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夕的「進步青年」
這是同事從北京地攤上淘到的一本36開的日記本，由公私合營上海文化紙品廠生產，標價35元。150頁的條紋本，主人寫了三分之二，字數在十萬字左右。日記始於1966年2月22日，終於同年10月23日，歷時八個月。較長的停頓在3月2日至5月20日之間。作者給出的理由是「手太懶」。日記完整，無一頁破損或撕扯。我猜測，這本日記以廢紙出售，後被有心人揀出，最終流入收藏市場。
日記主人是北京化纖學院大一學生，一個有文藝愛好的青年，與中學同窗有過一段朦朧情愫，但越來越濃烈的革命氛圍改變了一切。讀這本詳實的文革日記，可以看到中共建政後是如何通過洗腦，將渴望進步的青年變成革命暴民的。當下中國正由這樣一代喝毒奶長大的人掌控，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他們的權力人生詞典里沒有妥協、認錯、寬容這些詞。寫日記的人若健在，正處於66歲左右的權力之巔。
若無意外，主人與及日記里出現的同齡人也當健在，故隱去日記主人的真實名字，僅以H代替。與其相關的人，也以其姓氏聲母指代。若當事人湊巧看到這篇小文，請與作者聯繫。
閱讀這本筆跡清晰的日記，我有重回歷史語境的興奮感。一個渴望上進的男性青年，在1966年這大半年裏的所思所想所為，完整地描繪了時代的圖景。一個非團員如何完成通過靈魂深處的思想改造，「進步」為一個狂熱的革命造反派，外出串聯，南下廣州，西至新疆，尋找革命的路徑。他時刻想着被組織認可，積極表現，最終進入主流。他加入「莽崑崙戰鬥隊」，為的是捍衛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將矛頭指向化纖學院文革工作組和紅衛兵總部——因為他們「執行的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中共在1949年建政後，即照搬蘇聯教育模式，大力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思想控制是其基本特徵，每一個渴望在社會上立足以及有所作為的青年學生，都不得不進行自動洗腦。渴望儘早被組織接納，成為「革命接班人」，幾乎成為他們最重要的生存本能。
日記中的主人公，天然地被革命所裹挾，立志做一個毛澤東的好戰士。他幾乎是自覺地閹割了獨立思考的天性，無條件地服從領袖的指令，從中獲得崇高感和人生價值。
身為大學生，他首先要表明自己的感恩之心：「我之所以上大學，完全是由於黨的培養，自己出身於工人階級的家庭中，上大學在過去又怎麼可能呢？既然上了大學，就要好好為無產階級爭口氣。」
按照那時的理論，毛澤東著作是改造世界觀的武器，所以，對「毛選」應有的態度反覆體現在日記里：開篇便是效忠——「雷鋒、王傑、麥賢德、焦裕祿等英雄，他們之所以那樣忠於革命忠於人民，以至於把自己的生命獻給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都是由於他們活學活用主席著作的結果。毛澤東思想不僅可以解決思想上的問題，而且可以解決生活、學習、工作等方面的問題，主席思想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又得到一本毛選」後，H寫道：「紅色的皮里印着句句真理，自己看後愛不釋手。」
他給自己確定了一個學「毛選」的原則：「不圖數量多，而要見效，真正能解決實際問題。」
接下來，便是活學活用的例子：
測定鋼樣中錳的含量，準確度差，他通過學習《關於重慶談判》中毛的論述：「事情是複雜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決定的。看問題要從各方面去看，不能只從單方面去看。」找到三個原因：資料不充足，缺乏研究；耐心不夠；時間掌握不準確。
食堂就餐，發現同學丟的菜和飯粒，他立即和班委會幹部溝通，在黑板報上撰文批評，並「找了毛主席語錄讓大家對照着學」——「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鬥的時間，其中包括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然後反省自己的不節約行為：用水不注意，用紙不注意，用粉筆不注意等等。
H應該是體育委員的角色，他負責統計班裏同學的長跑情況。那時候，長跑往往設定目的地，比如從出發地到首都北京、革命聖地延安井岡山什麼的。他們班一天要跑28公里，當同學們問他距離目的地還有多遠時，他隨口答出：2000公里。後來，有人建議用尺子在地圖上量，H量後發現僅有600公里。這樣，再用兩周時間，他們班就可到達目的地。要是不量，就會糊裏糊塗跑下去，頗感慚愧的他找到了「毛選」：「胸中要有數，這就是說對情況對問題要注意它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分析。」
