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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到泰國!從文革到計劃生育 最後的稻草是封城

2022年5月3日,上海因封鎖期間,居民坐在一扇鎖著的大門後面。

「「時代的一粒灰,只有落在你自己或者你家人頭上,才會成為一座山。」」

進入5月,95後張明發現,過去一些敏感話題,開始慢慢在家庭內部脫敏。

比如台海問題。過去,父親張立達總是振臂一呼或雙指扣桌:「打!必須拿下!」現在,他的觀點是:同胞當然不能打同胞。

再比如面對疫情,父母曾是堅定的「清零派」。過去一年,張明最熟悉的一個場景是:在位於杭州上城區的家中,在那個他自稱「大得能打羽毛球」的客廳里,母親向莉靠在沙發上刷抖音,父親張立達側臥在一旁的貴妃椅,通過手機看股市行情——65寸的液晶電視,滾動播放央視新聞頻道關於美國、歐洲的抗疫新聞。「國外死那麼多人,就是躺平!」

一聊到「清零還是共存」,張明總和父母吵得不可開交。但如今,母親的態度是:「清零的次生災害,誰來負責?」父親則會說,「說國內防疫好的,看看上海的現狀吧。」

在張明看來,讓父母態度徹底出現「大轉彎」的,是封城期間舅公經歷的一次意外。4月23日,上海浦東新區政府下發通知,要求對區內的封控片區、樓棟實施硬隔離措施。所謂「硬隔離」,即用鋼條、金屬圍欄、圍擋焊死有陽性病例的單元樓。

因為同一棟樓頭天晚上發現兩例陽性,張明舅公所在的浦東某小區當即被硬隔離——即原則上不允許樓內居民外出,包括就醫。舅公有一子一女,女兒在加拿大當家庭主婦,兒子在蘇州上班,因為疫情管控進不去上海,為舅公請了一位日常看護。但因為上海嚴格的防控政策,看護進不去舅公家,從四月初浦東封城起,舅公的日常起居,全靠幾個好心鄰居照料。

24日晚,舅公「心臟突然堵得慌」,找了半天也沒找到治心臟的速效藥——那天正好斷藥了。他趕緊給鄰居撥電話,鄰居想辦法向同一棟的一戶人家借了幾粒速效救心丸,才讓舅公轉危為安。

向莉用「簡直胡搞」來形容這次意外。「之前看到有人發上海人在封城期間的悲慘遭遇,我還不信,直到老舅快被隔離政策搞死了,我才發現那些人間慘劇都是真的。」

舅舅出事後,向莉時刻關註上海的防疫政策,生怕哪天「一個拍腦袋的政策一出,又是折騰大一批普通老百姓」。張立達安慰妻子,「你急也沒用,咱們眼下能做的,只能是自求多福。」

張明說,自從舅公經歷意外,父母房間的燈「經常通宵亮着」。「我爸天天想着把銀行里的錢一點一點取回家,我媽就一直刷手機看新聞。」張明也感覺到父母在觀念上的明顯轉變:花時間看今日頭條的時間少了,拉着兒子幫忙下載vpn,花時間看/聽所謂「敵台」的時間多了,比如紐約時報中文網;不再積極下樓做核酸,「做那玩意沒什麼用」;會特意叮囑張明「你在外網看到什麼新聞,記得截一下屏,我們也想看看」……

直到6月2日,也是上海解封的第二天,向莉和張立達第一次向張明打聽移民的事。

那天,程式設計師出身的張明剛回到家,一推門,就聽見父母問話:「最近有諮詢移民中介嗎?」「現在移出去是不是比以前更難了?」「如果你出去的話,可以帶上我們嗎?」

2022年7月1日,上海,人們戴着口罩走過一道屏障。

順從它,適應它,最終你就會習慣它

在外人看來,張明生活優渥。一個佐證是他位於杭州中心城區上城區的家——那是十三年前、他初二時,父母買下的江景「豪宅」:150平米的房子被分成四個房間,除了父母的主臥和自己的小房間,張明還擁有自己的一個書房。

在全家來到這個江景房居住之前,父母在九十年代末,各自從所在單位分到一套房。自張明出生起,一家三口就住在母親單位分的70平米的兩房一廳,「據說只花了幾萬塊。」等到張明讀初二,父母決定買新房,父親把單位分的房賣了,倒騰出了「一點錢」。當時均價是1.3萬元/平米,如今已是翻了五倍的6.5萬/平米。

