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勉，山東煙臺人，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重慶銀行幹部學校校長，系行政十三級高級幹部。
我和於勉相識於1958年3月在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三中隊勞動教養期間，初來大堡時，勞教人員住的工棚尚未完工，竹篾片牆還在敷泥，工棚內還沒來得及架鋪，勞教人員都睡在潮濕的地上，翻開墊被，下面鋪的蕨草全是濕的，上面掛滿水珠，許多人因此得了風濕關節炎，走路膝關節疼痛難忍。7月份才搭好通鋪，我和於勉毗鄰而眠，晚上常在枕邊竊竊私語，天南海北，無話不談。加之我又是他的煙臺同鄉，用膠東土話交談，格外覺得親切。他已48歲，大我25歲，我們相處不到一年，由彼此了解，信任到忘年交，他是我終生難忘的朋友和師長。
於勉一生操勞，戰爭與疾病摧毀了他的健康，未滿50歲的人已滿臉皺紋，高度近視，看起來十分蒼老。到了勞改單位，迎接他的是勞累和飢餓，每天開荒、燒草等繁重而超體能的農活常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其實最難忍受的還是餓肚皮，我們自來到大堡，幾乎沒有吃過幾頓飽飯，每晚收工回來的晚餐只有一小木瓢苞谷清湯粥，靠這點食物充飢常餓得睡不着覺。
當時於勉經濟條件較好，常收到親屬從青島寄來的食物和匯款。他體弱多病少有機會下山。我每次被派外出挑東西都要代他買些麻餅、白糖、核桃之類的東西用於充機，1959年以後。即使有錢也買不到吃的了。
於勉知識淵博，閱歷豐富，對事物具有深遠的洞察力和超前的思維方式，我倆有兩次長時間單獨談話，至今還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他不愧為一個極有判斷力的預言家。因為他向我所說的內容，在後來的歲月中都不幸變為事實。
第一次是在1958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倆被派往幾里外的北山坡中耕洋芋。出工時天氣晴朗，不一會兒就下起了大雨，我們躲避不及，只好把鋤頭插進洋芋地，坐在鋤把上，在草帽的遮掩下靠在一起躲雨。我全身都濕透了，又冷又餓，十分狼狽，當時思想「冒包」色，牢騷滿腹。於勉見狀，就問我是怎樣當上右派的？我向他講了當右派的荒唐經歷：「1957年5至7月份我到山東老家探親去了，8月份才回省團校，我既沒有參加鳴放、寫大字報，又沒有給任何人提過意見，只是看到7個被打成右派的人心裏有些納悶，在日記里多寫了幾句：他們昨天還是革命同志，怎麼給領導提點意見就變成了階級敵人？毛主席不是事先說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為什麼現在又要給言者定罪呢？這不是出爾反爾嗎？我對毛主席搞的陽謀、引蛇出洞、聚而殲之這套把戲實在弄不懂。我這些想法並未向任何人談。豈料這期間領導已派人偷撬了我的抽屜，看了日記，然後由王毅校長出面命我交出日記。當天就根據日記上這些話把我劃為右派。並說我是利用日記猖狂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我不服，極力申辯寫日記是當時的思想活動，不屬於言論和行動，說不上是進攻。幾天之後，我以不認罪，態度惡劣，堅持反動立場被定為極右分子。直到送勞動教養前才有人悄悄告訴我：省團校分了8個右派指標，只差1個了，是用你湊數的。指標完成後又發現團課教研室的劉世斌問題比我還嚴重，團校請示了市委5人小組，答覆是：名額完成了就算了吧，把劉劃為中右好了。我對這段荒唐經歷越說越氣，對於勉說：「如果人的思想活動都可以定罪，這和古代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腹誹罪』，有何區別？是他們撬了我的抽屜，到底是我犯罪還是他們犯罪？」
於勉聽後連連搖頭，意味深長的對我說：「憲君啊，你真是個書呆子，政治上太幼稚，你教哲學教黨史居然不懂政治，你對毛主席也太不了解了。」他把話鋒一轉又說起了他自己。他說：「我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也經歷過延安整風和建國後的政治運動。我覺得黨內鬥爭比與日本鬼子，蔣介石的鬥爭還要殘酷，還要無情。在挽救失足者和鎮壓『紅旗黨』的運動中，我看到不少好同志都成了刀下的冤魂。你不要不知足，現在還要感謝毛主席給你留下了一個腦袋哩！」他又說：「我這個右派其實比你還冤枉，你還有一項思想罪，我是因為沒有抓到右派才被打成右派的。」反右派鬥爭中，上級找他匯報銀行幹校劃了多少右派。他說：「我們學校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結果這句話成了上級給他劃右派的依據。理由是：「你說你們學校沒有右派，這句話就是右派言論。毛主席說，『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難道你們學校不是人群？你和毛主席唱反調，不是反黨是什麼？」他有口難辯，右派帽子就是這樣戴在頭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