日記里的另一個主題是要求進步，加入共青團組織。
H有自覺地站隊意識，他把自己看作革命隊伍里的一員，時時刻刻為組織考慮。他對班裏的體育鍛煉現狀不滿，認為三分之一是隨大流的，比較落後的「只限於早操鍛煉二十來分鐘，下午不鍛煉，推一推動一動」，屬於「落後分子」。他決心按照毛選的教導，「憑藉這批骨幹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後分子」，「在班內形成廣泛的自覺的為革命而鍛煉的高潮」。他如此表態：「我不是一個共青團員，但是我要以一個共青團員的標準去要求自己，處處，事事，時時都要嚴格地要求自己，在任何工作中起骨幹作用，起帶頭作用。」
在參加共青團員迎接「毛選」儀式時，他感覺自己也和他們一起宣了誓，他發誓：「只要爭取組織幫助，好好學習主席著作，做好工作，朝高標準要求自己，為共產主義踏踏實實地干一下，一定會加入組織的。」接下來的表態，虔誠里有點兒悲壯色彩了：「思想改造是長期而艱苦的過程，自己一定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干到底，干到老，干到死。自己決定，以後把主席語錄天天放在身邊，隨身帶着有空兒就看，好好地利用這一武器改造主客觀世界。」
時隔兩個月後，他在5月20日的總結里這樣表述自己在政治上的進步：
一、通過學習焦裕祿和他對比找出自己的差距；
二、對照學習毛選，有利於改正缺點，有利於進步；
三、通過十天的勞動，培養了自己不怕髒不怕累的勞動觀點；
四、通過批判吳晗和「三家村」的文化大革命，對階級鬥爭有了進一步認識，對欣賞文藝作品有了啟發，應政治與藝術兩條標準去衡量其好壞，明確了突出政治是一切的根本，明確了紅與專的辯證關係；
五、要注意艱苦樸素，儘管自己沒有有意識地追求穿什麼，可給同學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在這份總結里，他特別談到自己文藝生活的消失，唱歌，樂器，全生疏了，「我的文藝生活就這樣漸漸地消失了嗎？」他認為是環境造成的，「我相信畢業後還會在文藝上活躍起來」。
他用了很大篇幅講述與一個女同學的思想鬥爭。本屬中學同窗，因愛好文藝和各自的小資情調相互走近。按照當時的階級分析法，她出身小資產階級家庭，虛偽，不願跟大家交心。他們因為交換日記而發生衝突，一個渴望革命的男子與一個講究生活格調的女子，因為同學朋友和組織的介入，兩人的「私事」變成了公事，最終水火不相容，H看穿了「虛偽的小人」，但在組織的幫助下，決定好好幫助那個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女子「進步」。
中學同學相繼入團甚至有的已經申請入黨，H不免有點着急：「自己是落後了，不僅落在他的後面，而且落在許多人的後邊，這樣下去，不難設想會落到時代的後邊，自己以後要奮起直追迎頭趕上，做個又紅又專的學生。」
日記給出的時代場景就是這樣，每個人都不由自主進入革命的攪拌機，渴望被新政權認可。出身革命階級的人，天然地對這個制度感恩，並躍躍欲試想做時代的主人。被革命閹割的青年，喪失了反抗意願，他們的熱情都被用來燒開了革命大鍋里的水，燙死了敵人，同時燙傷了自己。
一個高亢、枯燥的時代，每個人都自覺不自覺的交出了靈魂，把自己變成聽話的玩偶，甘心情願成為最高權力鬥爭的小卒子。
與人鬥其樂無窮
正因為H非叱咤風雲之類的角色，其心態和行為才更有標本價值。
H是一個希望推倒既定秩序、躍入歷史主航道的「社會主義新人」。
本因渴慕小資氣味而親近，終因性格和階級衝突而拋棄第一個準女友，他以為自此完成了向無產階級立場的進化。從此，樂於在被新政權裁定為「改造對象」的同學面前炫耀自己的階級出身，他明白自己的敵人就是這些「剝削階級」的後代。革命給予H翻身做主人的勇氣，原本自卑的心態一變而為優越感，他自覺可以斜睨這些曾經高不可攀的人。
他的一系列舉動無非是要證明，這個時代必須重整秩序，將現有的人際層級顛倒過來，而自覺只要跟緊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就能成為人上人。效忠領袖是為了獲得利益，他非常明白。所以，他的自始至終濃烈的效忠般的表態，發自企求「翻身」的內心，絕不可以簡單的投機視之。他憑藉生存的本能抓住了機會，這也是他唯一的機會。
在「文化大革命」的演進過程中，毛澤東是一步步掀開自己的底牌的。而H是憑靈敏的嗅覺嗅出了正確的方向。
從批判「壞文章」開始，他逐步走上了一條推翻舊秩序的道路。
