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大義滅親」，張紅兵被樹立為革命典型，在母親的批判大會上做演講，他的「革命事跡」還被創作成漫畫在縣展覽館展出。
張家父子一時風光無兩，然而小縣城裏很多百姓，卻對他們出賣親人的行為，暗地裏指指戳戳。
有人說：張月升肯定在外面有女人了。
1970年4月11日，在萬人宣判大會之後，方忠謀被槍決，她也是固鎮縣在文革中第一個被處死的「反革命」。
宣傳張紅兵「大義滅親」的漫畫
方忠謀死後，張、方兩家也徹底斷絕了往來。
方忠謀娘家遭到了衝擊，二妹憂憤而亡。
張家也並未因「大義滅親」得到眷顧，「反革命家屬「的政治帽子如影隨形。
張紅兵兄弟二人，初中畢業後，沒有獲得進廠、升學或當兵的機會，被安排下鄉插隊勞動。
張月升也在後來的大小運動中，經歷兩次挨整和被免職，日子過得戰戰兢兢。
1976年，十年動盪歲月結束。
之後的兩年，極左思潮統的統治開始鬆動，對於文革的反思、批判，逐漸蔚然成風。
然而就在全中國的老百姓歡欣鼓舞的時候，張紅兵卻徹底茫然了：自己曾經堅信的革命理想，對偉大領袖的崇拜，難道都錯了嗎？
1978年末，多年未見的方忠謀的弟弟方梅開突然找到張家。
當時文革的平反工作，正從中央到地方陸續展開，方梅開決定給姐姐伸冤。
不久，張紅兵父子在報紙上讀到了張志新的平反消息後，掩卷長嘆，張紅兵也終於明白了，他對父親說：「我們當年真的做錯了」。
右二張紅兵，右三張月升，左二方忠謀
母親，是張紅兵生命當中已經消失了近十年的一個詞彙。
方忠謀死後，張月升把和方忠謀有關的照片、字跡全部統統都毀掉了。
而把這個幾乎被抹去的母親，重新「找回來」的過程，強烈地衝擊着張紅兵。
當年他寫的是揭發材料，而這一次寫的，則是申訴和平反的材料。
更重要的是，母親為何在那個黑色的夜晚忽然爆發？這一巨大謎團，也在張紅兵的回顧中，呈現出驚人的答案。
在張紅兵的印象中，母親方忠謀一直都是一個兢兢業業的醫務工作者和一個虔誠的革命者。
她曾為一個大出血的產婦獻血；一個小男孩患上白喉、被濃痰堵住氣管，方忠謀冒着傳染的危險，用嘴吸痰，救了對方一命。
但為什麼在1970年2月13日那個夜晚，她會突然歇斯底里、舉止癲狂呢？
在仔細翻閱了父親、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檢舉材料時，那些塵封的瑣碎細節所揭示的真相，令張紅兵五雷轟頂、如夢方醒。
年輕時代的方忠謀
1949年，23歲的方忠謀，受地下黨父親方雪吾的影響，加入了解放軍，作為護士參加了渡江戰役，榮立二等功。
但一年後，在家鄉的土改運動中，父親卻被當做」地主分子」和「匪特分子」鎮壓，方忠謀也受到牽連，被當做「特務嫌疑、內控對象」。
為了證明自己的革命忠誠，早日入黨，她也曾向組織檢舉揭發過父親，要求與地主家庭劃清界限，不斷改造思想，工作上更是積極拼命，做到了固鎮縣醫院門診部副主任的職位。
1966年文革伊始，是張家人政治生命中最榮耀的一年：方忠謀的大女兒張芳被選為固鎮縣師生代表，參加了毛澤東第八次接見紅衛兵。
然而從北京回來不到一周，張芳就因為串聯時傳染了流腦而病發身亡。
女兒的死極大地打擊了方忠謀，她就像祥林嫂一樣四處找人傾訴喪女之痛。
據弟弟方梅開回憶，方忠謀曾對他說：「為什麼要搞文革，要讓學生串聯？如果學生們都在學校里好好地上學，大胖（張芳）也不會得這個病死了。」
然而還沒有從喪女之痛中走出來，夫妻二人又先後遭受衝擊。張月升首當其衝被打倒，作為固鎮縣衛生系統「頭號走資產階級路線當權派」，他被戴上高帽遊行、批鬥。
方忠謀作為「走資當權派的臭老婆」，也經常被拉去陪鬥。
