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晉中川里插隊那會兒，春天穀雨一過，平川地里的莊稼苗出來了，蹭蹭地往上長，生產隊的羊群再也不能攆到大田裏吃敗葉枯草了，再要養活這群造糞的機器，只能走西北的呂梁山。那時那山里荒得很，寬坡大窪長得都是厚厚的羊兒們愛吃又扛餓的嫩草。所以每到穀雨，隊裏的羊群便在西北山名號非常響亮的羊夫帳房頭老喜維的號令下起山了，夥計鐵鐵、根明、扣祥一干人等趕着上千的羊群前呼後擁地走在並不大寬闊的村道上，脆生生的鞭哨和他們很有點兒誇張的對羊兒們的呼叫聲，引得過往的鄉民們不自覺地行起了注目禮。
我下鄉插隊的第二年，便加入了這個在上個世紀中葉鄉民們稱之為「半牲口」的羊夫團伙。說羊夫們是「半牲口」是因為他們常年和畜牲們混生活，過日月，嘴臭得很，張口不是豬操的，就是狗日的，反正沒有句乾淨話，對羊兒們的叫罵，對狗兒們的呼來喚去，好像這些羊夫和畜牲們的關係真地比和人親，不叫他們「半牲口」，還能叫他們什麼呢？
我那會兒非常願意做鄉民們口中的「半牲口」，既然都是「半牲口」了，那就更不必按人的規矩要求自己，你看不起我，我也就不用拿你這狗操的當人看，大家互稱牲口，這在那會兒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你想想，慰問對方的老娘甚至祖宗都用一個「操」字，不是牲口又是什麼？
再說，這「半牲口」們的生存環境要比鄉民們強出許多，每天只需搖搖四兩重的鞭杆就把全勞力的工分計下了，長年工，也不用操心工分讓計工的少計了。還有就是吃食，走大山不單有人管飯，每天管飯的在地主還能給我們配發半斤莜麥面存下，半年後出山又是百十斤，那年頭，莜麥面金貴，和白面一個價，一斤至少五角錢，你算百十斤是多少錢？一筆大錢。這麼好的買賣哪有放過的道理？
起大山的那天，師娘給我往兜城塞了幾個雞兒蛋，叫我道上餓了吃，我便如同當年紅軍哥哥告別紅都瑞金的鄉親們一般，別過幾個相好的知青，踏上了進山的川道。我雖然不能像鐵鐵、根明那樣雄糾糾氣昂昂呼三喊四地上路，但也很男人地罵了兩句，不好好走道，盡惦着亂搞男女關係的羊夫狗們，我說：才過了二月，你們他媽就又要走草！
下莊是我們平川里的羊群走呂梁的大山的必經之地。從邊山崔家山進山後，下莊是羊群進深山過程中最重要的休整地，進山前，羊兒們剛下了毛，光禿禿地遊走在還不那麼炎熱的山坡上，遇上雨天是要受風寒的，所以我們的羊群只在下莊村子邊上的荒坡上吃草，並不走遠處的大坡深窪，因此羊夫們的活計也就不大苦重，每天也就走不了許多的路。
在下莊，等光板的羊兒身上長起了絨絨細毛，把羊兒們的腿腳調整得硬朗了，再把羊夫們的心思收拾得不再想家裏那攤子好的或者不好的濫事兒，一門心思趕着羊群走大山時，我們的羊群就會像一條山間涌動的大河流淌在呂梁層層迭迭的峰巒與谷地間。
立秋，我們的羊群便又會從坐坡的深山中起山，這次起山，羊群又會在羊夫們那句高吭的：妹子了哥哥喲——的呼喊聲中，流動起來，一村，一寨，一梁一峁地往川里走。從羊群坐坡的靜樂縣老山里走到古交縣的下莊村，便又要住上十天半月了。
