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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生活在陰溝里,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

上海封城之後,許多人出現了極為痛苦的「戒斷反應」——突然間大量需求無法被滿足,許多平日裏習以為常的服務和產品,一下子成了奢求。如果不是這次封城,我真沒想到會有那麼多人離不開咖啡和可樂,尤其可樂竟然會成為「硬通貨」——我看到有人自製珍珠奶茶,但可樂這玩意兒任憑誰都沒本事在家自製,哪怕是山寨的。

儘管我是一名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出生在紅房子醫院,童年生活在南市區十六鋪——但我並不像許多上海人那樣依戀上海這座城市。

我一直都無法理解,為什麼老一輩的父母把上海戶口看得重如千斤——上海究竟有什麼好的?每天穿梭在鋼筋水泥的叢林裏謀營生,見不到日出日落和滿天繁星,終日忙忙碌碌,生活成本高企,人們活在各種物質攀比中,即便在這個地方一輩子活到頭又能怎麼樣呢?很多人羨慕我有上海的「房票」,然而除了父母之外,我覺得自己沒有任何理由非要待在上海,也沒有動力去變現這張房票——說真的,上海戶口的特權,我一點不稀罕。

這種觀點大概也只有我這樣從小生活在上海的人才會有吧——外頭的人看上海或許遍地是黃金,到處是財富和機會,我看到的卻是物慾橫流的墮落和迷茫,是「眼前的苟且」,對這個自己成長的地方充滿了叛逆心理。

我不管走到全國各地哪裏,別人對我的評價都很一致:你一點都不像個上海人,無論是外貌還是性格。不過,當他們發現我很會做飯的時候,又會突然覺得我是個典型的上海男人。其實作為一個上海人,我從小到大最大的願望就是逃離上海,去尋找「詩和遠方」。

假如說選擇居住的城市和擇偶一樣,存在某種不可妥協的「剛性條件」,那麼我的條件就是「必須有山」。在上海見不到真正的山——99米高的佘山顯然不能算——我卻是個無山不歡的人,只要一看到山便覺得心曠神怡。於我而言,山是連接天空與大地的存在,有山的地方,天地才是完整無缺的。我在29歲那年終於有機會逃離上海,去了山最多最高的西藏,並在那裏呆了大半年(詳見《十年祛魅(上)一蓑煙雨任平生》)。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有點晚,但我還是想跟大家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永遠都不會太晚。

在喜馬拉雅那樣的地方,每一次抬頭都能感到自己的渺小,每一口呼吸都能感到自己的真實存在。當我再從西藏回到上海之後萬般不適應,覺得那片由大山組成的蒼茫真實的世界從我生命里被抽走了。有一次我到上海陸家嘴,站在天橋上被一大圈摩天大樓所包圍,突然感到十分虛幻——世界似乎不應該是這樣的……那一刻我突然冒出了一個想法:這座城市的設計是如此的精巧,就好像無數玻璃高腳杯搭建起來的香檳塔,可越精巧的東西不就越是脆弱嗎?要維持這座精巧城市的運作,需要無數人力物力的參與和配合,任何一環出問題都足以讓整個系統癱瘓。且不說海嘯地震戰爭之類巨大災害,上海這樣的城市哪怕只是一次大範圍長時間的停電都經受不起。

後來,我又一次義無反顧地離開了上海,重返魂牽夢縈的喜馬拉雅,越走越遠,越走越深,在遊歷大喜馬拉雅的過程中我遇見了藏斯卡河谷。藏斯卡是我去過的最像「詩和遠方」的地方——夠遠,也夠詩意——《拉達克往事11·不期而遇的「香格里拉」》中我曾這樣描述藏斯卡:

「在那之前和之後,我都從未見過也再未見過如此纖塵不染純淨無暇的地方——無論是這裏的自然環境,還是生活在這裏的人們——既在世外,又是桃源。那一刻,我有種感覺:就算外面的整個世界被毀滅,這裏還是太陽照常升起,人們照常生活,直到地老天荒。」

我太太和我便是結緣於藏斯卡,她曾跟我說:我們以後去藏斯卡過一次冬天吧!藏斯卡的冬天長達好幾個月都與世隔絕,只能從結冰的河面上徒步進出,每天只有晚上通電,過去連手機信號都沒有……在那裏,人的物質生活會被極度簡化,所需滿足的無非「溫飽」二事。

