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2日艾奧瓦州的一場集會上，美國總統拜登首次對俄國在烏克蘭的行為作出實施"種族滅絕"的指控。
稍早前，拜登還在事後被粉飾為一次"口誤"的講話中稱"普京不能繼續掌權"。
華盛頓時間13日，這位美國總統使用特別權限，再次宣佈向基輔提供新的高達8億美元的額外援助，包括首次新增的18個榴彈炮系統和200輛裝甲運兵車。
作為俄烏戰爭中的一方，烏克蘭公開強調，在其與俄羅斯的戰爭中，美國是最大的支持者。
烏克蘭遭到俄羅斯侵犯，美國的態度經歷了一個重大變化的過程：
最初承諾向基輔提供援助，但明確表明無意直接軍事介入，僅提供防禦性武器系統。
隨着澤連斯基當局領導烏克蘭軍民擊退俄方的閃電戰和全面攻勢，美方的援助層層加碼，從戰爭開始後，迄今已向烏方援助逾25億美元；同時，領導了冷戰以後針對一個特定國家最大規模的制裁、限制和孤立行動，莫斯科在這場戰爭中的處境日益窘迫，而烏克蘭則緩過勁來，戰略處境顯著改善。
戰爭第一階段以烏方實質性勝利而結束，並隨之轉入第二階段：雙方調動兵力，在烏東地區形成新的大規模戰役的態勢。
在此之際，西方領導人打破禁忌，連續親訪烏克蘭，從歐洲議會議長到歐盟委員會主席，從英國首相到波、愛、立、拉四國總統，都向烏方表達了強烈支持的意願，並採取切實的具體行動。
基輔加入歐盟進入特別進程，老牌的歐洲強國英國強力支援，波、愛、立、拉四國總統訪問基輔當面詢問澤連斯基當局的戰爭需求，而超級大國新增援助同樣基於烏俄大戰在即的背景。
儘管沒有任何一個戰爭參與或支持方公開提出來，但毫無疑問的事實是，美國、北約、歐洲及整個西方向烏克蘭提供援助和支持，制裁、限制和孤立莫斯科，是有一個漸進的過程的。而這個過程中西方的思考、選擇和行動不僅出於國際道義、世界秩序重要成員的責任，而且深刻反映了各自國家對國家利益、塑造新的世界秩序的戰略追求。
尤其是超級大國和歐盟、英國這些直接相關國家。
事實上，由於俄烏戰爭的爆發及其某些戲劇性後果，冷戰甚至二戰後的世界秩序正面臨深度重構、戰略轉型的大轉折時刻。
作為一個亞洲小國，新加坡領袖李顯龍拒絕將其在俄烏戰爭中的取態描述為"選邊站隊"，自然有其現實的地緣政治考量，但無改其選擇的戰略性質：站在文明一邊，以便於在類似情況下有效維護本國切身利益。
菲律賓的選擇同樣耐人尋味，在俄烏戰爭爆發後，過去數年表現溫和的杜特爾特政府一反常態作出"選邊站"的選擇，不僅在外交表態及重大國際表決中支持美國，而且獨樹一幟地向美國作出保證，一旦俄烏戰爭"外溢"到亞洲，菲律賓將協同美國參戰。
這些過去到現在都在亞洲地區秩序中處事謹慎的國家表現得甚至比烏克蘭的某些歐洲夥伴更為敏感和直率，就在於它們意識到俄烏戰爭的性質和取向攸關全球和地區秩序與規則，攸關所有國家的根本利益，在自身面對類似處境或前景的情況下，它們認為有必要旗幟鮮明地表達自身立場和政策，以尋求在即將來臨的世界新秩序中受到最好的庇護。
不僅是自身可能受到潛在威脅的國家急於尋求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恰當的位置，那些野心勃勃的國家同樣如此，集中表現在歐盟的兩架馬車——德國和法國對俄烏戰爭的取態上。
應該說在支持基輔和疏遠莫斯科方面，德國和法國是最遲鈍者之一。直到俄烏戰爭結束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特別是"布恰事件"、"烏東火車站導彈襲擊"發生後，這兩個國家才出現明顯的傾向於基輔的變化，包括向烏克蘭當局提供更大的援助和支持，向俄施與更大的制裁、限制和孤立。
但法德兩國對於新的世界秩序搖擺性在於，它們仍然竭力避免自身成為莫斯科主要的敵對方，或者將自身藏於"集體"之中，比如德國，朔爾茨政府強調其打破"祖制"對烏軍援必須放在盟國框架下；或者仍存機會主義心態，比如法國的馬克龍當局在拜登提出"種族滅絕論後，仍試圖"調和"，認為各國領袖應謹慎言辭，"口水戰無助於結束戰事"。
俄烏戰爭使過去對俄奉行綏靖主義政策的法德兩國顏面掃地，處境尷尬，因此它們一方面對俄烏戰爭的態度出現了有利於澤連斯基當局的變化，一方面這種態度轉變與其內心想法仍存在距離，因此時不時仍流露出"兩面性"，但在總體上，作為西方秩序中的關鍵成員，由於威信下降，它們已無力阻擋在美國主導下新的世界秩序進程，並成為正在孕育發展中的世界新秩序的重要臂助。
印度正成為超級大國竭力開展外交爭取的對象，其對俄烏戰爭的取態同樣與其近些年與美國及西方關係的發展出現嚴重的"矛盾"，在華盛頓一系列攻勢下，尤其是剛剛結束的拜登-莫迪視訊峰會及美印新一輪2+2會談成為力促新德里轉變姿態的一個關鍵步驟，從目前的情況看，印度短時間內不可能完全脫離莫斯科的軌道，但出於本國至高利益及對參與領導世界新秩序的渴望，莫迪當局的總體姿態正走在偏向於華盛頓的道路上。
俄烏戰爭本身是一場領土和地緣政治的較量，但其出乎意料的發展，特別是莫斯科的頹勢，正在促使其變成正在尋求變革冷戰後的世界秩序的超級大國的一個極好機會，在其有意引領並推動下，變成了一個世界秩序深度重構，各國"選邊站隊"，並戰略轉型的重要契機，變成了拜登當局的"9.11"時刻。
在俄烏戰爭的"意外"促進下，美國在冷戰後鞏固了首要大國地位，西方世界及其夥伴重新向其看齊、靠攏成為目前的一個新趨勢。
在這個世界秩序根本轉變、攸關主要塑造者核心利益的重大關頭，如何抉擇必然成為其區分友敵的關鍵依據。一邊倒地或者在主要方面選擇俄羅斯，就意味着自覺地將自身置於美國及其領導的世界新秩序對手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