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就有人從縣上來我們家，對我媽說，你與我們局長成為老公老婆是地主於朝龍包辦的，現在政府不承認，你就在這張離婚書上押個手印。我媽呆呆地一聲不響地押了個手印。好像對父親休妻早就預料到了一樣，平靜得很。只是在來人說要將我帶回城裏去時，我媽哭了起來，她低着頭喃喃地說：帶走我的寧子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死，我就死。縣上的人見這樣，也就沒有說什麼走了。我長大後就想，父親可能根本就不想帶我進城，這不只是他那時工作忙，更主要的他正在同他的「革命」同志戀愛，如果有我在身旁那不大煞風景。
我媽是在一九五八年餓死的。那時，父親已經是鄰縣的縣委書記，也就是一位七品父母官。由於我一直跟我媽生活在老家，父親還不時叫人送點吃的東西給我們母子倆。但我從來沒有發現我媽吃一口，就是在她因缺食品餓得快不行時，也絕不動父親送來的食品。她最終同她母親一樣，也餓死在黃沙塘於家這個陌生的村子裏。所不同的是，她母親留下的是一個也快餓死的無依無靠的小女子，而她留下的則是有一個已有父母官的父親的我。
3
父親和高姨的故事，是那個年代最普通最平常的事情，可以說沒有半點傳奇色彩。剛解放那時，「革命」隊伍的同志們，大都要按電腦程式一樣完成人生的一件大事，這就是沒有結過婚的要選美定親，原來有結髮夫妻的要按「革命」條件進行重新審查，能換的就儘量換。自古來，就將江山和美人聯繫在一起的。「革命」成功了，江山歸同志們了，沒有美人相伴也就違背了古訓。何況「革命」隊伍中美人多得很。高姨就是父親領導下的「革命」隊伍中的大美人。
高姨出生在大城市天津一個工廠主家庭，其父親擁有當時天津較有名的紡織廠。高姨是這個資本家最小的女兒，受過很好的教育，是共和國首任總理夫婦的校友。也許正是南開的「革命」激情的影響，高姨在十八歲那年參加了南下部隊來到了湖南，後來就同我父親一樣轉到地方從事新政權的建設工作。在我父親擔任縣委書記時，高姨就是這個縣的婦聯主任了。
父親是在與我媽辦完離婚手續不久與高姨結為「革命」夫妻的。起初是情竇初開的高姨愛上了年輕有為的縣委書記的。她感到這個大她許多的男人，是那樣優秀的。他出身赤貧，苦大仇深，經過「革命」的戰爭洗禮，那樣具有「革命」的理想，有為「革命」事業獻身的精神。就是他表現出來的粗魯也應該視為「革命」者的粗獷和豪氣。當父親知道高姨愛上他時，更是欣喜若狂，立即請來了他的老首長，在他的老首長及其新夫人的主持下，舉行了婚禮，組建了讓多少人眼熱的「革命」家庭。
我在我媽死後的第三天由村里人送到了父親和高姨家。我媽死了，村里人沒有通知我父親。村里人說，他已經將她休掉了。這麼多年他又從來沒有回來過，現在又當了那麼大的官，還是不要告訴他了吧。於是，我這個孝子作為唯一的親人，在大家的幫助下將我媽埋葬在她母親的墳墓旁。但對只有十二歲的我以後如何生活，被飢餓折磨的村里人卻一致認為，應該將我送到城裏面去。他們說：當了官不要老婆自古以來多着呢，就是做了皇帝也會要兒子的。於是，我和兩位算是本家的村里人來到父親任職的那個縣，好不容易找到了縣委大院，站崗的卻不放我們進去，說先要通報。村里人就說，你告訴他，他原來的老婆死了，我們給他送兒子來了。過了一會父親的秘書就來了，將我們接到父親的辦公室。父親很有教養地拉了一下村里人的手，並習慣地將手伸向了我。見我害怕一個勁往後退，父親就用他那雙大手撫摸了一下我的頭說，「寧子，幾年不見長這麼高了，有十二歲吧。」村里人的訴說我媽死了，孩子太小，不是村里人不願意撫養，而是怕跟着學壞。父親先是有一些吃驚，然後中氣不足地說：死了就沒有辦法了，寧子是我的兒子，就放在我這裏吧。之後就叫秘書陪村里人去食堂吃飯。
這是父親為官後第一次請村里人吃飯。特別是在那個充滿飢餓的年代，請人吃飯是給人很大面子的。這種事對於家村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剛解放後不久，父親在縣城當官後，村裏有人來找過他。有的為了找個工作，也有為了各種難事來請求幫助。父親都拒絕了。只要有人提出此類要求，他就會說，「你認為共產黨的江山是我的，我想怎樣就怎樣。想參加『革命』，不要說好聽的，原先為何只知道在家抱老婆過日子，為什麼不像我一樣提着腦袋參加游擊隊？！」慢慢地，就沒有人再找他了。這些事讓還不是我父親愛人的高姨知道了，她以無比崇拜的心情寫成了文章，在報上說父親「革命」性和原則性很強，不利用職權為親友謀福利。我想，父親看後會在心裏說，「媽巴子的，狗屁親友，老子落難時誰都欺負我這個孤兒。」然後就會黯然神傷地沉默好一會。對父親十分明顯可以說還有點仇恨的迴避，村里人是明白的。也許對原先欺負過這個無依無靠的孤兒感到內疚和後悔，慢慢地村里人就不再找他了，大家閒談時也儘量不提他，好像他與於家村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在與外村人提起父親時，那種自豪感就特別明顯。這一次，村里人因送我而享受了這難得的一餐，那興奮之情可想而知。只是讓他們感到遺憾的是，父親沒有同他們坐在一起共進午餐。
