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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二十三日，一男一女的屍體停在紫禁東華門側，凌冽寒風中，幾個太監忙碌着為死者裝殮。
紫禁城東門竟成了停屍地，讓人驚奇。有人發現太監給男屍只穿了雙空靴子。
太監回答說：「鳳不裹頭，龍不裹腳。」
這對被稱為「龍鳳」的死者正是紫禁城的前主人－－崇禎皇帝和皇后周氏。
這是一個被時人認為「天崩地坼」的時代。四天前，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迎來人生的高光時刻。
他奔向皇宮，想見一見老對手，只發現被砍倒在地的袁妃和15歲的長公主。李自成感嘆崇禎對妻女太殘忍，命將二人送回宮調養。
他對崇禎並無惡感，甚至還有點同情。當有投降的明朝大臣為討好新主而罵崇禎時，李自成還痛斥這些大臣辜負崇禎信任。
但是，崇禎下落不明始終是個心病，李自成「乃懸令募獻者封萬戶侯，賞金萬鎰，首告賞金千兩」。
兩天後，終於在萬壽山發現自縊身亡的崇禎及太監王承恩。
也許是出於收買人心，體現天命所歸的氣度，李自成決定以帝王之禮安葬崇禎夫婦。
令人尷尬的是，李自成熱心，明朝官員卻很冷淡。
大明最後一科（1643年）進士之一，庶吉士周鍾在騎馬經過崇禎靈柩時，直接策馬而過，視而不見。
《甲申傳信錄》《燕都日記》等史料記載，在東華門側為崇禎裝殮時，在旁痛哭的明朝官員，僅兵部主事劉養貞一人。
滿朝文武百官，只有一個處級幹部為大明皇帝送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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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官員呢？他們很忙，忙着辭舊迎新，在大順朝謀個好位置。
其實，李自成根本不用禮葬崇禎收買人心，尤其是不用收買「官心」，大明官員的心大多已經站在他這一邊。
原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項煜的言行，頗能代表當時官員的心態。項煜是天啟五年（1625年）進士，在崇禎時期言辭激烈，以「諍諫」沽名，一副忠君愛國的形象。
崇禎十七年二月，項煜的門生黎志升在山西投降李自成並受到重用。隨起義軍進入北京後，黎志升力推自己的老師為相。
眼見有從廳級一躍到正國級的機會，項煜對大家說：「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
潛台詞是：反正節操都碎了一地，不如學習管仲、魏徵好榜樣，誰說忠臣不能事二主？
但李自成僅僅給了項煜一個從五品的太常寺丞，負責宗廟祭祀的清水衙門。項煜大失所望，後乘被派去祭祀泰山的機會，潛逃南方，想混入南明朝廷繼續為官，被驅逐。
另一位官員王孫蕙的演技更為高超。北京陷落前三天，崇禎召見時，王孫蕙痛哭流涕，誓言殺身成仁。
起義軍攻入北京，他安慰家人說：「不要怕，我早有定心丸！」找來一個竹竿，掛一黃布懸掛門外，上書：「大順永昌皇帝萬萬歲」。
不僅自己主動去納投名狀，王孫蕙還邀約無錫籍的同僚秦汧、張琦、趙玉森等人「同去，同去」，並鼓勵大家「方今開國之初，吾輩須爭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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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老油條如此，新人表現如何呢？
崇禎十六年（1643年），是明朝最後一科進士，崇禎選拔的最後一批「國之棟樑」。
結果，這批進士中不少人既不忠誠，更沒擔當，誰贏就幫誰，李自成來了降大順，多爾袞來了降大清，有的甚至成了「三姓家奴」。
明朝最後一個狀元楊廷鑒，南直隸武進人（今常州武進區），殿試時提出「取士先品行，而後文辭，用人貴朴誠而賤浮，競論邪正，不論門戶……」崇禎深加嘆賞，親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李自成進京後，他投降並被授予弘文院編修。清軍入關，李自成敗退，他乘亂逃回南方，降清但以病拒絕為官。
探花陳名夏，南直隸溧陽人（今常州溧陽市），明亡時為翰林院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事中。
先降李自成，再降多爾袞，為人圓滑的陳名夏在清初官場如魚得水，順治五年被提拔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三年後授弘文院大學士，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成了正國級大員。順治十一年因陷入「黨爭」被處死。
生逢亂世，身不由己。如果說楊廷鑒、陳名夏還有點被逼無奈的話，他們的老鄉兼同年、庶吉士周鍾就屬於「歡天喜地迎闖王」的典型了。
周鍾，南直隸金壇人（今常州金壇區）。北京陷落後，他專門到牛金星住所遞「門生帖」，上表稱崇禎皇帝「獨夫授首，萬姓歸心」，夸李自成「比堯、舜而有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
當有人認為李自成「殘殺太重，萬難成事」時，周鍾反駁說：「太祖初起亦然。」
翻譯成現代漢語意思是：革命哪有不死人？朱元璋最初造反時不也一個尿性？最後還不是成了萬人敬仰的明太祖。
崇禎死社稷，隨其殉國的大臣不到40人，入朝覲見李自成等待重新上崗的官員卻有3000餘人，時人感嘆說：「殺身易而就義難，殆非虛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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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最後一任首輔大學士魏藻德，崇禎十三年參加殿試時，崇禎問：「今日內外交訌，何以報仇雪恥？」
魏藻德對：「知恥。」
崇禎因此欽點其為狀元，授予翰林院修撰，不到三年即提拔為首輔。
李自成進京後，抓住魏藻德問道：「何不殉死？」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當年大談「知恥」魏藻德不僅沒有一絲羞愧，反而理直氣壯地回答：「方求效用，哪敢死？」
很多人覺得魏藻德作為文官領袖，無恥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這在明末是普遍現象。
明末是一個將道德標準推到極致的時代，卻成為了精英階層道德最為淪喪的時代。
士人所謂的「名節」已經成為一種政治資本與黨爭手段，官員要麼以「諍諫」為名訕君賣直，語不驚人死不休；要麼揮舞着「道德」的大棒互相攻訐，以道德完人的標準要求別人。
黃仁宇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用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端，在明朝達到了極致。萬曆五年，權傾朝野的張居正僅僅因為沒回家丁憂守孝，就被進士鄒元標罵為「豬狗禽獸」。
在某種意義上，明末的士大夫階層普遍成了「精緻利己主義者」，嘴上全是主義，心裏滿是利益。
既然理想信念的標準高不可攀，「正面典型」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必然滋生現實主義與功利主義，不為聖人，即為禽獸，青史留名還不如活在當下。
從實際利益出發，在一家一姓之天下，改朝換代無非是換個皇帝，文官集團等同於職業經理人，老闆是誰並不重要，大明亡還是不亡，那是朱家的事，關卿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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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改朝換代，明末士大夫階層這種玩法是遊刃有餘的。但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行程。
1644年恰恰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弔詭的一段行程。不只是改朝換代，而是天崩地坼，波詭雲譎，亡國亡天下，誰也想不到最終勝利者是滿清。
本來卸下道德包袱就可以成功，無奈歷史偏偏跟士大夫開玩笑：投降一次哪能行，亡國不在乎，那就亡天下吧。
也許老天在想，既然你們都這麼不在乎，那就多來幾次。
是為甲申三百七十五年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