冬季冰封的藏斯卡河谷(圖片來源:子非魚旅行)

藏斯卡的人們冬天只能徒步從冰封的河面上進出(圖片來源:子非魚旅行)

時常往返於人類文明最先進和最蠻荒的地區,使得我能夠站在一定的距離之外審視這兩個以截然不同的邏輯運行着的世界。我得承認我對現代科技文明有一種不信任感,畢竟科技文明建立起來的時間實在太短,還不足以進行足夠多的試錯,誰知道科技文明會不會是人類走向毀滅的快車道呢?似乎人類文明的發展程度越高,容災能力就越差——停電或者道路中斷一星期,可能對藏斯卡地區的老百姓生活毫無影響;但假如發生在上海、紐約或東京,足以讓所有人的生活都徹底亂套。

同時,當我體驗過遠離現代城市文明的生活之後,也更能明白城市文明究竟好在哪兒。客觀來講,城市最大的好處就是便利,龐大精密的系統支持着滿足每個個體的需求。生活在落後的地方,哪怕只是做個飯,都需要自己打柴、挑水,甚至要自己來耕種、屠宰……這種生活方式對個人能力的要求很高,會把人訓練成多面手。就拿我認識的生活在藏斯卡的司機來說吧,他們每年出來開車掙錢不過四五個月,我問他平時在家幹嘛?他說什麼都干,務農、放牧、打零工、造房子、搓羊毛……通曉各種各樣的謀生方式——這一切都是在嚴酷生存環境的逼迫下學會的,就好像隨便找一個石器時代的人類,荒野生存能力都能秒殺貝爺。

可好逸惡勞卻是人的天性,除了極個別的怪胎,沒人願意放着自來水不用,非要去河裏打水;當有了更便捷的生活方式,人們會毫不留戀地拋棄傳統。電力、公路這些東西在人類歷史上出現的時間非常短,短到可以忽略不計,我們國家實現村村通電網和公路其實也才沒幾年;至於電信和互聯網那更是近幾十年才有的——可這些東西一旦出現,人類就立刻完全離不開了,因為實在太方便……科技的進步帶來了過去所無法想像的便利,也造成了人們對科技極高的依賴性,這種成癮性和依賴性正是科技文明「脆弱」的根源。

絕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完全不用擔心這種「脆弱」,現代化城市的分工合作能夠保證整個社會有條不紊地運作。現代社會運作的底層邏輯是勞動交換,大家之所以願意擠在城市裏,正是因為城市生活的勞動交換效率很高——一切商品和服務歸根結底都是勞動的產物,每個人通過自己擅長的勞動,通過商業活動換取別人的勞動。比起傳統社會的多面手,現代社會更需要專業人才。我們常會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覺,這是因為許多上一代人「必需」掌握的一些生活技能,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被商業化的勞動所替代,變得可以購買到,下一代掌握的技能越來越少。勞動交換的效率變高的同時,必然會產生消費主義,一方面人們為了出售自己的勞動而想方設法創造出需求,另一方面任何存在的需求都很容易通過消費得到滿足。

因此上海封城之後,許多人出現了極為痛苦的「戒斷反應」——突然間大量需求無法被滿足,許多平日裏習以為常的服務和產品,一下子成了奢求。如果不是這次封城,我真沒想到會有那麼多人離不開咖啡和可樂,尤其可樂竟然會成為「硬通貨」——我看到有人自製珍珠奶茶,但可樂這玩意兒任憑誰都沒本事在家自製,哪怕是山寨的。

我一直以來都拒絕對任何消費品成癮,平時不抽煙不喝酒不喝咖啡,我的生命中沒有任何一旦缺少了就會特別痛苦的消費品,正是因為害怕會有這樣無法獲取到的一天。當然我所設想的「不可獲取」場景是長途旅行、隱居山中,從來沒想到會在上海碰到「欲求不滿」的情況。

因此我對上海封城保持了十足的淡定——東西沒有就沒有唄,再艱苦的日子我都過過,這算得了啥?不過有一說一不吹不黑,上海被一封控,物資條件還不如我在印度的集中營,那陣子起碼要吃啥喝啥都能每天讓採購送新鮮的進來,可以在亞馬遜上買生活日用品,高牆裏的活動範圍說實話也比現在居家隔離要大得多……

所以這事兒說白了就是個心態問題,有不少人被封控在家憋出了抑鬱症;而像我這樣的人,關集中營都能關出「世外桃源」的感覺,生活在高度便利的大城市是不是挺浪費的?