13歲的張紅兵則站在台下，看着父母挨鬥。
父親被打，母親護着父親，拳腳都落在了母親身上。挨完批鬥，方忠謀默默地陪着丈夫，在夜色中蹣跚着走回家。
「從我記事，從來沒有看過父親和母親這樣親密過。他們走得很近，幾乎是肩膀靠肩膀，我現在想起來，還歷歷在目。他回家以後就覺得腎臟疼痛，然後就尿血了。父親開始流眼淚啊，母親就在旁邊安慰他：你要想開一點，你算什麼呀，彭德懷元帥那麼大的功勞，不也是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嗎？就從家裏面找來一塊布、一些棉花，一針一線的縫了厚厚的兩隻護膝。再罰跪的時候墊上，可能好受一些。」
被批鬥的張月升（右下角戴高帽者）
不久之後，方忠謀也在劫難逃：受父親方雪吾的牽連，她被縣醫院隔離審查。
每天一早一晚，方忠謀都要站在醫院門前的大路邊低頭請罪，其餘的時間就是在掃廁所、給醫療器械消毒，雙腳脹得連鞋都穿不下。
隔離一年之後，組織上終於允許她回家吃飯睡覺，這次回來之後，方忠謀的言行日漸怪異。
1970年2月7日以來，思想上、精神上、情緒上不正常，如：經常睡不着覺；幾次提起已死的女兒張芳，哭哭啼啼；做家務時拿東忘西；她每天睡覺前有洗臉的習慣，有兩晚洗了臉之後又洗一次；說話有些顛三倒四……
炙熱信仰的幻滅和殘酷生活的雙重打擊，最終壓垮了方忠謀。
事發當晚，在討論文革時，方忠謀和丈夫兒子爭執起來，她激烈反常的言行，被驚駭不已的父子倆完全當作了「猖狂的反動行徑」加以舉報、揭發，他們不明白，當時的方忠謀精神上已經不是一個正常人。
然而，在文革當中，一個「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瘋子，就真的會被放過嗎？
張紅兵當年寫下的一切，把母親釘上了十字架，而如今，每一個曾經釘子一樣砸在母親身上的詞句都反彈回來，讓他錐心徹骨。
張紅兵痛哭着寫了近一個月，61頁。他把申訴材料初稿讀給父親聽，父親沉思了半餉說：「我們當年的做法，也有點不講人道了」。
張紅兵文革後參加高考的准考證
1980年代，張紅兵考上了當地電大中文系。
一天，在上古代文學課的時候，他讀到了明代散文家宋濂寫的《猿說》，如遭雷擊。
「有一種猿猴，獵人把母猴捉到了，扒了皮，小猴子看到它母親這樣下場，抓、撞、反抗，最後這個小猴子也死了」。
文章最後說，猿猴尚且如此，何況人呢？
「我看到這些的時候，就在自己心裏面痛罵自己：張紅兵啊張紅兵，你畜生不如啊，動物還有親情，還有母子之情，你呢，你有嗎？」
「有一天，母親突然又出現在我的夢裏，我擔心她會馬上消失，我就拉着母親的手，哭着說：媽媽，你別走，兒子對不起你，真的對不起你啊。可是媽媽不說話，一句話都沒有說，就消失了。」
2013年，張紅兵寫下了一篇名為《一個文革「逆子」的懺悔》的文章。
在文中，他像當年做「大義滅親」報告一樣，詳細描述了1970年那個殘酷夜晚所發生的一切。
四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站在人性的立場來看，社會應該儘量避免讓無辜的罪犯家屬站上「大義滅親」的尷尬地位，避免讓他們在「親」與「法」之間做出痛苦的抉擇。
我國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就免除了被告人的近親屬必須出庭作證的義務。
但是，類似這樣的人倫之痛，並未從我們的世界消失。它只是蟄伏，一有合適的土壤，就會呼啦啦長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