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澳華經濟學家楊小凱教授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七日在墨爾本家中去世。倏忽之間，竟已十八年了。本文寫於當年七月楊教授去世一個星期後，後來曾收入拙著《北望長天》書中，現在特發稍作修改的此文，以表紀念。這位大師級的華裔經濟學家的短暫的一生，就是世間一個罕見的傳奇。
楊小凱教授的生命－學術軌跡註定他非常關心中國的政治改革。他是倡導中國憲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楊教授生前，曾有一場關於「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的具有經典意義的論爭，當年他的預見與憂慮，不幸言中了，完全成了今天中國的現實。他當年先知般的警告尤其應該在每一個人耳中長鳴：「中國不進行憲制改革，經濟強大後會走向二戰前德國、日本的道路，打台灣，而與全世界文明社會對抗。」
全文：
二零零四年七月七日清晨七時四十九分，有一位華人在墨爾本家中平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澳大利亞華人社區，大概沒有很多人知道這位離世的華人曾經名叫楊曦光，他們大概不清楚曾經生活在身邊的這位華人是世界著名的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不明白這位華人短暫的一生就是世間一個罕見的傳奇——他不到二十歲時就以一篇文章震驚中國大陸的權力中心；他坐過十年冤獄卻在獄中自學成才；他沒有上過大學卻創立了國際性學派；在當今中國大陸的政治語境中，他大概也要歸為「持不同政見者」，但他的經濟學、政治學、甚至神學的觀點可能不容正在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精英所忽視……
這位華人可惜英年早逝，只活了五十五歲，留下一大堆未竟事業。「天妒英才」這一句被用濫了的悼詞，用在這位現名叫楊小凱的教授身上可能並不合適，因為他生前已經是一位基督徒，但我對他的過早謝世，真是感到萬分的痛惜和悲愴！
一，〈中國向何處去？〉：一篇文章震驚中國權力中心
小凱原來是他的乳名，他的學名是楊曦光。一九六八年初，在那個荒唐混亂險惡的年月，這個名字曾經流傳一時，為中國大陸許多人——從最高層到最底層——所知道，雖然於不同的人揭示的是不同的意義。
當時，隨着「文革」洶湧而詭譎的鋪開，楊曦光，一個十幾歲的湖南長沙一中的學生，竟然過於早熟地嚴肅認真思考中國深層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包括「文革」的實質、對毛澤東思想的新理解、對中共組織本身的結構、對中國的前途與發展方向，等等。在他寫出的那批在當時左得出奇卻又大逆不道的論文中，最具震撼力的是那篇近一萬八千字的〈中國向何處去？〉。文章完稿於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幾天之後，元月十二日，文章以「省無聯一中紅造會鋼三一九兵團『奪軍權』一兵」的名義油印刊出。
這篇文章刊出時加有一註：「這是一份徵求意見搞，現在公開發表是否適宜？是否能代表〈「極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樣進一步修改？請閱後把意見詳細寫在每頁右邊空白處，請於廿日前將本稿退還發行者。」然而，這份印了八十份、只發出去二十份的不定稿不脛而走，數天之內便以各種方式傳到全國各地。楊曦光立時在湖南以及其他省份成為如雷貫耳的風雲人物。
在當時神州大地濃重瀰漫的「巴黎公社熱」中，楊曦光也從「巴黎公社」經驗里找到了靈感。他在文章中指出：
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和尖銳化就決定了社會需要一個較徹底的變動，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會——「中華人民公社」，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綱領和終極目的。
……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會中，這個階級將被推翻，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風暴出乎庸人預料的巨大的變動以鐵的事實證實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這個腐朽階級的鬥爭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無產階級權威的幹部，他們是公社的一員，沒有特權，在經濟上與一般群眾一樣的待遇，可以隨時根據群眾的要求撤換。
「巴黎公社熱」的始作俑者正是「偉大領袖」毛澤東。楊曦光當時也是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擁護者——〈中國向何處去？〉正是以「毛澤東主義萬歲！」的口號結尾的。他的這篇大作，主旨是捍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鼓吹徹底的革命，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即是周恩來總理及其手下的統治，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體。但是，楊曦光他們的極左思潮，卻不合時宜干擾了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而且，他的大文中所運用的「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騙群眾的行為最好的方法」並以此「分析在這些革命發生了的和正在發生的階級變動」（這也是按列寧的思路），而且斷然提出「推翻」什麼什麼的戰鬥口號，對中共當權者顯然是太過危險太過可怕了。這豈僅是一株「大毒草」？！這亦可能變成一場足以衝破神聖廟堂的滔天洪水！
