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德閾值
今天（3月25日）凌晨，上海東方醫院發佈了一則《情況說明》，證實了有關傳聞：
情況說明
周盛妮為我院護士，一直在院內從事科室相關工作。3月23日在家中哮喘發作，用藥後無法緩解。19時許，家屬駕車送其就診。我院南院急診部因疫情防控需要，正暫時關閉，進行環境採樣和消毒，家屬遂將病人送到仁濟醫院東院救治。23時許，周盛妮同志因搶救無效去世。
周盛妮同志工作勤懇，任勞任怨，是一名優秀的白衣天使。周盛妮同志的不幸去世，是我院的損失，我們對她的去世深感痛心，對她的親屬致以誠摯慰問！
上海市東方醫院
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
2022年3月25日
來自周盛妮朋友的非官方朋友圈消息，補充了一些細節：
發病後，給自己噴了藥，打了針，但無法緩解，叫不到120，便由家屬開私家車先到東方醫院南院急診，她以為，自己是本院職工，可以進去求救，但保安恪盡職守不讓進。「輾轉跑了幾家醫院，因疫情封控關了急診不能搶救」，最終才來到仁濟醫院，因耽擱太久，不幸去世，終年49歲。
我們無法確定她在這4個小時裏是否輾轉了多家醫院，但可以確定至少去過自己的工作單位東方醫院南院和9公里之外的仁濟醫院。
一位護士，因為突發哮喘，花費4個小時尋求急診，錯過最佳救治時間，去世了。這是一個多麼令人心酸的故事。
3月25日上午，上海市衛健委主任在新聞發佈會上對此表示深切哀悼。「最近也有市民反映，看病就診遇到一些困難，給大家造成了不便。」
上海是一個有同情心的城市。從《情況說明》和相關各方的反應來看，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悲劇，為周護士感到難過。
不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各方都沒有說這個過程中有誰做錯了什麼。病人四處跑急診，是與死神賽跑；醫院關閉急診是因為疫情防控需要，是顧全大局；保安阻止護士進門求救是執行命令，是忠於職守。是的，沒有一個人是錯的。
但事實偏偏又是：一個本不該失去的生命就這樣失去了。這不能不讓我們多一點思考：醫院的根本，難道不是救死扶傷嗎？上海是公認的「防疫模範生」，城市管理水平一直為我們所信任，可為什麼在西安「孕婦在醫院門口流血」事件之後，也發生了類似悲劇？
我想，這其中藏着一個問題：我們過於頻繁地考驗人性。
對於東方醫院南院的保安來說，在眼前生命垂危的同事與醫院封控命令之間，他要做出選擇。這個選擇非常痛苦：放這位護士進去，將失去獎金乃至失去飯碗；不放她進去，將失去一個同事，良心也將隱隱作痛。
對於東方醫院以及許多類似機構負責人來說，同樣也面臨考驗：選擇職務、權責，還是選擇患者、同事？這是一個問題。
問號在心中升起，這是對人性的考驗。
人性經得起考驗嗎？以我的認知來看：人性可以經得起考驗，但是，經不起頻繁考驗。一個普通人，可以經常或偶爾地服膺於高尚的道德，但在私利面前低頭，卻更為容易且頻繁。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如果一個人，99天都選擇善良，第100天選擇墮落，並從此徹底墮落，這個人是不是壞人？是的。他壞了。但他已經做得非常不錯，因為很少人能堅持99天。
天生的、始終如一、全天候無死角的完美聖人是不是存在？可能是存在的。但基於我個人對這個世界的觀察，我認為，更符合現實，更接近真相，更有張力，也更加有效的結論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德閾值。越過這個臨界點，就要做出糟糕的選擇。區別在於，有的人閾值高，有的人閾值低；有的人不斷提高，有的人不斷降低，有的人則處於某種規律下的波動之中。
那麼，如何確認道德閾值具體數字是多少呢？不能想當然，需要用實實在在、真真切切的檢驗來確定。比如，當我們實實在在地拒絕擺在面前的100萬元賄賂，那麼，我們可以確認：今天的廉正閾值就是在100萬以上。如果下次直接拒絕的金額達到200萬元，那麼，閾值就提高到了200萬以上。我對自己也是採取這個方法來自我評價。（也請注意，發現別人的閾值，不等於確認自己的閾值。比如，有的人，天天痛罵貪官，宣稱自己肯定可以很清廉，事實上，他很可能只是沒有嘗過權力的滋味而已。）
如果諸君贊同我這個「道德閾值」概念，那麼，我們可以這樣推導並得出結論：既然臨界點肯定存在於某處，既然一旦這個點被確認了，就意味着突破，意味着變質，那麼，最好的人生狀態就是：永遠生活在道德閾值之下**，永遠不要知道道德臨界點的具體位置**。
由此，作為社群，我們要儘量避免迫使成員站在臨界點上；作為個人，我們日常要做的就是日拱一卒，日進一寸，不斷提升自己的道德閾值，儘量拓展人生自由空間。