1966年6月2日，聶元梓等七名北大學生造反後，H所在的化纖學院學生「紛紛寫信給北大同學，紛紛寫大字報」，「一天就寫了八百份」，揭露本院的錯誤路線，他也寫了一份，並貼在校園裏。「文化大革命從現在起，在我院才算是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我在這次運動中應走在前頭」。
第二天，做物化實驗的他，見同學都在寫大字報，便「坐不住了」，寫信給《人民日報》，系統揭露學院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所存在的「方向性」問題。「從上午打底稿至下午四點來鍾才結束，共寫了十三頁作文紙」。他在給幾個同學看過後寄出。「同學們的革命熱情更高了，僅今天又張貼了幾百張大字報。同學們紛紛要停課，停考，開車去北大聲援北大的同學。」
他注意到教師們沒有行動。「也許是他們有顧慮吧！但是時間一長，他們認識到這個問題，一定會站出來的。」
教師第三天就站出來了，令H沒想到的是，站出來的教師在大字報里卻認為應把鬥爭鋒芒指向院外的「黑幫分子」，「阻止同學揭發院內的問題」。「我覺得他們是不革命的」。
這一天下午，毛澤東下令改組北京市委，彭真、劉仁、宋碩、陸平等被打入冷宮。聽到新市委的指示，H感嘆：「毛主席真是偉大」。「我一定打消顧慮，給院領導提出資封修的壞東西」——原文如此，意思自可明白：他要揭露學院領導的封資修行徑。
第五天，食堂里也貼出了許多大字報。「看了後真是大快人心」。見輔導員揭露系領導黃某的大字報「講得不深不透」，H決定「從一年級開始一直寫到現在」，他執筆從十二點寫到下午二點半，一直寫到吃晚飯才算完成，羅列了二十八條罪狀。「儘管比較忙，但心情是愉快的」。
第六天，紡織工業部派來「工作組」，開完歡迎會，「同學的熱情更高了」，「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大膽揭發，敢於革命」。
第七天，一些教師貼出大字報，向造反學生發難，「同學們簡直就要把幾個老師圍起來動手了」，經工作組調解才解圍。H斷定這些教師中有「保皇派」，「他們一定會被揪出的，勝利一定屬於正義的人民」。
第八天，H開始懷疑「工作組」的立場。因為他們不在學生食堂吃飯，也不和學生住在一起。他在琢磨，如果「工作組」不能滿足造反學生的要求，「就給市委或黨中央去信」。
三天後，他寫信給市委第一書記，揭露學院的問題，並把信送到市委。
這天下午，郵電學院和政法學院的宣傳隊來校內動員學生造反，一徐姓教師當場揭發化纖學院是黑幫分子和修正主義分子控制的天下，呼籲解散黨委成立新支部和革命委員會，讓大家聽他的，「同學們以身體保護他」。
自認都是「左派」的參會者，協商達成二個意向：一班派一人去新市委請示派新工作組；組成護校隊，保衛學校。
H自然去了，他正好把寫給市委第一書記的信送過去。
事情就這樣升級了。等他回來，「聽說右派打了左派，罵左派，給左派貼了許多大字報」。指責「左派」陰謀推翻黨委，原來是徐姓教師交待的。H也被指為「黑幫的打手」。H哀嘆「『左派』處於低潮，一年級、二年級幾乎沒有發音、寫大字報的，發生了沉默。」
第二天上午，H發現那些「『右派』、『保皇派』」「趾高氣昂，走路都抬着頭和前兩天截然不同」。
「前市委是修正主義的，我院肯定是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現在又不引導揭發，怕揭發自己，轉移鬥爭的鋒芒，怕引火燒身，這就證明有問題。」下午，在學院王部長的定性講話後，「左派」們立馬揚眉吐氣，把所有火力集中對準黨委宣傳部副部長、二年級指導員揚祖倫——「大字報一張一張地貼了許多，把他的名字畫叉，有的把他的名字倒寫，真有意思。今天一天的大字報完全是針對院領導的。」
H當天又寫了兩張大字報：一張揭露團委的檢查是轉移視線；一張揭露其檢查書故意在「主席思想」前不加「偉大」二字，屬於貶低領袖的罪行。
這天晚上，到了九點半，H還是想上樓看大字報。卻看到了同學們鬥揚祖倫的場景。「人越來越多，問的問題也越來越多，他終於說出錯話：『我們怕群眾革命。』大家繼續問：『怕革誰的命？為什麼？』他停了十五分鐘也答不出來。後來工作組的同志來了，讓揚反省。大家在社會主義好的歌聲中勝利了。揚的臉黃了。後來把他帶入小屋反省。」
接下來的幾天，便是一連串的批鬥。
「上午鬥張琳，她的確夠狡猾的了。最後把她送到小屋裏反省。讓她別靠窗子，以免跳樓，她卻大聲說：『共產黨人不跳樓！』同學大罵她不要臉。」
「上午同時鬥了陳佩文和蘭院長，結果和張琳一樣頑固，看來『保皇派』內部有攻守同盟。」
「今天一天過得比較平靜，沒有大斗幾個人，只是在下面分小組鬥過幾個人。這幾個人的態度也是不老實。」
H還給班團支部書記寫了大字報，指其為「保皇派」，目的是「給她一個壓力，讓她揭發問題。」
