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子訴朱軍性騷擾案二審在8月10日於北京市一中院開庭。庭審結束後，弦子在法院外向前來支持她的人們再次念出了她在庭上的發言。
弦子在發言中說：
在2014年報警的時候，警察告訴我的父母，因為朱軍的社會地位，我應該放棄報警。在2020年本案第一次開庭的時候，法院告訴我卷宗里的監控錄像、筆錄都無法調取。在2021年的判決書里，法院說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而我提供的證據不足。今天是本案的二審開庭，也可能是我的最後一次開庭，我已經在法庭上反覆陳述過事實，這一次，我想向法院提問：
在封閉空間遭遇性騷擾的女性，她沒能預料到性騷擾的發生，沒有錄音錄像，沒有與對方反抗扭打。
那她要怎麼證明自己遭遇過性騷擾？她能否只能忍受這一切，假裝這一切沒有發生？
……
我無法自證自己的誠實，自證自己的痛苦。
……
21歲的我選擇報警，25歲的我選擇起訴，都是在向司法部門尋求救濟，並相信作為一個公民，我理應獲得公平。
我相信公安應該第一時間做出調查，應該妥善保存證據，依照法律給報案人回復；
我相信法院至少應該意識到在職場性騷擾的複雜性，意識到我與朱軍、與央視、與公安存在權利地位的不平等，儘可能調查證據。
至少對封閉空間的指控人進行問詢。
我想法院至少不應該像一審一樣，聽完雙方的陳述，回絕調查的請求，就立刻作出判決。
……
我想說的是，司法系統並不天然具有權威，法院的判決並不一定就等於真相。當我們作為公民，向法律尋求救濟的同時，也是受害者出於信任，將審判自己身體、審判自己記憶的權力交給了法庭上的陌生人。這份信任並不憑空而來，每一個手握權力的人，應該用自己的行動來掙得這份信任。
權力應該讓弱者得到幫助，否則就不足為正義。
失敗的結果固然使人痛苦，但需要接受審問的並不僅僅是我。
法律不由法條、文書、法官組成。法律由程序的正義、求真的探尋構成。法律的真義是否存在，取決於每個身處其中的人，是否抱有對公平與道德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