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和鳳來儀聊，他提到了歷史宿命，他說就算重來100次，就算官員們知道會被李自成、劉宗敏拷餉，也不會給崇禎捐錢。
我認同這個說法，大明王朝早就陷入了猜疑鏈中，君臣之間毫無互信，誰也不會把家底交出來。
官員們絕沒有很多網民想得那樣愚蠢，不知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道理，他們不交錢可能死，但交錢死的更快、更憋屈。
表面上看，國難當頭，大臣們應該交錢，因為滿清或者李自成打來，他們誰也活不了，但問題是交錢就能活嗎？
沒人比官員們更了解明朝官僚體系、財政體系的腐敗，錢捐出去，大概率用不到實處，一定會被層層盤剝，1萬兩銀子有1000兩能到下面就不錯了。
大明朝廷，拿了錢也辦不了事，既然是無用功，捐錢幹嘛。
而且，皇上贏了就能保命嗎，恐怕死的更快。
秦制到了大明朝，已經登峰造極，秦制的理想社會，是一個沒有中間層，只有利維坦和廣大原子人的社會，形似一個潛水艇夾肉麵包。
秦制的目標，是消滅一切可能威脅朝廷的力量，包括但不限於貴族、豪強和富商。
朝廷的目標是將所有資源掌握在自己手裏，按照皇帝的意志進行分配，任何超出皇帝分配意願的財富都是不合法的。
官員們的錢，顯然是非法的。明代官俸很低，正七品縣令年俸大概20-30兩，一品官員也就100兩銀子，按照法定俸祿，大臣們能養活自己就不錯了，哪有能力捐錢，有錢捐那一定貪污了。
官員們當然不會主動暴露，所以崇禎一說捐錢，他們馬上哭窮，證明自己為官清廉。有的大臣甚至到街上賣掉鍋碗瓢盆，有的去賣棺材，表明家裏一貧如洗。
國丈周奎，是人盡皆知的富翁，也是一再哭窮，崇禎再三懇求，才拿出1萬兩白銀，這他都要找女兒訴苦，搞得周皇后拿了5000兩私房錢補給他。
國丈都不捐，還有誰會捐，最後捐款變成了一場鬧劇，大臣們你一個100兩，我一個100兩，滿城官員，加上周奎，捐了一萬多兩白銀。
官員不捐，商人也不會捐，他們太清楚「為國效命」的下場了。
當年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國庫窘迫，富商沈萬三想和朱元璋交好，主動出資修建南京城牆。
這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也是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結果朱元璋卻以「私通外番」，「驕奢僭越」的罪名將其抄家流放。
民間普遍認為，沈萬三被抄家是因為他說要包建南京城牆，引起了朱元璋的忌憚，朱元璋認為沈萬三富可敵國，威脅到了皇權。
沈萬三的案例表明，在大明朝露富是很危險的，天下只能有一個富人那就是皇帝，在朱元璋的制度中，商人是下等人，地位比農民和工人都低，連綢緞都沒資格穿。
商人們要想活下去，只能戰戰兢兢、悶聲發財。
明末工商業發達，有錢的商人不少，但在失去互信的情況下，他們寧肯向滿清偷運糧食（晉商），也不願給大明朝廷效命，無他，只為保命。
官員、商人還可以說是外人，那宗室呢，總該救救大明朝吧，很遺憾，也沒有。
明末的宗室，大多坐視明朝敗亡。
崇禎多次號召宗室捐錢，幫助朝廷剿賊，但宗室響應者寥寥。
崇禎14年，李自成攻擊開封、洛陽，當地明軍希望福王朱常洵捐錢補充軍用，福王卻一毛不拔。最後李自成攻克洛陽，斬殺福王全族。
宗室不是不清楚他們和朝廷是唇亡齒寒的關係，但是祖制不允許他們為國盡忠。
明成祖朱棣就是藩王造反篡權成功，所以後世皇帝對宗室防範極嚴，宗室可以領取朝廷的俸祿，衣食無憂，但不能隨意出城，不能和朝臣隨意交往，至於私養家丁，干預朝政，更是大罪。
崇禎年間，確實有兩個藩王想要協助朝廷，但下場都很慘。
如唐王朱聿鍵，想要鎮壓流寇，向朝廷借兵，崇禎擔憂他趁機叛亂予以拒絕，結果他竟然變賣王府財產，在南陽募兵數千，主動找流寇作戰，被打的大敗虧輸。
雖然輸了，但畢竟是為皇上分憂，總該表彰吧，但崇禎沒有，他立即以違反祖制為由降罪唐王，將其廢為庶人，囚禁於鳳陽。
另一個案例是周王朱恭枵，李自成攻擊開封時，周王變賣家產，懸賞守城官兵，規定「斬首一級，賞銀50兩，射死一敵，賞銀30兩」。開封官兵士氣大振，擊退了李自成的進攻。
捷報送到崇禎面前，崇禎並沒有感到欣喜，反而派欽差去監視周王府。
周王和唐王的前車之鑑表明朝廷寧願義軍做大也不願宗室行動，把宗室視為比農民軍更大的威脅。看到崇禎如此態度，宗室寧肯醉生夢死，也不願給朝廷奉獻分毫了。
看了這些案例，你還會覺得歷史重來結果就能改變嗎？無論重來多少次，官員、商人、宗室，還是不會救大明，這是大明朝的制度決定的，非個人能夠改變。
大明朝是比較特殊的王朝，別的朝代都有基本盤，漢有軍功列侯，唐有關隴集團，宋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清則是八旗。唯有大明朝，是一個防範所有人的朝代，將皇權的自私發展到極致。
崇禎和大明朝是確定因素，滿清和李自成是不確定因素，投靠後者能不能保命不知道，但為前者效命一定沒命，這是一個簡單的概率學問題。
最終大臣們做出了符合個人理性的決策，那就是降清。
西方也有類似的例子，七年戰爭，英法兩個霸主大打出手，兩國實力半斤八兩，軍力也互有長短，打到最後，兩國都債台高築，債務都達到了GDP的150%以上。
但最終英國撐下去了法國卻撐不住，一個原因是英國的國家信用更好，人們願意借錢給英國而不願借給法國。
光榮革命後，英國確立了議會對財政和稅收的控制權，政府借債有議會背書，且資金的使用過程和去向較為透明。
1694年，英國成立英格蘭銀行，為政府提供穩定的國債發行平台，使國家債務可以通過標準化的國債證券形式出售給投資者。
一系列制度保障讓債權人對英國政府的還債能力抱有信心。
相對英國，法國的信譽則很差，法國沒有英格蘭銀行那樣的國家信用機構，債務由國王個人信譽擔保，而歷史上法王多次違約，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都曾減記國債。頻繁的違約讓債權人普遍不信任王室。到18世紀末，法王再也無法籌集到足夠的資金。
之後，獨立戰爭爆發，法國支援華盛頓擊敗了英軍，但這次失敗並沒讓英國傷筋動骨，反倒是法國因為戰爭，債務問題進一步激化，路易十六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召開三級會議，最終引發了法國大革命和舊制度的崩潰。
在英國不是問題的政府債務在法國卻引發了一場革命，體現的是兩國政府信譽和金融體系的差距。
明朝與法國的專制王權揭示了一個歷史宿命，一個與所有人為敵，毫無信譽的王朝，在順風局中還能生存，一旦碰到逆風局，必然會在孤立無援中走向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