在這樣的氣氛里，當權派成為學生公然取笑的對象。學院黨委侯書記回校，造反學生「伏在窗子上高呼口號」「夾道歡迎」，侯「自己扛着行李一搖一晃」狼狽地回到住所，學生不許他乘汽車。
「鬥爭就是生活，你不鬥它，它就鬥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滅它，它就消滅你。」這是H在6月21日抄在日記本里的大字報內容。
6月24日下午，六個班一起組織鬥李姓女教師。H在日記里說，會場佈置得如同法庭，「這次打倒了她的威風，她老實了一些，交待出一點兒問題。」有人用黃紙做了一面旗子，上書：李某，老實交待，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逼迫她念一遍，然後打着旗子離開。
晚上，群情激奮的學生決定鬥揚祖倫，H把他帶到教室。造反者提出一個一個的問題，他全不回答。最後答應第二天下午二點半回答。造反學生做了一面旗子，上書：我是黑幫分子，頑固不化。逼迫他念了一遍，打着旗子離開。H在日記里寫道「今天的幾次鬥爭都是比較順利的」。
造反學生決定用發明的旗子打掉院領導的威風，他們做了許多面小旗子，上邊寫滿各類人身侮辱的話，「一群同學等着，來一個黑幫分子發一面旗子，讓他們高舉旗子去食堂吃飯。」
有些教師看不下去了，招貼了一封公開信，指出謾罵、畫漫畫、打旗子等做法與中共的方針政策相違背，應該改變。H對此反應激烈：「對敵人就應該施行專政，革命是暴動，不能那樣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工作組勒令教師收起了大字報。
6月27日，造反同學在宿舍傳閱「黑幫分子」的日記本，H對其中的男女關係頗為好奇，「我也看了女方的日記，他們幾乎每個星期日都出去談心。」
在6月29日，H寫道：「這一周以來沒有鬥過一個人，只是收集材料，材料充足以後就給他們黑幫分子定案了。」
7月1日晚上，學院召開慶祝中共誕辰大會。黨委負責人提出：主要矛頭應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舊知識分子也要整，但要放在後面；對於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舊知識分子，要儘可能地團結他們。他還指出：做革命接班人的五個條件，最根本的還是學好主席思想。
H對「做革命接班人」極有興趣，「我應該在這次運動中接受考驗，接受鍛煉，在鬥爭之中逐步地向五個條件進軍」。「今天是黨的四十五周年紀念日，自己一定在今後永遠聽黨的話，永遠跟黨走，讀主席的書，做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H的生活除了吃飯、睡覺、游泳，就是「革命」。下車間實習都是敷衍了事，也沒人敢管他們。在這個發燙的夏天，他的一切都改變了。
在奪權的漩渦里
毛澤東為前北京市委定案，斥責其執行的是一條「修正主義路線」，企圖「和平演變」。7月3日，中共喉舌《紅旗》雜誌發表社論稱：發動群眾，用群眾運動的方法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偉大的創舉。
H在當天的日記里寫道：「讓我在新的一周里，好好地遵守作息制度，好好學習社論，積極參加討論，把自己的一切投身到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中去吧！」
第二天，他就投身到為黑幫定案的鬥爭中來。首先核實黨委副書記侯希如的材料，在H看來，侯跟前北京市委官員宋碩關係密切，「足足夠個黑幫分子，他是黨內十足的資產階級當權派。」
第三天，討論副院長郭啟明的材料。罪狀有「依靠學者、權威辦學」，「辦豆腐房，讓資本主義經濟復辟」，「貪、懶、饞他都占，歪曲主席指示也有他，總之，他足夠個黑幫分子的」。
第四天，圍鬥教務處代理處長高思淵。「高是現行反革命，出身惡霸地主，他的父親被鎮壓，他不滿無產階級專政，為他父親翻案。有意識地破壞『四清運動』，不讓群眾鬥地主。他真正是鑽到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我們一定要全院革命師生共討之，把他鬥臭鬥垮。」
在當天晚上的青年同學「生活會」上，H總結自己學習「毛選」的收穫是：「加強了階級分析的觀點：看一個人、一件事，不能只看這個人的外表和做事，而應看他的階級立場，看他的本質。」
第五天，為女院長定案。有人說她糊塗，是跟別人跑的。H認為，「她是有目的、有意識、有組織地對抗這次觸及人類靈魂的革命。」他給她羅列的罪行有：在「『毛選』講用會」上講黑話，將「四清運動」神秘化等等。這天下午，為高思淵定性：階級敵人，專政對象。
