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註：本文據在北京中國文聯大樓「人民音樂」編輯部2005/11/25/創作座談會為反駁中國音協在中宣部的名義下的「積極推動民族交響樂創作」一文的發言整理而成。自本文寫成以來，沒有任何報刊能發表。
蘇聯和東歐解體已16年了。對這解體，有的欣喜若狂、歡天喜地；有的捶胸頓足、痛哭流涕；有的身處局外，冷靜旁觀。無論以上左、中、右（這是借用毛主義的分類詞彙）三種態度，都不能改變這鐵的歷史事實了！而且都有一個共同的課題，就是總結歷史教訓。這主要教訓之一，就是不要再搞個人崇拜造神運動，並且要堅持不懈地剷除產生個人崇拜的制度基礎和社會基礎。
無論在前蘇聯和改革前的中國，在由歌頌個人崇拜而掀起的通向專制獨裁的造神運動的狂瀾巨濤中，文化藝術都被驅使而成為最大的「幫凶」而發揮了「史無前例」的巨大作用。在前蘇聯的30—50年代，大量的個人崇拜的文學、戲劇、詩歌、電影、交響樂、大合唱、大歌劇、芭蕾、美術、雕塑等等，其數量之大、藝術水準之高，是人類文化史上空前巨大的現象，我和成長在五十年代的同代人正是太熟悉這些藝術了！而且其中絕不乏大量的感情真誠、藝術高超之作而令人感嘆！我現在還保存有一些作品的總譜，其中有阿力山大洛夫的合唱「斯大林頌」，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時，少年的我在一個黃昏的傍晚，在室外的昏暗中，聽到由室內傳出的手搖留聲機的這個蘇聯唱片的鋼琴和合唱，那鋼琴深沉的前奏引出的真摯的長呼吸的女聲合唱的，直到最後高潮的混聲合唱，使我曾感動落淚！十年後的1963年我還在中央廣播電台任職，我能借到和蘇聯電台內部交流的音樂錄音資料，其中有蘇聯阿塞拜疆作曲家加芝也夫的「第二交響樂—追憶列寧」，這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圖書唱片室里沒有的資料，我曾多次聆聽並深入進行聽覺分析，圓號演奏的那中亞風格的有力的旋律，鏗鏹有力，深刻感人，就當時來說水平很高，我現在還能清楚的記得。我國五十年來所有的同類作品，其藝術水準根本就難望其頸背耳！美國《時代》周刊在八十年代有一篇關於蘇聯政治和社會問題的重要的研究專論，開篇卻說的是藝術和音樂：「儘管我們不認同蘇聯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但我們卻不能不承認，她的詩歌和音樂是首屈一指的。」（「長河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出版。176頁。毛宇寬教授：《蘇聯音樂的歷史啟示》）
但是蘇聯、東歐頃刻之間的崩潰解體使這些大量的歌功頌德的作品突忽之間全成了過眼煙雲而蕩然無存，證明了它們絕對沒有保護、捍衛、挽救那個制度及其統治者的失敗和滅亡的功效和能量，而且最後也難能留在音樂史中。而在世界人類的音樂史中，能留下來的恰恰是當時被批判的又被後人稱為「斯大林時代的見證」的蕭斯塔可維奇的交響樂作品，連他的在高壓下創作的歌功頌德的獲得1949年斯大林一等獎的應景之作「森林之歌」也被歷史淘汰了！
在世界音樂史里，除了歌頌上帝的音樂之外，從來還沒有歌頌某一個國王或皇帝個人的交響樂或音樂作品，而不論該國王或該總統多麼偉大。在歐洲，英國從來沒有過「維多利亞女王頌」大合唱或「丘吉爾頌」的交響樂；在羅馬、希臘沒有過「凱撒大帝大合唱」「亞力山大大帝頌」交響樂；在法國沒有過「路易十三/十四/十五頌」或「戴高樂頌」大合唱；在德國也沒有「威廉國王頌」的大合唱或交響樂；在1917年前的俄國，也沒有「彼德大帝頌」、「尼古拉沙皇頌」等大合唱。為政黨領袖和國家領導人寫歌曲、寫交響樂、寫電影、寫小說進行歌頌這一個人崇拜的文化現象，乃是20世紀共產主義革命的特殊產物而在前蘇聯發生、發展、興旺並成為「黨的文化」的強大主流的。但是在1917年蘇聯成立的初期也還沒有，只是到了30年代斯大林的大肅反大清洗、要確立個人的獨裁統治時才建立起來，並在30-50年代特殊興旺的。