村里人吃完多日不見的白米飯，心滿意足地走了。我坐在父親的辦公室不敢直視這個陌生卻十分想念的父親。父親用電話叫來了一位女人。他們低聲地談論着什麼，父親是同她用官話加家鄉的土話說的，從我能聽到的，他媽餓死了，送他到寄宿學校等片言隻語中，我知道他們在談論我。最後，那女的說：「他終究是你兒子啊，就讓他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吧。」說完就走到我身旁，拉着我的手，對我說，「寧子，我們回家，好嗎。」我看着父親，只見他眼含着熱淚，用感激的聲音對我說：「還不快叫媽。」見我沒有開口，那女人就說，「就叫高姨吧，好嗎。」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高姨。看慣了村婦的我，簡直沒有辦法形容她的美麗和氣質。那時的高姨，已經同父親為「革命」製造了兩個「革命接班人」，這就是我四歲的大弟高兵和二歲多的二弟高陽。她作為少婦區別於少女的只是那本來圓滾的胸脯和臀部更加圓滾，更加鮮嫩。她的笑是那樣燦爛，好看的紅暈印着兩個令人心醉的酒渦。她全身上下，一舉一動都體現出知識女性的矜持和聖潔，善良而賢慧，且充滿了溫情。當然，這些形容詞都是我現在想出來的。當時，我只覺得她好像我們村里供着的觀音菩薩一樣，高高在上，讓人仰視，讓人崇拜。更準確地說，我真有點忌妒這個在村里廣為流傳其劣跡的父親，不知他前世修了什麼福氣，竟能佔有高姨這樣的女人。我多麼為剛死去了的我媽抱不平。
特別重要的是，高姨不只是父親因「革命」而獲得的一個美女。在一定程度上，高姨還是父親「革命」事業的得力助手。甚至可以說，如果父親是在游擊隊轉戰城鄉中成為一位「革命」戰士的話，那麼，在「革命」成功並掌握了政權後，是高姨用她完美的行為將他培養成為共產黨的一位優秀地方領導人的。
高姨是個美麗而有教養的女人，但更是一個「革命」者，是一個富有理想的「革命」者。在她的心目中，父親也是一個有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革命」戰士。她之所以願意為父親獻出寶貴的青春和美麗，因為她將父親當成了「革命」戰士的化身。她是共產黨隊伍中少有的知識女性，她對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是那樣的堅信不疑，她心地純潔，真心實意地為共產黨的每一個英明決策而歡呼。她充滿愛心，熱愛「革命」隊伍的戰友們。作為妻子、作為母親，高姨對自己的親人們傾注了滿腔熱情。當然，這些親人也應該是「革命」者或者將來是「革命」者，而像高姨的父親那樣的資本家雖然也是親人，卻只能體驗那種與親情和愛心完全相反的東西。
高姨的父親來投奔高姨是在我投奔我父親幾年後的春天。準確地說，應該是六零年春天的故事了。高姨的父親是在公私合營之時失去他心愛的工廠的，當然這絕對不能與我父親在賭博中失去土地和房子相提並論。我父親和高姨這些「革命」者，通過一種叫贖賣的辦法剝奪了像高姨父親那樣的剝削者，其目的就是要將這些剝削者變成勞動者。那時候，高姨的父親是不能再掌握工廠的經營管理權了，因為「革命」者認為，像高姨的父親這樣的剝削者，只有同工人們一起用鐵器敲打鐵釘才算勞動。於是，這位年過花甲、長期以管人和經營為生活內容的剝削者，想到了他同是「革命」者的女兒和已在「革命」隊伍中當了官的女婿。於是，他在沒有徵得女兒女婿同意的情況下，就從那遙遠的都市般的天津城，南下來到我們這座小縣城。於是，就有他那從小喪父逝母的、現已掌握了政權成為了當地百姓的父母官的女婿，出於內心的熱烈歡迎。於是，也就有了他那快十年不見、現也成為了「革命」者的女兒，大義滅親之舉。