從小,父母就教育張明要「聽老師的話」,「為學校爭榮譽」,「早點融入集體對你以後有好處」。父親張立達是土生土長的杭州人,退休前在機關單位從事人事方面的工作,一向是公司的「五好員工」,「黨員先進模範」。「你爸就是管人事的,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就是和諧相處,中國社會只有你去適應的份,沒有它反過來適應你的道理。」這是張立達經常跟張明說的一句話。

張明記得,小學開家長會時,父親張立達總穿白襯衫、黑西褲去學校。「班主任也是個勢利眼,一看我爸就是機關幹部,於是有意無意打探他的職位,『您哪個系統的啊』、『您是科級還是處級啊』、『您電話多少,我記一下……』」張明說。那些時刻激起了父親對「體制」的深刻認同,也成為他交際時一枚隱而不見的勳章。

在張立達看來,這枚勳章象徵家庭出身和社會地位。「我小時候文革差不多結束了,但老聽我父母說出身、成分這些事。後來我才知道,在中國,成分是相當重要的——我父親是貧農,到家裏有地的母親家『倒插門』後,母親才『家憑夫貴』——如果被劃成地主階層,你一家子就完了。」

張明的母親向莉出生在上海一個普通家庭。她還記得當年第一次去男友家吃飯時,未來公公在圓桌上一邊喝茶,一邊看似無心地問:「長挺漂亮的,家裏幹什麼的?」向莉當時一愣,沒答上來,幸虧張立達為她解圍,「她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出身不錯的」,才換得公公一個安心的微笑。

向莉在杭州讀了大專後,就留在那裏工作,如今已經退休。退休前,她在事業單位做行政,平日裏最愛玩抖音,朋友圈遍佈歲月靜好式的「九宮格」照片矩陣。和丈夫一樣,向莉對體制的印象是:它會帶給你很多好處。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分房。她依然記得當年戴着黑框眼鏡的行政經理走到自己辦公桌前,遞來一張職工分房信息登記表,「簽個字,你就有房了。」

向莉經常回憶起福利分房的「好年代」——在客廳沙發看電視時,在後陽台洗拖把時,在主臥梳妝枱打扮妝容時,張明都不止一次地聽母親叨嘮過,「不在體制里,我們現在能有這條件嗎?」

張明從小在父親那裏學到的是「適應中國社會」,在母親那裏聽得最多的一句話則是「別抱怨」。18歲生日當天,向莉向張明送了一份成人禮:美國作家威爾·鮑溫寫的《不抱怨的世界》。

「我媽老說,抱怨沒有任何意義,只會增加自己的煩惱——在一個抱怨解決不了所有問題的社會,你與其抱怨,不如順從它,適應它,最終你就會習慣它。」張明說。

出了事別說話,也別圍觀,趕緊逃離現場

從上大學起,張明就習慣在飯桌上「抱怨」,一張鋪着方格花紋的飯桌,也成了一家三口這幾年觀點交鋒的「主戰場」:讀書時,張明抱怨評學分遭遇不公,張立達會告訴他「自己問心無愧就行」;畢業後,他在互聯網大廠常年996,張立達和向莉心疼他,夫妻倆總會在晚上十點準時去廚房一通忙活,做幾道宵夜給兒子備着。家裏的門是密碼鎖,每次聽到兒子在門外摁密碼的「滴滴滴」聲,夫妻倆就趕緊把熱菜端上桌,有時還不忘嘮叨幾句,「早知道這麼累,還不如聽我們的話,當初考個公務員。」

退休後的向莉喜歡在小區里串門打麻將。有個鄰居的兒子在市財政廳上班,「她摸一把牌,就夸一次兒子」,這讓向莉感到不適,「後來她一夸兒子,我就去倒水或者上廁所。」向莉說,絕大多數60後對體制都有種執念,「哪怕你賺得再多,你不在體制內,也稱不上鐵飯碗。」

在問答網站知乎上,「如何評價60後這一代父母?」問題下方點讚最多的回答是:

「他們懂得自我犧牲,懂得付出和奉獻,不懂得什麼是放手。所以勞碌一生,也不懂到底什麼是真正的幸福。」

有網民分析,60後父母出現以上情況,是因為他們是「最苦難的一代」:「生在新社會,長身體時遇上三年自然災害,讀書遇文革,工作遇到上山下鄉,結婚遇到價格闖關,生娃遇到計劃生育,中年遇到國企下崗,退休遇到醫療改革。」

每一段經歷,都讓這些接近退休年齡、或已經退休的60後篤信所謂「中庸之道」,堅定認為「不抱怨」才能「守得雲開」,「不添亂」才能「安穩過日子」。

責任編輯: 劉詩雨  來源:端傳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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