但是奇怪的是，號稱人類社會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卻並沒有作為共產主義創始人的「馬克思頌」、「恩格斯頌」的大合唱或交響樂，而自稱是他們的繼承者和學生的列寧尤其是斯大林卻擁有不少的歌劇、交響樂和多得數不清的歌曲、合唱。自斯大林1953年死後，赫魯曉夫在1956年批判否定了個人崇拜，自那時起就再也沒有歌頌他的藝術作品了！而且自斯大林死後的六、七屆前蘇聯國家領導人，任何一位也從沒有過他們的頌歌了！沒有「赫魯曉夫大合唱」，沒有「勃列日涅夫進行曲」，沒有「戈爾巴喬夫頌」和「葉利欽頌」的歌曲和交響樂。可見這並不是共產主義的必然產物，而是斯大林獨裁建立的歌頌他個人的文化現象。
在封建毒害最為深久的中國雖然有大量的御用文化，而無論古代和起自1911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後的現代中國，並沒有「孫中山頌」交響樂，也沒有「蔣介石頌」大合唱。唯有「東方紅」作為毛澤東的個人頌歌，卻實實在在是對前蘇聯的個人崇拜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模仿和政治模仿，這是所有人都不爭的事實吧！就是歷史上最最極權的法西斯的納粹德國，有過「希特拉頌」的大合唱或交響樂嗎？
「東方紅」的原始面貌，今天早已不為人知了！它本來是一首活潑輕快的陝北農村民歌小調，而且被民俗學家劃入情歌範疇之內，它的歌詞是「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還有更早的少為人知的原生態歌詞《芝麻油》：「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見想死人，呼兒嗨，哎呀我的三哥哥。」我們曾看到的最早的新的歌詞，是被署名為當地的農民歌手李有源填上的新詞：「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咳，他是人民大救星」。它被當時延安根據地的新文藝工作者採集民歌發現以來，這歌詞是否又被修改拔高過，我們已不得而知了。本來在民歌中，人民歌唱自己感念的人物和事件，是很正常的現象，具有自發性，如蒙古民歌「嘎達梅林」，如陝北民歌「劉志丹」等，就是正常的文化現象。但是「東方紅」卻不同，從開始它的命運就被提升和賦予了特殊的政治意義而絕不同於任何其它普通的民歌了，它是正好適應了1942年延安整風後毛主席全面的登上領袖地位並要求擴大和加固其個人地位的政治要求而被發現、提高、加工、推廣的；它也的確曾在根據地作為領袖和人民親切的新型關係而流傳，直到竊國初期的五十年代，還是被人們親切的歌唱。但是它從誕生之初就浸泡了中國特殊深久的封建文化母體的毒液而不被發現，直到文革後的1978年三中全會前後，在「實踐是撿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中才被發現並提出反思，人們把它的歌詞「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和「國際歌」的「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要打碎身上的枷鎖，只有自己救自己」的詩句相比，對它的個人崇拜和封建感恩的造神意義提出過質疑和批評。目睹這支歌從小曲到神頌的全過程的劉熾後來說：「文革中《東方紅》和《國際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後邊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我心想：這不是矛盾的嗎？」（「東方紅」始末）1944年收集整理並傳播它的主要人是詩人公木，他在文革後也如此反思（《我的祖父-詩人公木的風雨年輪》張菱）。
