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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期間,我救下陌生的墜樓女孩

她轉過身,平時不看血腥電影的我第一次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身上有這麼多血,整個外翻變形的嘴唇、脖子都是血,順着流到了衣服上。我沒忍住的顫抖了一下。警察和救護車人員同時抵達了現場,我開始接受警察第一輪盤問。「你是誰,她又是誰?」我一邊回答着警察的問題一邊看救護人員的處理,他們粗魯的指令她自己坐上擔架上,也粗魯的給她進行第一輪檢查,在一旁的我沒忍住吼他們:「輕一點!她剛摔下來的!你們讓我不要隨意動她,怎麼你們就能這麼粗魯。」

一直記得自己人類圖中有一條「無常」的通道,意思是我的人生比大多數人更無常,那些日常瑣碎的小事,別人做100次都不會有意外的事,就像買咖啡,前面10個人都順利拿到,到我便是:很抱歉,咖啡機壞了。擁有這個通道的我,確實經歷了很多無常。

清楚記得那天我一直窩在客廳趕ppt。居家辦公對拖延症人士實在不友好,明明有接近三天的時間準備,我卻等到開會的前一天才開始打開電腦。看着會議時間開始倒計時,焦慮不斷湧上,為了緩解焦慮我播放着聽了快五年的專輯,Arcade fire的《her》。室友早早回房間睡覺,擔心吵到她,我不敢播放太大聲。

那個晚上,客廳里只有微微的音樂聲,和我焦慮的敲鍵盤聲。突然,外面傳來像大石頭掉落的聲音。我第一反應便是:有人掉下來了。

回想起來,這個反應悲觀又冷漠,我沒有第一時間去窗外看,而是繼續敲電腦,但腦子裏開始浮現那期間看到的負面新聞。不久傳來很痛苦的哭聲,我下意識看了一眼時間,凌晨12點15分。

我猶豫着要不要去窗外看,思緒從原本焦慮萬分的「我該拿什麼去開這個該死的會議」,慢慢轉變到——「我該花力氣在做不完的工作上,還是在也許需要我幫助的哭聲上?可是我有能力去幫助別人嗎?我連自己簡單的工作都完成不了又怎麼有能力去幫助別人呢,但我沒有行動沒有盡力又怎麼知道自己沒能力呢,我在害怕什麼嗎?」

對自己的靈魂拷打了幾分鐘後,我走去陽台打開了窗戶。順着哭聲,我看到隔壁棟一樓的草叢裏站着一個人——「也許她不是從樓上掉下來的」,我當時想——直到我看到旁邊的樹有明顯折斷痕跡。住在9樓的我無法確認草叢裏的她什麼狀態,也無法確認她身上的紅色是鮮血還是圖案,只能確認她在喊痛,不斷的重複着。

對面樓好幾戶人在拍照,樓下卻一個人都沒有。我決定下樓看看她。

從聽到掉落的聲音到我下樓,只是二十分鐘不到,但現在回想起,這裏的猶豫卻像是一部正在播放的電影,直到那些拍照的人按下了暫停鍵。

下樓後,我發現她已經不在草地里,但也沒聽到她的哭喊聲。擔心她暈倒在哪的我開始在附近尋找着。沒走兩步,我就看到一個很瘦小、裹着小毯子的背影,走路不太穩,頭髮里還夾雜着樹葉。

「你還好嗎?」我在她身後和她打了招呼。

她轉過身,平時不看血腥電影的我第一次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身上有這麼多血,整個外翻變形的嘴唇、脖子都是血,順着流到了衣服上。我沒忍住的顫抖了一下。

「我在哪裏?我好害怕。」

這是她和我說的第一句話。我問她是不是從樓上掉下來的,她說不知道。於是我帶着她走回我在樓上發現她的位置,問她是不是從這裏走出來的,她說是的。我順着那個位置往上看,發現三樓的窗戶打開着:

