改造中心」之一。其結果是出現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一個宗教少數群體最大規模的監禁。

但是,如果說新疆是(共產)黨大規模使用監控陷入了烏托邦式的噩夢,那麼浙江省富裕的省會杭州則是它追求烏托邦式的高地。與新疆一樣,杭州到處都是攝像頭。但這個密集的傳感器網絡在改善居民的生活的同時控制他們。它將數據輸入算法,以緩解交通擁堵,監測食品安全,並幫助護送急救人員更快到達現場。在杭州,習近平改變世界的雄心壯志中更誘人的一面得到了展示。

杭州烏托邦高地

杭州現代經濟的核心是一個精心培育的、異常成功的技術公司集群。這些公司包括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集團和世界領先的監控攝像機製造商海康威視。從2016年左右開始,杭州讓這些公司成為管理城市的合作夥伴。由於他們的努力,這個城市的商業區--那些被命名為「未來科技城」和「物聯網街」的新建區域,現在充滿了年輕的、征服世界的能量,任何在美國科技中心呆過的人都能辨認出來。

這些合作使杭州成為中共「最智慧」的城市,成為全國其他城市急於效仿的典範。該市收集的數據有助於管理擁擠景點的遊客流量,優化停車位和設計新的道路網絡。該市的攝像監控網絡在尋找失蹤兒童方面功不可沒,這在一個長期限制家庭規模的國家贏得了巨大的好感。

杭州被稱為小河街的整潔社區有個叫「城市眼」舉措特別值得注意。該計劃將人工智能工具交給地方城管。城管是一支城市管理力量,其大部分時間用於處理警察不想管的任務:趕走街頭小販,懲罰未經許可亂丟垃圾的行為,追蹤破壞者和開罰單。

我們參觀了位於小河街一棟低層行政樓三樓的「城市眼」指揮部,在這個社區里,人們要麼即將進入中產階級,要麼在努力避免跌出中產階級。在這些介於兩者之間的地方,幸福感很普遍,但也很脆弱,公寓窗戶之間懸掛的衣物掩蓋了剝落的油漆,後面是飄揚的T恤和內衣的彩虹。

中間階層易怒

共產黨對這樣的社區感到擔憂。富人沒有製造麻煩的動機,窮人也沒有權力,但處於中間的人卻有足夠的動力。在現代中共,他們面臨的壓力——無情的工作時間、糟糕的醫療保健、不斷上漲的物價、污染和食品安全恐慌、反覆無常的股票市場—都使他們有可能發怒。

該文說,地方官員正在走鋼絲,以施加足夠的力量來確保街道秩序和經濟增長,但又不至於引發令人不快的反應。而城管就處於這種交鋒的最前沿,因為它負責保持杭州的街道不受發展中共家經濟那種混亂、執着和有時絕望的影響:農民在破舊的麵包車後面賣水果,外來小販兜售襪子和山寨手袋,無牌小車提供該地區著名的臭豆腐,乞丐在撿來的紙板上寫下個人悲劇的故事,阻斷行人交通。

多年來,城管已成為中共各地幾乎普遍厭惡的對象,這並非沒有原因。中共的社交媒體上充斥着各種視頻,顯示城管惡毒地攻擊街頭小販,而這些小販往往是中共社會中最貧窮和最弱小的成員。

負責「城市眼」指揮中心的官員邱立群向我們承認,城管有時會動手,但他說那只是在極端情況下。沒有人看到他們在幕後努力與違規者講道理。

城市眼

「城市眼」始於2017年,當時海康威視在小河街安裝了大約1600個警察監控攝像頭。該計劃將攝像機畫面與人工智能技術聯繫起來,對街道進行24小時監視,並在看到有什麼不正常的情況時自動發出警報,並提供截圖。該系統被訓練成能注意到成堆的垃圾和在未經授權的角落裏賣東西的流動街頭小販。然後,官員們將決定哪些違規行為值得回應。

人工智能並不總是正確的,它的錯誤有時會導致白費力氣。特別是在早期,機器會把落葉或新降雪誤認為是垃圾。其他時候,它們會標記出一些技術上屬於違規的東西,但並不嚴重到需要採取行動。邱先生說,該系統收集的數據越多就越好,其好處遠遠超過了錯誤警報帶來的困擾。

邱先生說,在2019年1月至7月期間,他的人工街道巡邏發現了2600個潛在的違規行為。在同一時期,「城市眼」的人工智能標記了19,000個。更重要的是,仔細的檢查產生了結果。邱先生的團隊記錄了小河街每月的無證售貨情況,從2018年8月的1100多起下降到一年後的30起。他在談到非法攤販時說:"他們每次出現你都會抓到一個"。

邱先生的上級顯然很滿意。在這個指揮中心會議桌後面的牆上掛着當地國家媒體的有關報道,讚揚該系統的有效性,還有其他城市派出執法代表團來學習他們的工作的照片,以及杭州副市長的表揚信。居民們似乎也很高興。他們說,行人的體驗得到了改善。以前雜亂的街道現在變得乾淨了。電動自行車被整齊地停放在行人路上的白線內,而不是隨意地停在行人路上。