但是當時的討論還尚未深入而又有待深入：對「感恩」的封建奴性及其由來還沒來得及深思，人們也還沒有來得及發現和討論這首歌的音樂方面是如何被神化——異化的，實際上歌詞和音樂的被不斷加工和不斷異化是同步進行的：自1949年後，「根據地文化」即「黨文化」被確立為全國的主流文化，這首歌就被作為領袖個人的頌歌而傳遍全國，並具有了某種和「國歌」相同並超過「國歌」的典禮性和儀式性的莊嚴神聖意義，早在文革前的50/60年代，很多大會和典禮的儀式就有「唱國歌、唱東方紅」這道程序，自文革始，這道程序就約定俗成了。50/60年代以後，尤其文革之前和之中，在步步增漲的個人崇拜、踐踏民主、強化集權、張揚奴性的過程中，一批一批的音樂家們，懷着虔誠的愚忠，為了達到造神的須要，就要在音樂方面把這首鄉村的情歌小調，拔高和改造成偉大領袖的莊嚴頌歌。但是這是有極大難度的，從哪裏才能找到這樣的音樂技術呢？那辦法也只能是向蘇聯學。
但是前蘇聯和中國有極大的不同，同為個人崇拜歌功頌德的作品的藝術水平，中國的無論形形色色的歌曲、合唱、交響樂，其技術水準和專業水平與前蘇聯相比，則相差懸殊而無法比擬耳！蓋因前蘇聯從彼得一世起到18/19世紀早在1917竊國之前經過近三百年的歷史長河，從總體說，它雖然仍是一個大量的落後的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家，它雖然還沒有進入最先進的工業文明的西歐各國，但是卻有了初步的工業文明，尤其是它的藝術成就，有了強大的俄羅斯樂派和拉赫馬尼諾夫等國際大師，在如此強大的古典音樂傳統之後的音樂水準，那些「斯大林頌」、「列寧頌」的交響樂、大合唱，其藝術水準之高，是今天的中國人想不到的。而我國卻是數千年的農業文明，「黨的文化」的正式提出和建立是在1942年毛主席發表「講話」的延安，那時的延安和根據地還只有農業文明的大秧歌而沒有工業文明的交響樂，所以中國的「黨的文化」的建立只能由農業文明的「十二把鐮刀」、「兄妹開荒」起步，「東方紅」自不例外。起自「東方紅」的我國的造神之作，經過1949年竊國後的全國規範化，再到1958年的大躍進文化和浩如煙海的歌頌毛主席/歌頌三面紅旗的新民歌（周揚主編郭沫若題詞《紅旗歌謠》），再由文革文化達到頂峰，五十年來的這些音樂作品，總體說都是用農業文明的簡陋的技術包裝的「政治文化」。
由於1949年後的中國是向蘇聯「一邊倒」，而我國的音樂家們學習和掌握這些主要來自蘇聯的音樂技術的時間還很短，水平還很幼稚，所以要把這首簡樸而輕佻的情歌小調改造成偉大領袖的頌歌還很困難而吃力，那一次又一次的輪番作業的人為地強行改造的技術手法，就是把這首小歌的速度拉慢再拉慢、時值放大再放大、力度加強再加強、聲部加多再加多，用管弦樂隊配器色彩和大合唱的厚度濃塗重抹，力求拔高改變其原始面貌；不論這首小小的鄉村情歌能否承擔此種功能，畢竟經過多人多次多年曆久的逐漸加工，最後終於將其強行變成肅穆、雄偉、巨大、厚重，但也威嚴、陰沉、呆滯、沉重的音樂形象，好象脫離了人間遠遠的升騰到高不可攀的九天雲霧中的巨大而又恍惚虛幻的至尊大神，而這首民歌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原始清新，它的音樂審美意義也就枯竭而僵化，活潑生動的生命力已喪失盡淨，成了強行拔高改造的音樂「四不象」，既沒有「斯大林頌」那樣的真摯親切純樸的感情，更沒有藝術的高水準。我在文革中被關押的每天早晨都聽到高音喇叭播放它時，都感到我又要挨打挨批鬥了而恐懼不已，多年後的偶而聽到仍難免心驚肉跳的恐怖。它的從情歌到頌歌的這個加工過程就是個人崇拜造神運動的過程，就是宣揚封建愚忠、毀滅個性解放、扼殺獨立思想、強化獨裁專制、背離民主自由、也背離了「國際歌」的「要打碎精神枷鎖，讓思想飛出牢籠」而是自我套上個人崇拜的思想枷鎖的過程。在前蘇聯，正是在響徹雲霄的斯大林的頌歌聲中，千百萬人被殺害或冤死在大清洗的古拉格；而在我國，也正是在「東方紅」的頌歌聲中，「大躍進」的餓殍千里哀鴻遍野，文革的打砸搶瘋狂武鬥，無數人無辜被害，冤假錯案遍佈全國，經濟崩潰，國家命運瀕臨絕境而沒有任何批評和反對。所以，個人崇拜扼殺民主使蘇聯東歐崩潰；在中國，不但毒害了毛澤東自己，也毒害了共產黨本身，還毒害了我們每個人啊！「東方紅」這支小歌的作用決不能說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