每年秋天，我們羊群都要在下莊下毛，就是把吃了一夏天山里植物的羊兒身上的毛絞下來，沒有農業社的時日，絞下的羊毛就是羊夫們當年走山的報酬；有了農業社，絞下的毛，大頭歸了生產隊，但羊夫們每個人也能分上十來八斤羊毛，算是夥計們走了大半年山，農業社除了工分額外給的辛苦錢。那時，羊毛一斤賣給供銷社兩塊五到三塊錢，十來八斤毛賣出去對羊夫們來說，又是一筆大錢了。
我第一年走山，老喜維說，給我擀個五六斤毛的羊毛氈子冬天鋪上扛寒。我說，都聽師傅的。那氈子擀得了，足有八斤重。真是厚實，又特別防潮。就是冬天直接鋪到地上寒氣都上不來，我用了五十多年都沒用壞，再睡什麼樣的床也捨不得扔掉了。看到那羊毛氈子，我總會想起那年那月，我呂梁大山裏的羊群和我的羊夫夥計，還有我已經過世的喜維師傅，心中總會湧起一股暖意。
就因為羊下了毛，羊群才得在下莊再養些日子，讓羊兒長出些新毛，便不再怕綿綿秋雨，不再怕越來越涼的天氣，直到羊兒過了冬，春來進山前再絞毛，以此往復，這也就是生產隊羊兒們的一生。
去過下莊，至今我還記得兩個人，一個是下莊的支書，個子瘦高，言語不多，面容和善；另一個是那些年落在這裏的一個教書先生。前者是師傅老喜維多年的朋友，我們到了下莊，羊夫們不用上臥場，村里給我們的羊群備下了圈，羊兒回來關進圈裏就妥了，風吹不着，雨澆不上。早晨也不用天不亮就頂着星星上臥場，傍黑從山上回來得也早，吃過村里給我們準備下的茶飯，天還早，我也就有時間和機會與轉轉這石窯與石板為原料的民居，也就有了與村民們扯扯閒篇的機會，這也就使我認識並結交了後者——那位腿有些瘸的鄉村老師。
那個教書先生腿有殘疾，是個瘸子，三十初頭，白靜臉，一個人教着十來八個村子裏的小娃，辦得就是山里教學通常的複式班，十來八個人，小學六個年級，哪個年級都有。這老師也是山外人，但他沒和我說過，他是怎麼來到這老山裏的，他也不願意和我說他的家人，所以我也就不去打聽他不願意告訴我的身世。老師喜歡和我聊得最多的話題就是文學，詩歌和小說，他都能讓我聽着有趣兒。
我是個只讀過兩年初中就趕上革文化命的知青。我不知道社會為什麼管我們叫知識青年？也不知道我們究竟擁有哪些知識。我只知道我曉得的許多事理比川里的好多老百姓都不如，可老百姓卻叫我們大學生，絕對沒有嘲諷的意思，從村裏的書記到街上瞎跑的小娃都這麼叫，大概是因為我們來自北京，住過皇城。
從第一次進了瘸先生的石板頂子的小窯，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他身上有股書卷氣和為人師表的教師情懷（那時，我還不知道情懷這個詞可以用在這鄉村教師身上，但我知道他心大，能裝下許多孩子們的事情）。
老師那個不大的書架上有不少小說和詩歌讀本，那張小黑板上有字時總是一筆一划工工整整的板書，無字時又總會擦得乾乾淨淨，烏黑髮亮。
老師喜歡和我說的最多的是文學方面的讀物，還有一些蘇聯的小說和詩歌。比如《青年近衛軍》《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前夜》《勇敢》等。他說，這些書都適合當知青的讀讀。這些書中的主人公，是蘇聯的知青，不管是在衛國戰爭期間，還是在建設邊疆時，這些青年人有理想，有獻身精神。老師還和我說了馬卡連柯的《教育詩》。我說《教育詩》我沒讀過，但我看過有關教育詩的電影，知道蘇聯少年犯的營地怎麼改造那些有罪錯的孩子。他說，馬卡連柯能把有罪錯的孩子犯罪的成因寫進詩里，是因為他關注孩子們的人格，他用詩的語言和情感關心這類孩子的成長，是多偉大的情操呵！由此展開，他說，他喜歡教小娃們識字念書，給他們講些能讓孩子們心靈美好的故事。山裏的世界單純，沒那麼多外邊世界的爭鬥，少了許多是是非非與逃不掉的煩惱。