可惜我不再是「一人吃飽全家不愁」,作為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要如何生活以及生活在哪兒這些事兒,由不得我自己做主。

上海封控之後很多朋友來關心我的情況,一般我都回答說:「我們挺好的,物資不缺。」

物資方面我們一家確實沒啥太大的問題,對比其他親戚朋友,我們家應該算得上中等偏上,綠葉菜水果從來都沒斷過,基本上每頓都能保持四菜一湯的水平。搞物資和做飯是我爸的工作,他長年生活在這邊的人脈比較多,而我卻是「新來乍到,人生地不熟」。幾個主流的搶菜軟件早就停止了我們這個區域的服務,早些時候搶過一兩次也都空手而歸,團購主要是我爸在參與。我們小區居委會隔三差五會組織團購蔬菜包,價格還算合理;老年人需要的藥品,居委也會幫忙去配。雖然每天都有人在居委會門口吵架(我住在一樓,正對居委會),但至少我覺得我們的居委會還是挺給力的——不排除這種「給力」是居民們前赴後繼吵架吵出來的。

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搶菜的,我家這邊的站點已經關閉了很長時間。這樣也好,省去了每天設鬧鐘的糾結

總之只要不斷糧不斷藥,生命安全有保障,都算不得什麼太大的問題吧。然而能活下去並不代表我們家裏沒問題,有些事情原本我打算等封控結束塵埃落定再寫出來,現在看來一切恢復正常似乎遙遙無期……關鍵在於我們家目前碰到的問題其實還挺有典型性的,可能代表了許多人當下的處境,所以就在這裏講一下吧。不過必須說明的是,我寫出來既不是求助也不是抱怨,單純談一些對生活的感想。

今年一月份回家之後,我們一家三口住到了父母的小區。父母住的是個建於上世紀80年代的老小區,五十多平米的老房子,外婆也跟他們住在一起。早在回國之前我媽就跟她隔壁的房東朋友說好了,到時候房子租給我們。我們回來的時候,隔壁的房子還沒準備好,不得不在同一個小區我媽朋友閒置的房子裏先暫住了兩個月,3月初才終於搬到了我媽家隔壁,他們102,我們103,基本上就好像住在一起,同時也有自己獨立的空間。

我只能說,多虧及時搬到了隔壁,否則在這次封城中我們無疑會焦頭爛額——因為我們兩家處於一種「共生」關係——比方說由於剛搬到新的地方,廚具調料都還不全,假如「足不出戶」而不能去爸媽那裏,我們吃飯都成問題。

為了不影響我太太跟我兒子睡覺,我平時都睡在書房裏。4月9號凌晨2點多,我媽突然來我房間把我叫醒——外婆半夜裏起來上廁所,在客廳里沒站穩摔了一跤,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起不來了。她拉不動,要我來幫忙,我是家裏唯一有力氣把外婆抱起來的。

外婆生於1932年,今年虛歲91。她明明吃得很少,上半身仍是有些胖大,可能人到了她這個年紀,身材早已定型。她左腿膝蓋的半月板二十多年前就壞了,當時不肯做置換手術,打那兒之後就經常摔跤。我記得她好幾次都因為骨質疏鬆加上自重太大,摔跤的時候用手一撐,就把手給撐骨裂了;另一個印象是她的胃腸道消化不好,長期需要服用幫助腸胃通暢的藥物。

我們一家剛回國時跟外婆一起的照片

根據家裏人說,從去年起外婆的身體明顯開始變差,腦袋也開始變得越來越糊塗。2019年她曾因為腸道穿孔做過一次手術,那次手術後元氣大傷,再也恢復不到從前的狀態。外婆有四個子女,一直以來都是我媽照顧她,最近這幾年她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躺在床上看電視,如果要吃飯上廁所就自己拄着根拐杖去,出門的話只能坐輪椅。

由於白天晚上都臥床,外婆的作息跟普通人不大一樣,經常白天看電視看得迷迷糊糊睡過去,晚上反而睡不着。不過她也不麻煩別人,因此家裏人便由着她。正因如此,她才會半夜裏起來上廁所結果摔一跤。

