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在「五大領袖」得勢期間，他們在單正平所說的第三、第四、第五項犯罪類型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活動。至於是否應當對他們追究刑事責任，要看他們的具體行為。1983年對「五大領袖」以「推翻政權、顛覆政府」來論罪，顯然不符合事實。「文革」初期，他們是毛澤東在其執政的特殊階段所依重的政治力量；當中央書記處的職能被「中央文革」及「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後，「五大領袖」及其領導的群眾組織成員經常充當中央的特派員，他們實際上是直接或間接地執行着毛澤東和其他「文革」領導人的政治意圖。因此，「五大領袖」在主觀上是要維護這個體制，而不是顛覆這個體制。單正平指出：「表面上看黨政機構似乎是受害者，但『造反有理』的口號是毛澤東發出的，是他以黨和國家領袖之尊動員『紅衛兵『在他的領導下造政府的反。當時，各級政府被毛澤東及其高層助手當作『奪權』的對象，並不意味着這場奪權造反是平民反抗國家機器；事實上，在奪權的高潮時，毛澤東掌握着國家機器的最高權力，指揮着造反派為他奪取省以下國家機器的控制權。因此，奪省以下黨政機關的權實際上仍然是國家行為的表現。」[16]
「文革」期間，毛澤東採用了政治運動的特殊形式，不是利用各級黨組織掌控運動，而是利用群眾組織來達到他的政治目的。這樣就出現了群眾組織之間的派別之爭，甚至升級為武鬥。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目標達到以後，重建秩序成為新的政治目標。此時，聶元梓、蒯大富卻無力控制北大、清華校內的兩派對立和武鬥，毛澤東拋棄他們是必然的。聶、蒯對武鬥中的死亡事件是否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則要看他們是否親自發令、親自動手。蒯大富在「工宣隊」包圍清華時說過「可以武力抵抗」的話，當然對校內「武鬥」負有一定責任。不過，當時他是北京市革委會常委，但對毛澤東派「工宣隊」進校的決策卻事先毫不知情。然而，1983年給他定罪時，專門選擇對他不利的證據，而不採信對他有利的證據。
中共建政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參與整人的積極分子後來大多受到保護，只有「文革」後的情形例外。例如，「反右」運動後來基本上改正了，但當初的整人者卻從來毋須承擔責任，甚至不曾要求他們道歉，有官職的照樣做官。而「造反派」這一批「文革」特殊階段的積極分子卻遇到了當局的特殊對待。他們中的一大部分人在毛澤東活着的時候就挨整，周恩來通過「清查五·一六」運動有意擴大了清查範圍；「文革」結束後，從「兩案審判」、「清理三種人」到「登記在冊」，他們又一次挨整。毛澤東死後，最高權威變成了鄧小平。由於鄧小平是「反右派」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所以「反右派」的積極分子都受到了保護；「文革」前期鄧小平曾經被批判，他自然要否定這一時期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兩案審判」也好，「清理三種人」也好，其準繩無非是確立鄧小平的政治合法性。在「清理三種人」的過程中，「文革」初期參與過打人的一些高幹子女，因為其父輩與鄧小平同沉浮，所以被視為可信任的子弟而受到保護。1982年、1983年對「紅衛兵領袖」的審判雖然標榜要實行法制，並且宣佈只追究被告的刑事責任，而不追究其他問題，其實這次審判還是一次政治行為。
近幾年，關於是否存在「人民文革」的話題引起了討論。本文無意討論當時一些「造反派」衝擊「當權派」、甚至使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感到失控的行為，是否可被稱為「人民文革」。但我認為，就「五大領袖」在「文革」初期的「造反」活動來看，雖然具體情形各異，但他們都是響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號召積極參加這場運動的，最初都是毛澤東政治主張的真誠信奉者和追隨者。他們曾經為個人權利受損害而抗爭，後來為適應毛澤東不同階段「戰略部署」的需要而成為政治新星。他們的「造反」活動並沒有改變這個體制的意圖，蒯大富和韓愛晶至今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仍給以相當程度的肯定。就這「五大領袖」而言，稱他們的「造反」行動為「人民文革」是不適宜的。
【注釋】
[1]余汝信，「1968：7.28召見與運動的終結」。
[2]韓愛晶，「毛澤東主席召見五個半小時談話記」。
[3]出處同上。
[4]雖然後來的文獻對「文革」中大學裏的鬥爭和衝突有一些記載，但對當時學校的日常運行狀況卻缺乏比較完整的記載。比如韓愛晶談到，他擔任北航革委會主任期間，組織「三結合班子」研製成功無人駕駛飛機的發動機，此事目前於史無載。
[5]譚厚蘭已於1982年去世。王大賓目前居住在四川都江堰，我還沒有機會與他相識。
[6]聶元梓生於1921年，1938年加入中共，是「三八式」老幹部。她從1968年起受隔離審查，1969年出席中共「九大」當選候補中央委員後繼續受審查。1978年被逮捕，1983年由北京市中級法院判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4年保外就醫，1986年假釋。自1984年以後，她一直要求政府按離休幹部的標準解決她的生活來源。她經過多年申訴，並得到一些老關係的幫助，直到1998年北京市民政局才開始給她發生活費，當時每月6百元，現在提高到1千多元。後來又讓她享受退休職工的醫療待遇，醫藥費報銷90%。2004年給她安排了一套小三居住房，晚年生活有了保障。
[7]韓愛晶出生於1946年，1964年考入北京航空學院三系（飛機設計系）。他在「五大領袖」中最後一個退出政治舞台。1969年選擇了湖南株洲的一個企業。1970年「清查516」時被押回學院受審查。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8]蒯大富生於1945年，1963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工系。1968年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1970年「清查516」時被押回清華受審查。1973年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勞動。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7年刑滿釋放後和一位山東籍女士結婚，移居山東。
[9]比如，蒯大富住在深圳多年，但當地政府只准許其妻女在深圳落戶口，而不讓他獲得當地戶籍。經過多年申請，他才在山東獲准得到護照，允許他出國旅行。前年，他曾接受記者田炳信的採訪，但囑其不要發表。去年田炳信發表了他們對話的內容（田炳信，《採訪今日蒯大富》）。官方為此找蒯大富談話。大意是這些年我們對你不錯，你為什麼接受採訪。蒯大富說，你看，對話里我說了：「朋友間聊聊天可以，任何媒體上都不要發表。」
[10]蒯的公司業務比較忙，所從事的行業競爭激烈，他目前的主要精力用於實現掙錢計劃。
[11]見「內幕：劉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會」。
[12]引自「劉貫一致胡耀邦的信」，《聶元梓回憶錄》代序第10頁，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出版。
[13]「文革第一號造反派人物聶元梓：『我不是反革命』」。[14]出處同上。
[15]單正平，「文化大革命：神權政治下的國家罪錯」，引自何清漣主編的《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237-248頁，博大出版社2004年出版。
[16]出處同上
（摘自《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宋永毅主編，2007年出版，香港田園書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