老師身有殘疾，但他悲憐的情緒很少體現在他自己身上，他已經習慣了扭動着身子，去做健全人輕而易舉的事情，比如邁過門檻去外面，總是那只比較健康的腿先出去，站穩了再拖動那條殘腿，這動作做完，他通常要吐出一口重氣。但他和我講得更多的是他憐憫那些從未走出過大山的孩子。他說，山裏有山裏的美，叢林、小溪和霧靄中的峰巒常常醉了他，可孩子們更該知道山外的世界，那世界雖然紛亂，可人的一生總是要見見世面的。孩子們能感覺到草枯草榮，卻感覺不到社會的變化，他們對世界的認識，就是那幾本教材和我講給他們的外面的故事，而故事和他們成人後要面對的世界是兩回事。我還不能給他們講外面的兇險，因為他們的世界裏有的只是單純和善良。
我從老師的話里感受到他內心的矛盾，也意識到「人格」這個詞對他，對人的成長有多麼重要。他說，和小娃們在一起讀書寫字心裏乾淨，就和這山裏的天空一樣清徹明亮。我當時不明白他說的乾淨是什麼意思。問他，他只是淡淡地笑。從他與人不爭的口氣和平靜的臉上，我感受到他不大喜歡大山之外熱鬧繽紛的世界，倒是喜歡當下閉塞貧瘠的鄉村生活。在我以後的生活中，他的這些話常常喚起我對他和大山的記憶。
很多年以後，我也當了老師，才明白他說的乾淨其實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沒有利益關係，沒有欺詐，也不用相互設防，所有的心裏事和心裏話都可以當面鑼對面鼓地說說清楚，就是吵個天昏地暗，收聲還是好哥們，一句話交往不功利。
在下莊時，去他窯里的除了我，只是那幾個學生，老百姓除去幫他辦些他體力上辦不了的事外，很少去他窯里。他腿疾，山里生活上的困難是能夠想得出的，他的困難也有不少是他的學生幫他解決的，比如擔水，他幹不了，都是他的學生幫他從溝里把水桶抬上來，再送進他的窯里；還有和煤泥也是孩子們幫他把媒和挑來的土攪在一起，做成煤磚，再一塊塊地摞在他窯前。
有一回他和我說，你該去做十二月黨人。我不解，說，你是說要我去做普希金那號的革命黨？現在是啥年月了？一百四五十年過去了，沙皇早叫列寧打翻了。他說十二月黨人是個概念，就是革命先驅的意思，任何時代都會有最早醒來的人。他又問我知道不知道普希金與十二月黨人交好時，他寫的那首著名的《自由頌》？他知道我答不上來，便背誦起來：顫抖吧，舊世界的專制暴君，民眾呵，鼓起你們的勇氣，聽：站起來，趴在地上的奴隸！
我被他發自內心的聲音感動和震撼，我不知道他的過去，但我能感受到他心靈經受過的痛苦和他要擺脫痛苦的抗爭。我甚至感到孤寂中的他其實更願意和人交流，只是這交流僅限於他願意拿出的那份心思。
平靜後，他問我讀沒讀過車爾尼雪庫斯基的《怎麼辦》？我說沒讀過，但知道這是本帶哲學思想的小說，書中有個女主角叫微拉，還知道列寧寫過本書也叫《怎麼辦》。他說，列寧就最喜歡車爾尼雪庫斯基的《怎麼辦》，他流亡國外，寫《國家與革命》時就把這本書帶在身邊。
他還問我讀沒讀過《牛氓》？我說是個英國女人寫的，只記得亞瑟的名言：我從死里回來。他說那你就該明白革命者信仰的力量和犧牲精神。我說，我只是把這書當成個冒險有趣的故事讀，沒想過還有那麼深的含義和思想。他說再過幾年，你長成大人就會明白我說的話了。