摔跤對她這種年紀的老人來說,可能是致命的,像這樣跌坐在地上最怕髖部骨折。當時外婆坐在地上完全動不了,簡單排除了她骨折的可能性後,我從身後架着胳肢窩把她從地上抱起來,我媽在邊上配合推輪椅。我們讓外婆先坐到輪椅上,把輪椅推到床邊,再把她抱到床上。整個過程我跟我媽都非常小心,害怕造成二次傷害。我們吃不准外婆究竟摔傷了哪裏,可以肯定的是她這麼大年紀摔一跤絕不可能安然無恙。總算這會兒情況看起來不算特別緊急,大半夜的我們也做不了什麼,只能讓她先在床上躺着。

第二天一早,打120叫了救護車,救護車說只有等到晚上才能安排得出車子,而且陪同的家屬只能去一個。外婆倔強地表示,她寧願死在家裏,也不要去醫院,後來只得取消了救護車的預約。說實話像外婆這種情況就算真的去了醫院,醫院能做的也不多;而封控期間家人無法去醫院輪換看護、送東西,終歸很被動。

其實我們家裏的所有人,都已經對外婆可能發生的狀況做好了心理準備,包括外婆自己心裏也清楚,自己不過是過一天算一天。畢竟九十多歲的人了,身體只可能是每況愈下,總不見得指望她返老還童吧。

像外婆這樣摔一跤,儘管不致命,卻免不了吃盡苦頭。

剛摔完的前幾天,外婆的氣色看起來非常差,扶她坐起來的時候都會忍不住呻吟,但她又說骨頭不疼只是皮肉疼。直到第三天她大腿內側的血瘀才顯現了出來,給她用了點活血化瘀的跌打膏藥和雲南白藥噴劑。因為沒有去拍片子,吃不准究竟什麼情況,以她骨質疏鬆的情況,不排除輕微骨裂的可能性。她這種情況最需要的無非是靜養,假如是平時的話,或許可以讓社區衛生院的醫生來家裏插個導尿管,免去上廁所的折騰;現在醫生進不來,也搞不到導尿管,不得不每次上廁所把她搬來搬去。家裏有臥床用的扁馬桶和尿墊,但外婆一來並沒有嚴重到那種程度,二來她說自己躺着拉不出來,因此我媽跟我需要24小時待命。

外婆一直有起夜的習慣,我跟我媽自然就得半夜裏起來抱她上廁所。一開始由於缺乏經驗,動靜鬧得很大,外婆半夜兩三點起來小個便,全家跟着她一起醒過來然後睡不着。那陣子每天半夜被叫起來,搞得我睡眠很容易驚醒,總想着啥時候該來喊我了,往往到了點自己就會醒來,提心弔膽地等待召喚,那種感覺就好像相聲里等着樓上的人把第二隻靴子扔下地一樣。

全家人跟着一起折騰,外婆自己心理負擔也很重,成天翻來覆去那麼幾句話

——「還好有希智在,這次多虧了希智啊!沒有希智的話我就完了。」

——「我現在死麼死不掉,受罪啊!你們也跟着我倒霉啊!」

儘管我們一直都安慰她,但似乎並不能減輕外婆的焦慮感。我能想像外婆剛摔跤之後那幾天的絕望——完全喪失了自主行動能力,每次上廁所都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冒險,關鍵還不知道這樣的日子啥時候才是個頭。我抱着外婆的時候能夠感受她的無力與緊張,我總跟外婆講:「你就放心好了,我有的是力氣,抱你根本不費力,肯定不會摔到你的。」但她還是習慣性地想要用手去抓握些什麼。

老年人有時候就跟小孩一樣,說的話也是孩子氣。有一次外婆跟媽媽說,爸爸不是認識醫院的醫生嗎?能不能讓醫生給她打一針讓她死了算了。我們知道,外婆說的只是氣話而已,她才不會甘心這個時候一走了之呢——都還沒機會見過兒子一面,怎麼可能死得瞑目。

有一位英國的醫生說過:「其實絕大多數因新冠死亡的人都是年紀很大或者本來就有很嚴重疾病的人,新冠只是推了他們一把。但最難過的是,他們孤獨而冰冷地死去,無法和親人互相告別。」

外婆的狀況讓我深深感受到,疫情挑戰的不僅僅是醫療,更是人倫。有時候我跟朋友討論應對疫情的策略,一層層剝到最後,發現往往會面對一些無解的哲學命題。

摔了跤之後,外婆有時候會說氣話:「哎,生了兩個兒子有什麼用!關鍵時候還是外孫有用。」其實就算她的兒子(也就是我舅舅)過來也幫不上什麼忙,畢竟兒子們也都六七十歲了。家裏就我這麼一個用得上的壯勞力,剛好現在封控期間出不了門能夠隨叫隨到。外婆對此感慨地說:「小時候外婆抱你,現在你抱外婆,也算是還給外婆了。」