準確說來，高姨之舉也不是什麼大義滅親。她看着她的父親在我父親歡天喜地的陪同下來到家裏時，先是有點吃驚，然後連忙關上門動員那滿懷希望的老人回到工廠去勞動。「爸，你這樣做是不對的。現在政府是收走了你的工廠，要你勞動，這是在挽救你。你過去靠剝削工人發家，那些財富本來就是工人們的，現在政府只不過代表工人拿回他們自己的東西。何況，你對政府不滿就到我這裏來，我這裏不就變成了剝削者的避難所了。我和我愛人都是共產黨員，還是領導幹部，我們能這樣做嗎？你住在我這裏，會影響我愛人進步的。爸，不是女兒不孝，而是你必須服從『革命』的需要。等你改造好了，我一定接你養老。」那很有教養和風度的老人，聽到這些話什麼都沒有說。他艱難地彎下腰，提起那個還沒有打開的包。他的眼角有一點潮濕，也許是風將沙子吹進他那已顯昏暗的眼睛。他小心地用那很好看的手帕蒙了一會眼睛，頭也沒回地踏上了北歸之路。正計劃如何孝敬這遠道而來的岳父大人的我父親，也被愛人的話驚醒了。他多麼佩服愛人的思想覺悟和及時的決定。從此以後，我再沒有看見那可敬又可憐的老人。他也沒有再與他那女兒女婿通任何消息。據說，前些年，我二弟也就是高姨生的第二個兒子高陽，到過天津，見到了已有九十高齡的外公。老人曾問過這個一身名牌、出手大方的外孫開什麼工廠，生產什麼產品，如何在短短几年積累了這麼多錢。當老人知道我二弟的公司除了倒賣政府批文外什麼產品也不生產時，他驚訝中還有點氣憤地說：「原來你們就是這樣『革命』的。」不用說，這裏的你們，肯定是指他那已黃泉做鬼的女兒和還在陽世為官的原女婿。
但是，我並不認為高姨真正理解了我父親，特別是我父親這些為生存而參加「革命」的人所具有的理想世界。的確，父親常說的一句名言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為了『革命』，什麼都可以不要，甚至生命。」不管人們如何評價這好像有點口號式的話，我還是相信父親說的話是真的，是出於內心的。與那些有意識地為窮苦大眾的解放而犧牲小家的黨的領袖們不同的是，像父親這些被「革命」領袖分析過的流氓無產階級，參加「革命」最大的原因是有了生存的機會和復仇的希望。我曾經這樣假設過，如果在游擊隊時代，遇到了不離開了游擊隊就只有死的選擇的話，父親十有八九會選擇生，因為他參加游擊隊本身就是為了生存。正是針對這一點，「革命」隊伍的領導者們就要給這些戰士們灌輸除了生存之外的理想和道德觀。他們告訴自己的部屬們，戰場上是你死我活的，只有戰勝敵人才可最終獲得生存的權力。勝利了就會有屬於自己的土地、房子和女人。投降或逃跑是沒有好下場的。「革命」成功後，是那能主宰他人生命的權力，才讓父親們真切地體會到「革命」的崇高和神聖。他們已經認識到，如果「革命」政權失去了，或者因自己的錯誤離開了這個掌握政權的「革命」隊伍，那就意味着失去已經擁有的一切。所以，他們有為了「革命」犧牲自己生命的豪言壯語。也就是說，是生存的需要和共同的既得利益使父親們具有為維護「革命」事業而奮不顧身的勇氣和精神力量。高姨是沒有辦法認識到這一點的，就是認識到了，她也決不會承認這種讓人痛苦的結論。
高姨和父親對待「革命」理想的認識和理解是不同的，這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完整地體現出來了。當父親從受人敬仰的地區專員、高姨從地區黨委宣傳部長成為「革命」群眾專政的對象時，父親能夠很快地適應了「低頭認罪」的大氣候，他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向代表「革命」和正義的紅衛兵及所有的造反派承認自己的錯誤，他一次又一次地痛改前非的表示，讓自己一次又一次逃過了皮肉之苦。而高姨則不同了，她永遠堅信自己「革命」理想崇高而神聖不可侵犯，就是被打斷了肋骨也不願意向造反派承認任何有關「革命」原則問題的錯誤。於是，她這個資本家的臭小姐被關進了牛欄，關進了父親「革命」前住過的那種吞沒人意志的地方。高姨是堅強的，是勇敢的，始終不渝堅信共產黨是會還她清白的。
然而，高姨最終還是沒有等到那一天。當紅衛兵將父親的認罪書和與死不認罪的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現行反「革命」脫離夫妻關係的聲明書，放在高姨面前時，高姨那漂亮的面孔被傷感和憤怒所扭曲。她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她不相信十多年來崇拜而獻身的「革命」者竟這樣否定了「革命」的原則，她不敢想像那樣愛着自己的愛人就這樣將她出賣了。她從一個「革命」鬥士很快變成了就像我媽押離婚手印時一樣的村婦。她神經質地反覆讀着那兩份材料，終於流下了就是慘遭毒打也沒有流下的淚。她喃喃地自語：「怎會是這樣呢？怎會是這樣呢？」幾天後，她找機會投河自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