我說，我已經十八了，早就長大了，信仰和犧牲這種詞大字報里說得還少麼？都是些漂亮話，如今除了想往上爬的人，有幾個還用這些詞說事的？村裏的農民想的是秋後能分多少高粱和玉米，知青想的是啥時能分個工作回到城裏。這些不叫信仰，叫實惠，但誰都能接受。
他又笑了，說，信仰不一定表現在大字報和心口不一的嘴上，信仰在你的心裏，過豐衣足食的日子，找到心儀的工作雖不叫信仰，但也是美好的願望。
那天晚上，為他說的「信仰在你的心裏」這句話，我想了很久。先是想他字正腔圓地領着孩子們誦讀放牛郎王二小的歌詞，又想他伏在小坑桌上一遍遍地批改孩子們的作業，再想我自己甘願頂着「半牲口」的名號來這大山里放羊，究竟是為什麼？為躲社會上紛雜的人際關係？不再介入好人還是壞人的思謀中，或者是圖跟畜牲們打交道隨心所欲，省心也快樂地享受鄉民們難以得到的物質報酬？想到夢裏，也沒想出個頭緒。
那個時候，我既不懂尊嚴對人生命的重要，也不知道為信仰可以犧牲生命是一個革命者必備的品質。過了很多年，張志新和遇羅克的種種事跡見諸報端，我才領會當年瘸子先生和我講的信仰的力量和犧牲精神對一個人的生命該有多麼重要。我也才又重新認識羊夫是「半牲口」這句話給羊夫，給我傳遞了什麼樣的信息？是別人踐踏了我們的尊嚴，還是我們根本就沒把尊嚴當成人前人後都要撐起的臉面。為此，我們真就死心塌地當了回「半牲口」，並沒有想過，去洗刷這不大文明的名號和這名號賦予我們的自在行為。這「半牲口」的稱呼也就伴隨着我們與隊裏的羊群，自由自在地行走在呂梁的崇山峻岭間。
在下莊，我還見到以前我不曾理解的友情和人與人之間相互的信任。師傅喜維和下莊村的書記是多年的朋友和夥計。他們之間的友誼和信任不是在嘴上是在肝膽相照的心裏，一頻一笑，一支煙，一盅酒，一個簡單的手勢都能傳遞彼此的意思和交情，這種情感是幾十年相濡以沫的患難和互助中結成的，沒有真誠，沒有窮苦人之間的體諒是不可能有這等的肝膽相照。
我們和羊群在下莊受到的優待：我們的吃住和上千隻羊兒夜間臥下的圈，都是他們相互間多年的信任和友情製造的，而他們之間信任和友情的巔峰或者說最高境界就是指腹為婚，這不僅是嘴上的儀式，更是多少年堅持的信念。很多年後，老喜維的女兒嫁給了下莊村書記的兒子，並且當了老喜維的上門女婿，因為老喜維只有這一個獨女。
又過了很多年，老喜維的孫子從西北大學的畢業生了。那時國家已經不包大學生的分配了。老喜維的女兒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能不能給孩子找個工作，謀個生計。那時，我已經退休，已經脫離了社會活動。可我有個一起插隊的同學還在崗位上。電話打給他，說了孩子的情況，我的那個同學便二話不說地把孩子安排在了他的公司。
又過了很多年，那孩子已經混得風生水起了，有回來北京出差，他順便來看我。閒扯時，我就和孩子講起我去過他的老家下莊，講那山裏的坡地和泉水，還有那個和善又孤獨的瘸先生。他很驚奇。但他想了想，很快說，他爸和他說起過我。對，他爸就是書記的兒子，而我去下莊時他還是個孩子。我明白了，他沒準還真是瘸子老師的學生，在他老師的窯里見過我。
世界很大，也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