這樣的日子過了兩周之後,外婆的情況終於漸漸有些好轉,搬動的時候她的腿已經不那麼疼了,如果狀態好的話晚上還能一覺睡到天亮。但估計接下去很長一段時間裏,她都沒有辦法自己獨立起床上廁所——悲觀地講,甚至可能永遠都沒法兒自己上廁所了——依然任重道遠。

照顧外婆這件事上,主要是我媽勞心勞力,我只不過是出點勞力、少睡點覺,作為一個本來就在家工作的人算不得太大的負擔。但我們家裏不光有老人,還有孕婦和小孩。

3月底的時候,我太太確認了懷孕,一如兩年前的重演——上一次懷孕正好趕上印度封城(詳見《生逢2020(上)時代狂瀾里的一粒沙》),這一次是上海封城——不同的是,這一次並不在我們的計劃之內。所以大家不用忙着恭喜我,計劃外的懷孕也帶來了計劃外的麻煩。

比起上一次的開心,我太太對這次懷孕感到非常焦慮。因為她生饅頭的時候是緊急剖腹產,按照醫學建議剖腹產懷二胎需要至少等18個月,算起來這次懷孕距離饅頭出生才過了15個月,讓她十分擔心相關的風險。這種焦慮再加上封控期間就醫形勢的不明朗,讓我太太的抑鬱症復發了,在家裏哭哭啼啼,說如果這次懷孕有問題不得不流產的話,她以後就再也不要小孩了。因此我們得知懷孕後非常迫切地需要去醫院做一下早孕檢查,不僅排除宮外孕的可能,也要讓醫生看一下我太太的恢復情況是否適合再次懷孕。

我們不是什麼大富大貴的跨國婚姻家庭,雖然我太太是外籍,但還是打算省點錢去公立醫院生孩子。關於她可以去哪個醫院,之前懷饅頭的時候我們就打聽過了——我所在的上海市閔行區,貌似只有第五人民醫院和閔行區中心醫院這兩家有資質接收外籍產婦。然而3月底的上海已經相當混亂,各種就醫難,我們小區當時處於封控,驗孕棒都是讓外面的朋友代買送過來的。本來我打算帶我太太去五院碰碰運氣,在居委會了解要如何外出就醫的時候,碰到一對同樣要去做第一次產檢的小夫妻,聽他們說五院已經「淪陷」,有很多陽性患者在那裏。

這時我媽告訴我,我有一個中學同學的老婆在上海一家國際醫院的婦產科工作,讓我試試看跟他聯繫。由於我久不在當地,我媽通過她們的「家長八卦聯絡網」,反而比我更清楚這些老同學的近況。

到同學那裏一打聽,他說他老婆已經住在醫院兩個星期沒回家了,現在公立和私立醫院都可能說封就封,而他老婆的醫院目前正處於48小時封控排查階段,排查結束後我們就可以過去做檢查。國際醫院價格自然要比公立醫院貴不少,可我們這種特殊情況也別無選擇,只能咬咬牙上了。

醫院這邊確定了之後,還得想辦法搞到出門的通行證。我們小區特殊情況外出需要48小時核酸證明,這個條件照理說並不苛刻。然而非常不巧的是,我們最迫切需要的那次核酸報告,花了足足44小時才出結果——3月26號下午3點半做的測試,收到報告是28號中午11點半——也就是說等拿到報告的時候只剩4個小時就過期了。

這是我所有核酸中出結果最久的一次

那陣子小區的核酸測試不像後來那麼密集,居委會也不知道啥時候上頭會通知組織下一次。要在4個小時內往返一趟醫院做檢查實在太緊張,而且醫院那邊也需要提前做預約。我當機立斷,拿着有效期僅4個小時的報告開了個出門條,帶着我太太到家附近的檢測點自費做核酸,先續上48小時的命再說。