H興奮地寫道：「很長時間沒有寫大字報了。今天晚上和Z一起用主席的話分析高的事，寫了幾張。以後自己應抓時間寫大字報，帶着主席思想去寫大字報，去看大字報。」
第六天，討論宣傳部副部長揚祖倫的材料。揚實幹肯干，對工作兢兢業業，被一些同學稱為焦裕祿式的幹部。在H看來，這只是表面現象，出身地主家庭，沒有經過長期的思想改造，揚的階級立場並未改變，「怎麼能這麼快入黨，又當上院宣傳部副部長？」
H在當天的日記里，還寫了對組織部部長張琳墮落一事的感想：出身工人家庭卻走上錯誤道路的原因在於，「不注意思想改造，不學毛著。」
在這一段時間，H還看了一系列「革命電影」。第二次看完《東方紅》，他寫道：「進一步了解我們的黨確是光榮、正確、偉大的，我們的領袖毛主席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看完《罪惡的地主莊園》《不忘階級苦永記血淚仇》和《奪印》後，他表示非常氣憤：「在舊社會，地主資本家的統治與壓迫是相當殘酷的，如果不是解放，決不會有現在的面貌，而我也上不了大學，這些都是新社會的好處。」
7月12日，H早上五點起床，七點參加鬥爭高思淵大會。他覺得鬥垮鬥臭了敵人，「他從七點一直站到下午二點，當他有些不老實時，群眾大聲斥責他，讓他低頭，用手按他脖子讓他低頭。結果他的威風一掃而光。」當天下午，H所在班「出身貧下中農、工人和革命幹部的同學」一起開座談會，H在會上表示：「一定要讀主席的書，聽主席的話，照主席的指示辦事，做主席的好學生，永遠革命，永遠向前，爭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
7月16日，H一天都在和兩個同學寫批判侯希如的材料，「文章寫得夠長的，鋪的面也夠寬，侯的各個方面幾乎全批了。」
7月19日，H參加化工12班的「毛選」交流會，他的感觸是：要善於抓自己的活思想，從小問題上看大事。
從7月23日開始，一連三天，他參加了批鬥侯希如的大會。第一天有32人發言，第二天27人發言，第三天也是27人發言。「我院對當權派的鬥爭打響了第一炮，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真正體會到主席講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幾天後，當參加四清的同學返校，「打」的革命暴力便自然發生了：返校學生中有一些人是所謂的「小牛鬼蛇神」，立刻就給戴上牌子，不服氣的，就大聲呼口號。晚上，造反學生便動手打「黑幫分子」，「打了也就打了。以後注意點就是。但歸根到底還是黑幫分子他們自己造成的。」
在火熱的革命之餘，H也有自己的心事。他看上了女生L，「她對我如何我是不知道的。」這個傲氣、有小姐脾氣的女子，H覺得很難接觸，便勸自己「不可胡思亂想」。但他又時常想起人家來。經過一番打探，他知道了其確切情況：出身比自己好，家庭比自己優越，其母親經常來信幫助她「進步」。有一件事頗有意思：父母遵囑將奶奶土葬，她反對「搞封建迷信」，公開抗議。他原以為她是一個「玩玩鬧鬧不考慮進步的人」，現在知道，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改變尤其大」「已經申請入黨」。而「她的性格太要強，個人意見第一」，他權衡再三，決定關閉多情的心扉。
另一件事，說起來非常小，家裏寄來十元錢讓他買一條秋褲，他卻犯難了：是買一條好褲子呢，還是買一套「毛選」四卷？「買褲子可以穿，因為自己淺色的褲子少，而買『毛選』可以看，可以改造思想。」第二天，問題就解決了：他決定買「毛選」。「穿一條好褲子沒有什麼用。」
這段時間他看的唯一一本文學書籍是《歐陽海之歌》，「要用零星時間看一遍，以後再仔細地讀，真正地受到教育。」
他也有寂寞的時候，北京同學周末回家，宿舍里孤身一人時，他難免想起家鄉父母，他只好用睡覺抵禦革命的寂寞：「晚上很早就回宿舍去了，心裏亂得很，很早就準備睡覺。」
毛澤東的「紅衛兵」
毛澤東決定撤走劉少奇集團向各單位派駐的「文革工作組」，親自指揮這場奪權革命。他接見「文革」積極分子，鼓動成立「紅衛兵」組織，並自認「總司令」。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起來了，原有的政權體系迅速癱瘓，進而搖搖欲墜，中國進入極端恐怖的暴力革命時期，一個最黑暗的時代來臨了。
這年夏天，官方做出決定：暑期不放假，讓被煽動起來的學生繼續「革命」。
在這樣的形勢下，學校被迫派車送造反學生去各高校參觀「取經」。H去的是北大，除此之外，他還四處打探，感受「革命」氛圍。他在北大、二外、廣播學院等校看到熱火朝天的場面，「鬥爭是激烈的」「激烈的大辯論」，「大字報貼的很多，對黑幫分子管得真嚴，勞動改造進行得很好」。也看到造反陣營的分裂，他表示：「不管發生什麼情況，都要勇敢地站在革命的一方，不怕孤立，不怕扣帽子，不怕諷刺、譏笑。」