「這是不是你家?」我問。

「好像是。」她說。

我告訴她我們在小區里,並且告訴她我在家裏看到的一切後,她還是迷迷糊糊,意識不太清楚,然後說只記得自己喝了酒暈乎乎的睡覺了。我了解大概情況後撥通了120,並在工作人員指導下觀察她外傷情況。她脖子上有很大的出血口,也一直扶着腰。工作人員提醒我不要輕易觸碰她,也不要讓她走動,擔心有內出血或骨折,並提醒我要報警。於是我又撥打了110,再一次和他們描述情況。

在等待救護車和警車時,她不斷說很痛,為了轉移她注意力我和她聊起天,也許能再掌握一些信息告訴警察。聊天得知她是台灣人,剛從隔離酒店出來不久,前段時間剛飛來上海沒想到就碰上了封城。

救護車和警車都到位後,我以為助人為樂之旅即將告一段落。卻沒想到為我準備的無常,人間的冷漠,正要開始。

警察和救護車人員同時抵達了現場,我開始接受警察第一輪盤問。「你是誰,她又是誰?」我一邊回答着警察的問題一邊看救護人員的處理,他們粗魯的指令她自己坐上擔架上,也粗魯的給她進行第一輪檢查,在一旁的我沒忍住吼他們:「輕一點!她剛摔下來的!你們讓我不要隨意動她,怎麼你們就能這麼粗魯。」

在這個特殊時期必須有手機里的核酸報告才能去醫院,警察決定上樓幫她拿手機並且通知她的室友們。我不斷強調她是12點15分摔下來的,現在已經過去快半小時了,有沒有辦法先讓她去醫院接受治療,就算無法治療是否能先將她送到醫院門口。我提出一個又一個解決方案,全被否決。「我們沒有辦法,按照規則辦事。」

想起那段時間報道過沒有核酸報告而被攔在醫院門口,無法接受治療的新聞,以為離我很遙遠的事情,就這麼毫無預警的在我身上發生。雖然主角不是我,但那份無力感,我體會到了。

等了好一會兒,警察拿了五部手機下來,卻沒有一個室友下樓。關於舍友不下樓的原因,警察沒有多說,恐怕也沒有多問。我既有些困惑又很憤怒,這憤怒來自她室友們的冷漠——雖然在她清醒時有提到過她剛搬進來,我猜想她們大概還不熟。憤怒還來自這該死的疫情,一個從三樓摔下的人,躺在擔架上的人,卻沒法第一時間去醫院。

我替她接過手機,確認哪部是藏着關鍵的核酸報告後,再次看了一眼時間,凌晨1點了。也許是疼痛也許是酒精,她被抬上救護車已經徹底昏迷。我不知道該不該就這麼讓她一個人去面對,可是想如果是我躺在那裏,我一定會希望有人陪着我吧。於是我和警察說:我陪她去醫院。

封閉一個半月以來,我第一次踏出小區居然是用這種方式,這也是我第一次坐上救護車。不得不說是有些興奮的,但興奮的下一秒,救護車的小哥和我說:

「你知道我們送了你過去,沒辦法送你回來嗎?現在特殊時期你要自己想辦法回來的。」

「為什麼不能送我回來?」我問。

「我們救護車只負責運送傷者,你不是傷者。」

「可是你也說了特殊時期,你們不送我回來怎麼辦呢?」我反問。

可確實啊,我怎麼沒有想到呢,在這個無法打車的封控情況下,我也沒想過這個時期去醫院是多危險的一件事。我家裏還有室友,還有狗狗,萬一我感染了新冠怎麼辦呢?當下的絕望,可能只有在上海經歷了這次封閉的人才能理解。

車大概開了十幾分鐘,還沒來得及多想,我們便到醫院了。

臨下車前,小哥給了我專業的防護口罩:「搞不懂你,這麼危險的時期還陪陌生人來醫院。」

我接過口罩,只說了謝謝。我只覺得眼前的女孩子需要陪伴,哪怕是個陌生人,我也不希望她一個人去面對這些。危險是一回事,但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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