邱先生特別讚賞「城市眼」對改變社區居民和城管之間關係的影響。攝像機和微信中透明的報告系統使城管能夠證明他們只是在用盡其他辦法無果的情況下才進入街道。系統還使城管保持誠實,減少了賄賂。邱先生認為,其結果是將城管從令人厭惡的國家暴行的象徵轉變為小河街社會秩序的受人尊敬的保護者。

這篇文章說,當然,「城市眼」也可以被用來檢測和鎮壓當地人對濫用權力的抗議活動。不過,它會預先阻止以前導致這種抗議的一些衝突。

城市大腦

《華爾街日報》這篇周六隨筆寫道,如果說海康威視為杭州的街道提供了眼睛,那麼阿里巴巴則提供了城市的神經中樞。其人工智能平台「城市大腦」幫助市政府優化從交通到水資源管理的一切。同時,阿里巴巴的產品和平台使城市居民更容易支付他們的水電費,乘坐公交車,獲得貸款,甚至在網上法庭起訴當地公司。

這個「城市大腦」被認為將臭名昭著的汽車擁堵的杭州從全國第五大擁堵城市變為第五十七名。為緩解杭州盡人皆知的交通堵塞,阿里巴巴設計了一個系統,以壓縮來自十字路口和實時GPS位置的視頻數據,使該市的交通當局能夠優化交通信號,減少老化的道路網絡的擁堵。「城市大腦」甚至為救護車提供了一個人工智能驅動的導航工具,操縱交通信號燈,在交通中開闢一條道路。

2019年10月,一位77歲,名叫Wang Fengqin(音譯王鳳琴)的農村居民在一條小河邊洗衣服時,失去平衡,掉進了小河。將她抬上救護車的醫護人員啟動了「城市大腦」的導航工具,當救護車沿着公路向蕭山第一人民醫院駛去時,算法確保他們必須經過的14個十字路口都出現了綠燈。在過去,前往醫院的路程可能需要近半個小時。據當地新聞報道,這一次,它花了12分鐘。醫護人員將她推入急診室,醫生將她肺里的水排出來。

我們找到了王女士的兒子 Li Dong(音譯李東)。他在母親出院回家後,宴請了20名同鄉,並分發了50美元的水果籃以感謝他們的幫助。直到後來,他才發現「城市大腦」在拯救他母親方面發揮了作用。他說:「我從未想到人工智能會以這種方式影響我的生活。」

在王女士發生事故時,「城市大腦」覆蓋了400個路口和600個交通燈。它被部署在8家醫院和18個急救站,已經使用了400多次,平均縮短了50%的急救時間。

阿里巴巴已向「城市大腦」實驗室注入資金,致力於完善和擴大其智能城市平台。該公司預測,通過先進的處理,「城市大腦」最終將擴大其算法,以涵蓋城市規劃、電力消耗和消防。從長遠來看,中共的國家規劃者正在推動智慧城市系統從更多樣化的傳感器網絡中吸收數據:不僅是相機和智能手機,還有二維碼閱讀器、銷售機、空氣質素監測器,以及用於在先進身份證中存儲生物識別信息的射頻識別晶片。

中共城市使其居民生活更方便的雄心正在增長。2020年,地方政府和公司在智能城市技術上花費了240億美元,到2024年底,這一數字可能會上升到約400億美元。

這篇隨筆寫道,就像新疆對維吾爾人的系統性壓迫一樣,杭州作為控制社會的試點地區,讓共產黨深入了解什麼能運轉,什麼不運轉。

挑戰西方

這兩個地方的實驗表明,「用來恐嚇和改造那些被認為抵制黨的權威的人的技術,也可以用來呵護和安撫那些接受其統治的人」。

這篇文章說,自從冠狀病毒(Covid-19)大流行爆發以來,中共監控國家的「雙面孔」的性質和習先生的新社會契約條款都被推到了聚光燈下。

現在,中共幾乎每個人的手機上都有一個健康代碼應用程式,跟蹤他們的旅行、疫苗接種狀態和測試結果,根據風險暴露程度分配一個顏色代碼。無人機和機器狗在住宅區徘徊,追捕那些不遵守隔離規則的人。

北京對「清零」的熱衷,已經將該國的GDP增長拖到幾乎為零,而數百萬中共公民則忍受着嚴厲的封鎖。但是,鑑於其他地方的冠狀病毒死亡率,該國的許多人還是樂於接受國家控制的擴大。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截至8月的數據,美國每10萬名公民中有315人死亡,而中共每10萬人中只有一人死亡。

習近平先生將人工智能和威權主義結合起來,在一個面臨戰爭、大流行病、經濟倒退和機構崩潰的時代,懸掛着安全和效率的誘人承諾。一個完美設計的社會的吸引力是真實的。這種模式的傳播程度不僅取決於習近平先生的野心和表現,還取決於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如何應對同樣的挑戰。

本文採編自李先生和林女士的新書《監視國》。該書將於9月6日由聖馬丁出版社出版。他們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

責任編輯: 方尋  來源:RFI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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