聽說外地群眾「革命」起不來，天津處於無政府狀態，許多激進的造反學生來北京觀摩。H非常着急：「實在想到外地宣傳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毛澤東思想。」
三胡下台（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團中央改組，H在團中央門口看到「人們紛紛高呼口號、敲鑼打鼓前來祝賀」。「他們企圖把共青團辦成全民團，不實行階級路線，歪曲『重在表現』，與毛澤東思想唱反調。」
紡織工業部卻是一副溫吞水的氣氛，「貼的大字報倒是不少，可是口氣都是和風細雨的，給部長、黨委提意見都是商量的口吻。」H很不滿意。由此聯想到化纖學院革命的狀況，H不免着急起來，「回校後又寫了幾張大字報，以後還是抽出時間寫一些大字報，學毛選，只有這樣才能把運動搞好。」第二天，他發現討論問題和寫大字報的人多起來了，感慨道：「前幾天冷冷清清的運動形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H去一所中學查看中小學生鬥爭情況。見他們鬥爭技術拙劣，無殺傷力，便親自出馬，「我和幾個同學幫他們鬥了一個右派分子，結果把他問住了。大家呼喊着把他拖進小屋檢查去了。」H對中小學生的「革命」暴力持支持態度：「小學生打人很厲害，不過這些小黑幫也值得一打。」
在這之前，官方推出了一個「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最高指示」的劉英俊，他的人生最高目標就是「學習」「執行」「宣傳」「捍衛」「最高指示」，並為之獻身，他為救六名兒童挺身攔驚馬而死。H在學習其事跡後寫道：「我應該學習他帶着強烈的階級感情讀主席的書，聽主席的話，照主席的指示辦事，我也出身於工人家庭，自己也要帶着無產階級的感情去讀主席的書，爭當一名共產主義戰士。」
H已經具有相當強烈的階級意識，他讚美「講出身講成分」的社會氛圍：「我們一提到出身就感到自豪，感到驕傲，我們的條件就是好。我們對黨對毛主席就是比那些出身不好的人熱愛得多。」他宣稱：「我們的社會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就是無產階級揚眉吐氣的社會。」他明白這場大革命就是自己出人頭地的機會，必須把握好，告誡自己要「大造資產階級之反，做紅色的接班人。」
「毛選」發行的這一天，他和造反學生激動萬分。班裏只讓兩個人去新華書店拉貨，他硬是鑽進汽車，「一路上敲鑼打鼓」，書店門前「人們也敲鑼打鼓，高呼口號」。拉到學校，「門外就有許多同學歡迎，大家高呼口號，穿着各式民族服裝，唱歌跳舞，整個化纖學院沉浸在歡樂之中。」在大禮堂舉行發毛選大會，眾人「紛紛表決心」，「我拿到了毛澤東選集，我是多麼高興呀。今後一定要帶着階級感情學習一輩子毛選，干一輩子革命，永遠革命永遠向前！」
在學院選舉「文革領導小組」的過程中，他左衝右突，表達自己堅定的「革命」意願：一定要把出身好、真心革命的人選出來。
8月18日，是H最幸福的一天。他參加百萬學生大遊行，在天安門廣場見到了毛澤東。
「今天是我終身難忘的一天，」日記這樣開頭，他們凌晨三點前往天安門廣場，滿天星斗，有人唱起歌來——「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他們渴望見到領袖，但不知道偉人能否參加自己的集會。七點鐘，擴音器里響起《東方紅》的樂曲，廣播員宣佈毛澤東來了，於是，「『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雲霄，無數大鼓齊鳴，樂隊高奏《大海航行靠舵手》」。林彪代毛澤東向大家問好，周恩來講話，造反學生代表發言，然後遊行開始。毛澤東悄悄閃了。
「『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在「紅衛兵」的哀求聲中，《東方紅》又起，毛澤東出來了。「一個身材魁梧、健壯，滿面紅光的巨人出現在我的眼前！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我高聲呼喊着『毛主席萬歲！』，用力地晃動紅色語錄本。那時我的心都快要跳出來了！」「我的嗓子喊啞了，再也喊不出來了。」「我太幸福了，我太幸福了！」
當天晚上，學院開慶祝會：一是見到了毛澤東，二是革命委員會成立。「看吧，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又來到我院了！」
