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被取締的次日，她召集原來由她任命的該區各國有企業廠長開會，商量出路，因為她和廠長們的合法性一夜之間都消失了。她的建議是，由她出面註冊一家私營銀行，廠長們把本企業的國有流動資金作為這家私營銀行的入股資金，轉入此銀行；再用銀行貸款的形式，把來自各企業的資金轉回企業。通過一番這樣的「神操作」，這家私營銀行就憑空有了雄厚的「資本」，而各位廠長也從此成為掌握自己企業金融命脈的私營銀行「股東」；雖然「組織上」不再任命這些廠長，但廠長們的地位由此得以穩固。
當時我追問：「這樣做合法嗎？」但卻沒料到，自己問了一個道地的傻問題。這位前區委書記微笑着問我：什麼是法律（чтотакоезакон）？她解釋道：「我們各地的『幹部』們都在這樣做，他們支持的國會議員在『杜馬』（俄國國會）通過的金融法令因此規定，這樣的做法屬於合法行為。不然，我也不敢告訴你了。」這就是「舊」零件組裝出來的「新」機器在如何運作的典型案例。
蘇共幹部們並非真不懂經濟，只是他們不喜歡計劃經濟之下的束手束腳而已，也不喜歡被黨紀部門或克格勃勒索威脅；一旦讓他們用權力自由自在地發財，就無師自通地各顯神通，呼風喚雨。他們就是普京們的權力基礎，仿佛沙皇時代的貴族一般。然而，用這些「舊」零件組裝出來的俄國「新」政治制度，只是個民主制度的冒牌貨。當中國民間呼喚民主化時，很少有人想過徒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在政治舞台上卻「換湯不換藥」，這樣的冒牌「民主」完全可能重蹈普京的覆轍。
四、為什麼俄國逃避社會轉型？
共產黨國家一旦走上了轉型道路，是否就從此一帆風順地完成轉型呢？實際上，答案是否定的。成敗之別在於，社會轉型是否成功。完整的制度轉型必須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的三重轉型，缺一不可。政治轉型是民主化，經濟轉型是私有化和市場化，而社會轉型是民眾價值觀、道德觀的滌盪和清洗。在民主選舉的狀況下，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的成敗取決於選民支持哪種政策主張。因此，社會轉型才是民主化是否倒退、是否歸於失敗的關鍵影響因素。
因此，所有共產黨國家的轉型展現出三種模式：第一種，政治、經濟、社會的三重轉型，這是以波蘭、捷克為代表的中歐模式；第二種，實行政治、經濟轉型，但社會轉型遲緩，這便是俄羅斯模式；第三種，實行了經濟轉型，但不實行政治轉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現社會轉型，此乃中國模式。
俄羅斯民眾在蘇共下台前曾支持民主化，這並不意味着俄羅斯就可以輕鬆地推動象中歐國家那樣的社會轉型。俄國民眾和大多數前蘇共黨員，並沒有中歐國家民眾那樣全面否定紅色歷史的精神準備。俄國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眾的大多數人，把共產黨制度的失敗推給了被取締的蘇共，卻迴避實行中歐國家那樣的個人懺悔和靈魂淨化。其根本原因在於，中歐國家的社會重建是把紅色歷史、紅色文化作為外國殖民統治的象徵而清除的，清除共產黨統治的遺毒就是愛國主義的體現，這做起來比較容易；而在俄國，紅色歷史、紅色文化就是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對紅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牽涉到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牽涉到對長輩、前輩社會聲望的否定，這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
1995年，我在莫斯科的國民經濟戰略館（北京展覽館採用了它的圖紙）曾偶遇前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兩人談了五個小時，中心話題是：為什麼民主化的俄羅斯不能深入批判共產黨文化？他的回答是，這是情感問題，而不是簡單的對錯問題。他的爺爺是赤衛隊隊員，見過列寧，父親是高幹，他自己也算高幹，一家三代全都和共產黨血肉相聯。他說，我們知道民主化比共產黨好，但要我否定十月革命，等於是讓我否定我爺爺和我爸爸的人生價值，這我做不到。
這次聊天后，我翻查了葉利欽時代的中學教科書，也檢視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兩市的政治歷史博物館的展品。結果發現，俄國的知識分子和教育部門採用了混淆是非、逃避爭論的實用主義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比如斯大林就從歷史教科書和歷史展覽館裏徹底消失了。結果，民主化過程中，俄國為了避免還原真實的歷史，把蘇聯歷史切碎了再稀里糊塗地拼在一起，這種做法其實是為逃避社會轉型創造條件。
五、民主化失敗的俄國重新成為戰爭溫床
在俄國考察後我意識到，雖然理智上俄羅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產黨下台，但情感上他們並不打算徹底清理共產黨的精神文化遺產。由此可見，在共產黨革命的搖籃國，清理共產黨的精神遺產不是個單純地明確是非判斷的問題；即便是非已經明確，很多社會成員仍然拒絕從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紅色歷史和紅色精神遺產，結果社會轉型和道德重建就面臨重重障礙。既然不對共產黨統治時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評價，也就談不上全社會範圍的懺悔意識和淨化意識。所以，俄羅斯在民主化時代成長起來的年青人囫圇吞棗地接受了亂七八糟的混亂的歷史教育，又在頭腦里裝進了蘇聯時代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他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甚至比父輩還混亂。
被舊價值觀深深影響的數代俄羅斯人會喜歡一個強大的政府、強漢般的領導人和強硬、侵略性的對外政策。在這樣的社會裏，民主化必然走上失敗的軌道，而普京當道卻成為必然趨勢。一個失敗了的民主化國家很容易恢復共產黨統治時代的對外霸權政策；這種對外霸權政策常常還得到社會上許多人的喝彩。看不到這一點，就無法懂得，為什麼普京敢於發動烏克蘭戰爭。看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年輕人為中國進攻台灣的軍事計劃叫好。
從更深層次去看，失敗的民主化又產生了俄國的制度劣勢：經濟上落後而毫無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壓制；對外，則只能展示強權。這種制度劣勢會進一步深化俄國精英和民眾的自卑感；而普京的制度自卑感讓他對那些靠近西歐國家的前蘇聯集團成員國的成功充滿了妒忌、敵意，總想找機會威脅它們，至少把他們的制度優勢削弱。所以，俄國之所以恢復霸權主義，是俄國轉型失敗後出現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應；它非常害怕周邊國家的成功讓俄羅斯昔日的輝煌淪為徹底的敗落。這就是烏克蘭戰爭的俄國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