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古語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也不一定，右派孫照臨被毒蛇跤了多次，可痴心不改一如既往，公然說華國鋒在在全國第四屆第三次人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狗屁不通。於是拿起筆在刊登報告的《人民日報》上批註道：「語法不通，用詞不准，邏輯紊亂，表達有誤……
中國哪有「四人幫」？實際是「五人幫」，幫主就是「偉大英明的領袖、導師、舵手、統帥」毛澤東，只因出於穩住共產主義搖搖欲墜的陣腳，確保「紅色江山」千秋萬代，不能把老毛頭列在犯罪集團裏面，只有稱之為「四人幫」。我也只好習定俗成，還是在那「四人幫」倒台後的那一、二年，中國還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因為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以兩個不變凡是治天下，仍強化「階級鬥爭」，仍到處殺人放火。右派難友孫照臨就是在這個時候殺掉的，這筆血債該算在誰的頭上呢？只能是「偉光正」了。
孫照臨，四川瀘州縣人，家庭地主，本人成分學生，因父親在舊政時代當過幾天縣參議員，到了毛澤東治下的新政，屬於「殺、關、管、鬥」的對像，自然很慘，好在沒有弄去「敲沙罐」（成都話槍斃），只是自已「吃了掛麵」（四川俗語上吊）。母親沒遭什麼罪，當了幾十年的地主婆，雖有這樣和那樣的批判鬥爭，總算活到「三年自然災然」前夕，保住了個水腫全屍。他家人丁還算興旺，弟兄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三，上有一兄一姐，下在有兩個弟弟。由於他帶着封建剝削階級狗崽子的原罪，縱然聰明過人，讀書發奮又有什麼用呢？他十七歲時連跳三級，混進了西北大學數學系，還是班裏冒尖學生，曾與世界頂級數學大師華羅庚先生通過信，討論數學三大未解難題。誰知在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僅管他香屁臭屁也沒放過，不知為什麼也成了右派分子？更奇怪的是成了「右派」後自已還不知道，因那是學校黨委為了完成任務指標，悄悄寫在他擋案里的，直到三年後的1960年才如夢初醒，但「黃泥巴掉在褲襠里，不是屎也是屎」了」。「無產階級專政」自來如此。
畢業同學一個個興高彩烈地走上了「革命工作」崗位，他卻沒點信音，急如星火地催問了好幾次，學校才將他塞到天津紡織學校去當了個教員。天津紗校歸屬紡織工業部主管，專為國家培養紡織中級技工的地方，8個老師住一間大宿舍，工作是不對口的教語文課。他去找校辦調動工作，校辦主任黑着臉說：「你是『右派』，只有老老實實接受改造，給這工作就算不錯了，還沒叫你到農場餵豬挑糞。」他說他不是「右派」，從沒有被批判鬥爭過。校辦主任笑笑道：「你不要繼續攻擊誣衊，寫在黨擋里的東西還有假麼？」他不服大叫冤枉，向有關部門寫申訴信，要求查清問題。誰給他查？不久全國開展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他作為「典型」，被紡校揪了出來，『罪證』就是他寄出的十多封申信。於是，撤銷了文化教員資格，下放到紡校農場監督勞動。
紡校農場在天津北20多公里的地方，有300多畝土地，種的是小麥、苞谷、疏菜，另外還飼養大批牲畜。小麥、苞谷，是上交國家的，蔬菜是供應學校小食堂的，牲畜是供北京部里的，流血流汗的人只能按國家定量標準吃。勞動的人大半數是紡織系統的「右派分子」，很少幾個人是工人、農民，縱有也是管他們的。這些「右派」和他一樣，均是降級降薪監督勞動改造的對象，不敢有半點不滿行為，勞動比他還賣力。他們幾十人住在一個大宿舍，白天勞動，晚上學習，三餐伙食團，每月定量22斤，工資18元，按說可以過去。但是干體力活消耗大，菜無油更無肉，不管怎樣撐滿肚子都餓。北方的冬天比四川冷幾倍，到了數九嚴寒滴水成冰，那年月真叫又冷又餓日子難過啊！
飢餓不但把人變得自私，還把人變得無行，農場很快偷盜成風。不偷錢，不偷衣，專偷吃的和糧票以及伙食團飯票。那月剛過了18天，他餘下12天的飯票全被人偷了。沒有飯票就在食堂取不到飯，食堂是認票不認人，每天只能吃菜過日子。餓呀，餓呀，餓得他頭昏眼花，白鶴伸頸，口水直冒。到了星期天他跑到天津去，準備花盡身上的錢大吃一頓，可只有10元人民幣，糧票5元一斤，高價點心10元一個，買什麼啊？他昏昏濁濁加入一個排隊行列，快到賣餅食攤的跟前，才明白這是要糧票的。
他眼睛四處搜索，發現站在前面的是個四十多歲的婦女，正在從褲兜里掏糧票，有張兩斤票面的糧票露在褲兜外面，像磁石樣地吸着他的眼光，這兩斤糧票是自己的該多好？買很多很多的燒餅，飽餐一頓，死也値啊！於是，他不自覺地出手去扒，可一想不行，這不是小偷嗎？古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當小偷多可恥，祖宗三代會被人看不起。但眼下肚皮實在餓得受不了，飢腸轆轆，刀剁心肝，不是痛，是一股說不出的難受味。管他媽的節不節，吃的東西天老爺管不住。他伸伸縮縮的手，早被四周群眾發現。當他下定決心去掏糧票的時候，只聽一聲喊：「抓小偷！」
人們一擁而上，不由分說一陣暴打。他本能地彎着腰，抱着頭，讓人發泄過夠。當暴風驟雨停後，待他明白是怎麼回事，已經關在派出所里。派出所問明情況通知紡校來領人，紡校不來領，說他已經被開除。於是，派出所本着「革命人道主義」原則，不能讓他失業沒有飯吃，判刑吧？不夠條件，又本着無產階級專政「寬大為懷」的政策，給予勞動教養兩年。
1962年解除勞教後又強制留廠三年，於1967年遣送回原籍瀘州農村。但哥哥、弟弟、姐姐、妹妹都不願收留他，不是血肉無情，是公社化後人人得靠工分吃飯，他書生一個，說勞動沒勞動，說技術沒技術，更兼是個勞改刑滿的「右派分子」，政治上會帶來無窮的麻煩。
好在大隊書記的兒子原是他高中同學，求爸爸行好收畄下來，分配到大隊集體魚塘看魚。他在水塘邊搭了個簡單的草棚算是家，支三個磚塊便是灶。他做不來吃的，把分得的口糧連米連菜煮一鍋，有點錢就去城裏買書買報，沒事躺在魚塘看馬、恩、列、斯著作。他愈看愈覺得「毛偉人」觀點不對勁。革命與反革命的界線不再是以經濟佔有為依據，成了思想與言行。於是他大筆一揮，寫成了一篇三千餘字的雄文：「試論毛澤東的［代級鬥爭］」。他開宗明義寫道：「決定一個人是革命還是反革命，不再是你有錢沒錢，有地沒地，而是你擁不擁護它，叫不叫喊它萬歲？這就是毛澤東「代級鬥爭」的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