中午12點多出小區大門的時候,保安看着我們再過3個小時就會過期的核酸報告皺起了眉頭,他說:「我可醜話說在前頭啊,你們要是3點半之前回不來,就要自己在外面找地方做好核酸拿到報告才能進來。」我心想現在都封控了,外頭應該沒啥人吧,3個小時不但足夠做核酸,還可以順便採購點東西。沒想到跑到做核酸的地方一看,居然烏泱泱排着長隊,核酸檢測點卻要等到下午1點才開,好多人都提前等着。我們那天出門啥都沒幹,光是排隊就花了足足兩個小時,好歹趕在3點前回到了小區。

第二天3月29號下午,我們終於順利抵達了醫院,給我太太做了早孕檢查。醫生告訴我們,剖腹產間隔18個月的醫學建議指的是兩次分娩之間的時間,按照我們預產期的推算,間隔有23個月,所以並沒有太大問題,就算再多等一兩年,風險也不會增加或減少。由於我太太之前是緊急剖腹產,B超顯示子宮和腹腔的刀口癒合有黏連,這種情況既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結締組織比較厚,舊刀口不容易繃開;壞處則是進行下一次剖腹產的時候下刀可能會看不清楚。

我們去檢查的時候B超顯示是6周大,胎兒已經有了心跳,着床的位置也很好,總之一切正常。我們本來就有二胎的打算,那就既來之則安之吧——想不到繼饅頭這個「印度封城寶寶」之後,我們又迎來了一個「上海封城寶寶」。

核酸檢測的漫漫長隊

到醫院檢查過才終於讓我太太安心了一些

但封控期間顯然不是適合懷孕的好時機。

我太太的早孕反應跟上海的封控簡直完全同步——別的孕婦怎麼樣我不知道,反正我太太的早孕反應非常嚴重,噁心嘔吐,情緒低落,嘴巴發苦,對各種氣味極其敏感,口味變得極其隨機,原來喜歡吃的東西會突然無法接受,甚至十分鐘前想吃的東西可能十分鐘後就不想吃了。上一次在印度,她每天只能勉強吃下一些白米飯和酸奶,懷孕前三個月瘦得形銷骨立,掉了十多斤的體重。

這次的情況比上次也強不了多少,她想吃肯德基吃不到,想吃新鮮的海魚吃不到,想吃家鄉味道的羊肉也吃不到……雖然就算真的幫她弄來這些東西,她也不一定能吃多少,可能有多一些選擇能夠解下饞終歸是好的。這段時間她吃得下的東西非常有限,比如雜糧粥、香蕉、黃油煎麵包片、小餛飩——但很快黃油就吃完了,切片麵包也無法保證供應,小餛飩更是變成了奢求。後來切片麵包總算是團購來了一些,並且在外賣軟件上面搶到了幾盒小餛飩,但京東上訂的罐頭黃油在寧波分揀中心卡了好多天都還沒動靜……

早孕階段的生理反應本身就很難熬,物資供應的受限無疑是雪上加霜。

由於我太太早孕階段的嗅覺變得過度敏感,哪怕是下廚做飯的氣味都會令她難以忍受,於是每天給饅頭換紙尿褲清理大便的工作就落到了我的頭上。

饅頭倒是精力旺盛能吃能喝,每天比他媽吃得還多。吃得多自然拉得多,大便少則2次多則4次,家裏的紙尿褲消耗得飛快,一度面臨危機。饅頭現在才16個月大,不去玩自己的大便就阿彌陀佛了,不指望能訓練他如廁。為了避免紙尿褲的青黃不接,我很早便通過三個不同的渠道訂了3箱紙尿褲,看哪個能夠先到。走中國郵政的那箱半個多月來紋絲不動,京東對母嬰用品進行了優先配送,終於在我彈盡糧絕之前將紙尿褲這一戰略物資送到——原本我都已經準備好要剪舊床單回歸傳統的手洗尿布了。

在封控的日子裏,每天早上都是我最忙碌的時候,那邊正要抱外婆去上廁所,這邊可能饅頭正在拉大便,日日夜夜伴隨着我的不是屎就是尿;與此同時,還得設法安撫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的孕婦,而樓外正在喊着核酸檢測抗原檢測……

連中國郵政的物流都無法進入上海,已經卡了半個多月了,我只能說這盤棋下得很大……

很多人讀了我寫的那些遊記,可能以為莫老師的生活里都是「詩和遠方」——我自己曾經也這樣以為,但實際上自打有了孩子之後,我的生活就跟許多身不由己的中年人一樣,早已淪陷在各種屎尿屁的瑣碎之中。每天基本上只有等到晚上饅頭睡覺後的夜深人靜時,我才能夠不受打擾地坐在電腦前專心碼字,享受一段獨處的時光。