寫到此處，忽然想起《莊子》裏的一句話：「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xǔ）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泉水乾涸了，太陽火辣辣地照射在地面上，兩條魚在那裏翻跳着，怎麼辦呢？一條魚把水泡吐在對方身上，避免同伴被曬乾，另一條也是如此，兩條魚用吐出的水沫，相互濡濕着……
這種「相濡以沫」證明了：這兩條魚的道德閾值非常高，它們有同理之心、互助之心，將心比心，舍己為友。這種情感很高級。但是，莊子也說得很好，「不如相忘於江湖」：兩條魚在江河湖泊里隨意地、平和地游來游去，甚至互相想不起對方，完全不需要確認自己的道德高尚與否，沒人知道它們的道德閾值，包括它們自己。這才是最佳狀態。
關於疫情防控，中央最新的政策有一句話說：「努力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代價」二字，何其重也！這是全球性的問題。比如2020年10月，美國《紐約時報》的報道說，疫情導致美國400萬工作崗位永久消失。我們國家的情況又是如何呢？不知道是不是已經有人做了統計，但我可以感覺到的是：考驗普通人的人性底色的場景和頻率，似乎越來越多了。
這種考驗應當儘量減少，很具體地減少。
就讓我們殘忍一點，回到周盛妮護士這一悲劇來分析吧（願周護士家人節哀、保重）。同樣是在上海，昨天（3月24日）「嘉定新聞」報道說，海軍軍醫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安亭院區）收治了大量急診病人，夜間的尤其多，當沒有48小時內核酸報告的急症病人到來，會先採用三級防護收治急症病人，同時安排核酸檢查，保障急診正常運行。
「來搶救室的病人一定是先搶救的。」這樣一句話放在平時普通平常，但放在今天，就需要提前做好安排。當急診科這位胡姓護士自然自然地說出這句話，就意味着該院醫護人員避免了類似東方醫院保安一樣的人性考驗。他們可以沒有負擔地繼續做好治病救人的本職。
如果周盛妮就住在這家醫院附近，如果在規劃政策時確保居民區一定半徑內有急診不停診，如果急救生命通道得到保障，讓一切自自然然，那麼，悲劇就可以避免。
還比如，周盛妮的就診過程也暴露了停複診信息查詢問題。一個醫療業內人士就注意到，很難驗證目前上海各醫院是否停診。比如，「隨申辦」3月24日上的停複診查詢，沒有全列出相關醫院。周盛妮最後前往的仁濟醫院，既不在開診列表裏，也不在停診列表裏。
停複診信息查詢問題確實值得重視。在周盛妮發病前一晚，有另外一個小案例發生，見於一位區政協委員的公眾號「履職筆記」：委員家住世紀公園，有一個4歲小男孩，3月22日晚上7點多，孩子疑似過敏性急性蕁麻疹，呼吸開始急促，有休克的可能性。孩子平時就醫是在上海兒童醫學中心，但當晚因防疫暫停門急診服務；於是委員家長開車送孩子到仁濟醫院，但這家大型三甲醫院並沒有兒科門急診服務；開車去公利醫院，得知該院兒科門急診已在8點結束；委員家長在路邊上網查詢電話驗證了浦東以及臨近的虹口區、黃浦區所有公立醫院，當晚沒有一處兒科急診在服務。最後送到了楊浦區長海醫院兒科急診。孩子的父親是醫療界資深人士，經由這一夜，他發現：「隨申辦」中「醫院停複診查詢」功能里，非兒科專科的綜合性醫院沒有單獨把兒科急診列出顯示，而防疫高壓也讓很多醫療機構遇到急診只關心兒童是否發燒。最終，他在3月23日提出了相關建議。
完善隨申辦停複診信息、確保居民生活半徑內的急救通道……這都是「純技術問題」，我相信，對於上海這樣一個城市文明發展程度很高的代表性城市而言，在接到熱心市民建議後應該會很快完善它。
換言之，我們還有許多操作空間，可以讓我們避免直接進入考驗終極人性的場景。最怕的，是那種一刀切——「我不管別的，我只要結果」，這種思維不僅偏離「精準」理念，也會不知不覺中在體系中滋長人性之惡。
我相信，古往今來，我們社會都有道德高尚的人，他們仁義勇毅，他們慎獨克己，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我一直在努力向他們學習。不過，隨着歲數漸長，教訓吃得多了，我也漸漸體會出一個結論：如果我們要求每個人都成為道德完人，讓人每天都經受各種人性考驗，那麼，我們對人類的希望終將被粉碎得灰飛煙滅，徹徹底底。
這樣斬釘截鐵地拋出結論，未免有些居高臨下，冒犯各位，但我仍然相信這樣做是保守的也是最好的：在所有領域的決策中，我們都應當儘量避免去考驗人性，避免將人放在一個天天被考驗底層人性的地位。不管這個人是一方大員，還是門衛保安。
如果說三年疫情給我們帶來什麼經驗教訓，那麼其中之一就是：人類社會的越文明，對普通人的人性考驗就越少。
迄今，我都感動於疫情早期奔赴一線的人們，但我也常常想：如果他們不需要奔赴一線，不需要成為英雄呢？如果像李文亮醫生這樣的烈士，如今還在幾乎沒有粉絲的微博上為「車厘子自由」念念叨叨，還在社區超市貨架前為孩子尿片牌子左顧右盼，還在大學同學群里扔百無聊賴的表情包，是不是更好？
諸君，我敬仰身邊一個個勇敢的人，同時也抱着一個希望：希望他們淡泊如水，沉浸於市井；自由自在，相忘於江湖。
20220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