鎮壓發生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當天晚上九點起，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大批中央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南廳內接見包括華國鋒在內的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與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組織代表，就宣佈鎮壓湖南「省無聯」問題，作了一些很嚴肅、語氣很重的講話與指示。有着「黨內頭號理論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講話中，幾次點到了楊曦光與〈中國向何處去？〉一文，說那是「反革命的『戰馬悲嗚』」。康生還斷言說：「我有一個感覺，他（指楊曦光）的理論，絕不是中學生、甚至不是大學生寫的，他的背後有反革命黑手！」
於是，在毛澤東授意下，周恩來等人在全國展開了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大規模批判。
一九六八年二月，楊曦光作為要犯而被抓進監獄，關在長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母親被懷疑就是康生所謂的「黑手」「陳老師」（她剛好姓陳），受盡批鬥凌辱後懸樑自縊，身為高幹的父親則被關押，一個妹妹下放到山區，另一個妹妹去投靠親戚，哥哥也被開除公職趕到鄉下去了。此外，楊案還連累一大批不相干的人。
一九六九年十月，楊曦光經一年零八個月的拘留後轉為正式逮捕；十一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押往岳陽建新勞改農場「服刑」。
當年對楊小凱的逮捕令
楊曦光當時年僅二十一歲。
二，從中學生紅衛兵思想家變成經濟學家：楊曦光在十年冤獄中自學成才
十年冤獄，自然是楊曦光一生中一段最黑暗、最苦難的歲月。但他沒有被暗無天日的牢獄生活摧毀，沒有放棄對中國命運的探索以及自覺的責任感。他選擇知識，選擇學習，以極大的毅力完成入獄時作出的人生規劃。十年裏，楊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讀書筆記，還寫了一個電影文學劇本。如人們所說，學習知識的途徑與方法，一般人大致差不多。但楊曦光以一個中學生水平的文化起點，又背負異常沉重的人生壓力，並是在一個荒唐險惡的時代與不具任何人權條件的勞改隊裏，卻一步步用自學方式讀完了哲學、英語、數學、機械與經濟學等大學課程，這絕對是寥若晨星，甚至絕無僅有！當然，楊曦光也萬幸地碰到一個難得的機遇——監獄裏充滿了各式各樣學富五車卻因政治問題入獄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成了楊曦光的老師和啟蒙者，特別是其中那位在一九七零年就被槍斃了的《湖南農民報》總編劉鳳祥。
楊曦光的質疑精神與生俱來，個人又經歷這種不平常的際遇，他自然不相信當時流行的、只能頂禮膜拜的政治經濟學。在沒有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訓練之下，他開始了與世隔絕中的自由思考。他在獄中甚至自己推導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層級理論、納什議價模型以及勞動分工理論。他後來不無自我打趣地說：「我以為這些都是自己的偉大發現，但當我能看到更多書時，才發現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經濟學家發展成數學模型。不過，可慶幸的是，這些是自己想出來的東西，『英雄所見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勞改中的楊小凱（前行右二）
楊曦光讀罷《資本論》之後，心中便期望未來成為一個經濟學家。他當時有三個想法：一是把使用價值在價值論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問題糅合到價值理論中去；三是把價值理論數學化。
牢獄經歷使楊曦光發生巨大轉變。他日後說，「以前我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這個世界應該怎樣』。在監獄裏我問的卻是：『這個世界會怎樣發展？』」楊曦光已完全沒有坐牢前的理想主義了。他轉而相信人判斷自己所追求的價值標準會隨歷史而變化，所以歷史會怎麼發展遠比理想的目標更重要。「最壞的事也許就發生在我們一生的時間內，因此關於好壞是非的主觀判斷沒有任何意義，如何適應環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這是他當時在獄中的真實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