但他還不明白，毛澤東發動的這場「革命」究竟是要幹什麼。請看他對城樓上幾個大人物的描述：「主席又向東走去，走到最東角處，手扶欄杆向遠方望了望，接着又用手拿着帽子向東方的街道上晃着，一會兒又拿着帽子向觀禮台上的紅衛兵搖動，招手致意。…只見林彪同志從東邊走了回來，走到城樓中間。我們發現劉主席站在城樓中間，他老人家穿着一身灰，左臂上也同樣掛着紅袖章，同學們高呼『劉主席您好！劉主席，您好！』林彪同志不知和劉主席在說什麼，反正是用手指着隊伍，用手比劃着。周總理穿着半截袖襯衣，左臂上同樣掛着紅袖章。他看了看表，用左手揮動着，意思是讓我們向西走。」
這是幾個人最後一次親密地同處一個時空，很快，劉主席——劉少奇就要被當做「叛徒內奸工賊」揪出來，與他的資產階級當權派團隊一起接受暴力處置。天無二日，只能有一個主席，主席就是毛主席，紅太陽就是毛澤東。
見到毛澤東的第二天晚上，學院出身「工農革干」的子弟宣佈成立「紅衛兵」。「我要做一輩子紅衛兵，永遠保衛黨中央，永遠保衛毛主席！」激動萬分的H想到本班文革領導小組裏還有出身不好的人，立馬要求改選，純潔階級隊伍。「一定要把領導權奪回來，掌握在我們手裏。」他的鼓動奏效了。
8月22日，學院「紅衛兵」組織正式成立。首批加入的有十三人，全是其他兩個班的。「紅衛兵」只許「紅五類」出身的人參加。H不免有點失望，他原以為出身好的全部可以變成紅衛兵。但他隨即表態，「自己努力爭取迅速加入自己的階級組織」。
造反派還做了一件小事：趕走了理髮「黑店」老闆，成立「革命理髮小組」。H積極加入這個小組，並表示要以加拿大醫生白求恩為榜樣，精益求精、熱忱地為同學服務，做一個「革命理髮員」。
接下來，H踏上了「大串聯」的征途，遠赴蘭州、烏魯木齊、西安、武漢、廣州等地，搜集材料，鼓動造反。「大串聯」歸來，他便成為一個幹勁十足的「紅衛兵」戰鬥隊成員，正式進入風雲變幻的革命大舞台。
「大串聯」的日子
由一大批狂熱青年學生把北京的革命做法輸出到外地，從而攪動整個牌局，是毛澤東集團的戰略部署，由此產生了無法無天的「大串聯」運動。
H自覺加入其中。他先是和本校的造反派西征蘭州、烏魯木齊，然後又南下廣州，在搜集材料、鼓動造反之外，順便瀏覽了大好河山，他還特意參觀了韶山毛澤東故居。返京後，他更狂熱地投身造反運動，自建名為「莽崑崙」的紅衛兵組織，成為勇敢無畏的革命戰士。
「我們將要去西北了！」8月22日，H從北京站出發，「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他以「紅衛兵」的標準要求自己，打算在西北表現一番。
他們原以為到蘭州後會被人揍一頓，因為自己是來煽風點火推翻現政府的，沒料想竟然受到了禮遇：「住的吃的蠻好」，他們住進了鐵路局招待所。
當地正在揪「裴馬黑幫」（中共甘肅省委負責人），火車站周圍貼滿標語。H剛入房間，就有人從門縫裏塞進一厚疊傳單。當天晚上，一個來自生物製品研究所的工人前來接洽，希望北京的「紅衛兵」去所里革命。接下來，他們便進入角色，演出了一場深入虎穴的好戲。
按照H的敘述，這個所里「大部分是資本家出身，資產階級意識很濃」，明知有困難，他們還是決定幫助研究所群眾造反。這裏冷冷清清，「行政樓里大字報少得可憐」，「只看見幾個學生在貼大字報」。H給學生們講北京的鬥爭情況，給他們鼓勁。又去問所長要紙、筆和墨：「一進屋就大嚷一氣」，所長被迫答應了。他還勒令所長兩日之內撤換屋內的「資產階級一套」陳列，換上毛澤東「語錄」。
H聯合北京航空學院來的幾個造反學生，與工人談話，和被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的復員軍人談話，收集當權派罪證。決定先寫大字報，「點一把火然後再說」。
一張「告全所職工書」，一些語錄社論摘錄，「我又寫了兩張命令書」。他們質問研究所負責人，命令其回答問題，然後寫成大字報。在職工大會上動員，「鬥爭目標應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二天，H啟發一個寫過大字報的老工人，「他慢慢地覺悟了」，答應回去組織工人共同對付當權派。他們還質問黨委書記，逼迫其回答問題。幾個女工要成立造反隊，他們表態支持。他又參與包裝組「文革領導小組」籌委會委員選舉，發動工人推翻原來的選舉結果，因為「許多都是當權派」。
幾天後，他們弄到了研究所負責人的「材料」，準備以「公開問答」的形式召集會議，把火燒起來。「如果保皇分子出來嚷嚷，我們就制止，就以主席語錄、人民日報社論壓他。」他們公佈了負責人的「材料」，「大家看後很生氣，很氣憤」，該所負責人「有些慌了，工人們許多要講話」，H興奮地寫道：「看起來這個所的運動要起來了！」
在這期間，H還去甘肅師範大學串聯，「到處冷冷清清」，見文革辦公室擺設沙發茶几什麼的，便「很生氣」，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門上。「這個學校真是個世外桃源，難道在他們的心目中就沒有國家的命運了？」