當看到饅頭的茁壯成長,以及我太太正在孕育的新生命,會讓我對「失去外婆」以及「父母越來越老」的前景不再感到憂慮——世世代代都是如此生生不息,我們所面對的不過是千萬年來的自然規律。而當看到外婆現在的樣子,我則會默默地加緊起身體鍛煉——這不是我們家裏第一個需要把屎把尿的老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這次回國讓我突然發現,自己對這個家庭而言是如此重要,並且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都是不可替代的頂樑柱。只有鍛煉好身體,才能承擔得了更多的責任,才能儘可能不成為別人的負擔。

坦白說,如果我是個像從前那樣的孤家寡人,其實還挺希望去方艙體驗一下衣食無憂的「陽間」生活;但身處如今這樣的家庭環境下,我成為了一個絕不容出現任何閃失的人……

寫這篇瑣碎的文章,是因為我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在整個上海整個中國,何止千千萬萬。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像我這麼幸運地可以在家工作,能夠繼續履行自己為人父、為人夫、為人子的職責。很多老人一定面對着比我外婆更為糟糕的困境;很多人的家人恐怕不只是要去醫院做個檢查那麼簡單,急需要進行的手術或許已經一拖再拖……我的「幸運」也只是「截至目前為止」而已,隨着封控時間的不斷延長,封控地區的不斷增加,「不幸」降臨的概率對每個人來說都會越來越高。

在買不到服務的封城歲月里,許多人都成為了生活的強者,各種潛能被激發了出來。打開朋友圈,個個都是廚師、點心師、烘焙師,還有許多人學會了種菜、理髮——我爸就在封城期間生平第一次做了包子,第一次給自己剃了頭髮。

淘寶的購物車裏囤了許多東西,解封之後勢必會迎來一波報復性消費。這段時期少買了很多不必要的東西,同時也在必需品上多花了很多錢。現在除了家人千萬不能生病,重要的家用電器和設施也最好不要壞掉,試想如果家裏馬桶堵塞,或許畫面會很「美麗」,但也或許會催生出一位水管工。

封控讓社區關係又回到了從前那個守望相助的年代,一向被認為冷漠的都市人,一下子變得團結親密起來。傳統社會對社區組織建設、鄰里關係維護的重視,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商品經濟的欠缺,唯有依靠左鄰右里的援手才能抱團生存下去。當現代商業化社會勞動交換被按下暫停鍵的時候,人們自發回歸到了傳統。

這些天經歷的和看到的許多事情,讓我覺得這座城市其實並沒有那麼脆弱,現代文明並沒有那麼不堪,城市裏的人們只是被突如其來的封控搞得措手不及罷了;藏斯卡那樣的地方也沒有那麼「詩和遠方」,那裏的老百姓只是習慣了生活的艱辛、看淡了人間的疾苦罷了。

我太太說,在她的老家拉達克,幾乎沒聽說過活到九十多歲的老人。像我外婆這樣的老人假如生活在拉達克,可能在她七十歲半月板損壞之後便活不久了,倒不是有沒有人照顧的問題,而是當地氣候環境和基礎設施都對腿腳不便的老年人非常不友好。那裏的人們,對生老病死以及幸福生活的理解,跟現代大都市裏的人截然不同。藏斯卡的當地人也絕不會認為自己生活的地方是所謂的「詩和遠方」,他們窮盡一生的努力只希望後輩可以走出大山。「詩和遠方」之所以能夠成為「詩和遠方」,恰恰因為我們本身是文明社會的受益者,獲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可以往來於「眼前的苟且」與「詩和遠方」之間。

我問我太太,你還想去藏斯卡過冬嗎?那種的生活不就跟封城一樣嗎?你體驗得還不夠嗎?那裏的物質條件甚至還遠不如封城的上海呢!

要去!——她竟然如此執迷不悟!

而我也跟她一樣執迷不悟。

王爾德曾說:「我們都生活在陰溝里,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莊子也說過:「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失去了希望和憧憬,忘記了吶喊與追求,比死亡更可悲。人生的意義在於各種各樣的體驗,即便生活在朝不保夕的世紀危機中、柴米油鹽屎尿屁中,也總得有一點對「詩和遠方」的執迷不悟,因為那是我們生而自由的證明。

責任編輯: 夏雨荷  來源:隨水文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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