他最欣賞的是蘭州鐵道學院的革命形勢：大字報貼得很多很多，熱火朝天，團結一致。儘管受到當權者和農民的圍攻，「他們為了捍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勇敢地戰鬥着」。
有一件小事或許值得一提：幾個鐵三中的女同學要幫他改名字，H覺得「永紅」好，但她們認為應「強有力，不要軟的」，以「永毅」替代「永善」，H覺得「不太革命化」未採納，名字就未改成。
在新疆，造反派被定性為「打着紅旗反紅旗」，「連『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滾蛋，基本如此』的對聯也稱為反動謬論」，清華大學造反派寫給自治區一把手王恩茂的公開信，被稱為大毒草，滿街的廣播車要人們警惕北京來的「紅衛兵」。H在散發《人民日報》社論「工農群眾要支持革命學生」的傳單時，還被當地「紅衛兵」揪住質問。廣場上到處是辯論會，而且，不斷有人來與他們辯論，「他們辯論時極不講理的，簡直是人海戰術，以勢壓人」。H覺得「這裏的『文革』犯了方向性的錯誤」。
《人民日報》社論「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發表後，形勢遽變，北京來的「紅衛兵」終於獲得了自由，他們決定發動反擊：在9月13日八點半去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貼大字報，「一下子把廣場貼滿，給他們來個措手不及」。H他們連夜寫了一百多張大字報，「看吧，明天準會有好戲看！」
第二天，他們人手一冊「語錄」、一卷大字報，「高唱革命造反歌和鬼見愁歌曲」，列隊奔赴廣場。進入廣場後高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紅色堡壘黨中央！紅色司令毛主席！炮轟司令部——區黨委！」「整個廣場成了我們的了！大家一起貼大字報，一下子把整個廣場貼滿了。一個紅衛兵戰士吹起嘹亮的進軍號，紅衛兵立即集合在檢閱台下面。大家高唱革命造反歌。有人在檢閱台上貼出巨幅標語：紅色堡壘黨中央！紅色司令毛主席！絕對如此！」
為了證明自己的行動深得人心，H特意記了一件小事：在廣場上，一位家庭婦女塞給他一個信封，裏面裝了二元錢和一封信。他執意不肯收，但當她說出「等到勝利的一天，再找你們去。」後，H感動地收下了。錢是她讓他們買紙寫大字報用的。
9月15日，又來了四百名北京「紅衛兵」。H覺得當權派試圖拉攏這些「不明真相」的新人，以此打擊「老紅衛兵」。廣播車又出動了，宣講諸如「九三事件」、造反學生打解放軍之類駭人聽聞的事情，「他們無非要把我們先來的千餘名紅衛兵搞臭搞走，而留下這四百名只宣傳的紅衛兵。」
回內地的火車上，H感覺他們被監視，被歧視：「找我們要喝水錢，飯費和普通旅客一樣，真是氣死人！」
在廣州，他們收穫甚少。「這裏的鬥爭沒有西北地區激烈，也沒有什麼事件之類的，各校材料極少，學院裏平平靜靜的，走到路上也是平平靜靜的，回到住處仍然是平靜。」「指望着像在蘭州、西安等地那樣大批大批地往回郵材料是不可能的了。」
回京後，H首先面臨批鬥的壓力，因為是擅自參加「大串聯」，他一路上頗為忐忑，聽說要挨批判，他自忖「串聯無罪」，「多少人都可以，我不怕什麼！」他就寫了一個聲明：不承認本班「文革領導小組」，一切行動由自己做決定。他決定退出這個束縛手腳的組織，自己解放自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H估計自己的家很可能讓人家給抄了，「不然為什麼不來信也不寄錢？」
「大串聯」歸來，發現班裏女生「不理自己」，H憤然寫道：「幹革命是不怕孤立的！」
返校四天後，他和Z決定組建「莽崑崙戰鬥組」，從此擺脫班級「文革領導小組」。兩人先寫了一張《班領導小組靠邊站》的大字報，接着寫了一張名為《徹底批判工作組院文革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巨幅標語，貼在校園裏。
10月23日，H在日記的最後一頁寫道：今天貼出一些大字報，觀點就是覺得院文革工作組和紅衛兵總部執行的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已經把目光投向新一輪的洗牌風暴，問題是，他最後到底在殘酷的廝殺中生存下來了嗎？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一枚卑微的棋子嗎？黃雀之後還有黃雀，他能通過持續的效忠被終結一切的黃雀接納麼？
如果他還活在人世間，目睹當下席捲神州大地的抗日遊行示威，他是否會會心一笑呢？
2012年8-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