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千里的姑姑英杕（培根學校校長）生日，英氏家族在培根學校合影。後排右四為英千里，左八為蔡葆真。
回國以後，英千里一度同時擔任輔仁、北大、北師大三校教授，薪水最多時每月一千塊大洋。每月發了薪，孩子們就爬在床上拿大洋當玩具。當時北京城裏的福特汽車，不超過二十輛，其中一輛，就屬於英千里教授——每到暑假，他就帶着全家人去京郊的別墅度假。而平時，他帶着一大家子，住在晚清重臣慶親王奕劻的府邸。
英千里（右一）擔任輔仁大學秘書長
更令人羨慕的，是這個當時的知識精英家庭的民主空氣與文化氛圍。
母親蔡葆真奉行「樹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給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間。父親英千里即便給他們立規矩，也「總是很紳士」。印象中父親只打過一次孩子。英千里有三間書房，裏面堆滿了各種書籍，孩子們從小就在裏面胡亂看書。晚上父親情緒一高，就把孩子們叫去，給他們講希臘神話，每天都講一段，《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基本上都講完了，特別生動，太好玩了。
05
抗日戰爭爆發後，英家失去了這份喜樂平靜。
多年後，英千里在《鐵窗回憶》一文章中提到，平津淪陷以後，學校大多數的教授們只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他也是其中之一。後來，看見許多知識分子竟去當了漢奸，還有日本人的種種暴行，讓人再也無法忍受，英千里便力邀輔大文學院院長沈兼士，及教育學院院長張懷等，以研究明末的愛國志士顧炎武的學說為名，共同成立「炎武學社」，鼓勵「人心不死、國家不亡」，實際上則是組織秘密團體，從事地下抗日工作。參加的成員，全是當地年輕有為的知識分子。直接接受國民政府的指示，在學生中宣傳抗日思想，鼓勵學生投身抗戰。
1941年12月30日深夜，英千里在睡夢中被搖醒，被拿槍的一個日本人和三個偽警察帶上手銬，押到了北平公安局。妻子蔡葆真對12歲的兒子英若誠說，我只擔心一件事，抗日積極分子的名單被你父親夾在一本書里，得在日本人發現之前找到它。
日本人逼英千里招出沈兼士的下落，「只知道他頭有病，半個月前去西山一座廟裏養病」，英千里回答，「是哪座廟我不清楚」。日本人哪裏相信這套說詞，逼供、威嚇，還把他帶到院子裏，橫綁在一條長凳上，一人按頭捏鼻，一人向英千里嘴裏灌水。就這樣拷問、灌水，不知進行了多少次，英千里都堅持不屈，侃侃而辯。
雖然在獄中受苦受難，英千里心裏始終保持着一片寧靜，沒有恨，也沒有憂。大家知道英千里在日本人手中受了許多酷刑和侮辱，可是英先生本人卻從來不願提起，「日本人所以要這樣做，是站在他們本國的立場為了他們本國的利益。真正讓人痛心疾首的，是那些過去對日本人、對國人出賣人格與靈魂的漢奸們」，英千里曾感慨地告訴學生。
英千里先生
英千里在監獄待了三個月，日本人用盡刑罰，卻一無所獲。作為在家的長子，英若誠無數次給父親送吃的，送衣服，他到死都記得父親在日偽監獄裏的編號：770。
1944年，英千里再次被捕，國民政府起初以為他已英勇就義，還在重慶為他舉行了追悼會。直到日本投降前兩周，他才在社會各界的營救下出獄，一夜之間成為大英雄。
日本投降後，英家做的第一件事，是買了一包綿白糖。整個抗戰期間，與絕大多數愛國知識分子一樣，英家與祖國同甘苦，共命運，他的幾個最小的孩子，甚至沒有見過白糖的樣子，以為那是雪。
英千里的國大代表證
06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軍圍城，英千里作為國民黨政府「大陸人才搶救計劃」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適等人從北京東單機場匆匆飛往南京。在此之前，英若誠曾專門從清華大學跑回城裏，勸說父親留下來，不要跟着國民黨去台灣。「我的宗教信仰怎麼辦？」這是英千里最大的擔憂。
到台灣後，英千里把全部心血投入了教育事業，他除擔任台大外文系主任外，還在多所院校任教，並和輔大校友們共同努力，促成輔仁大學在台北市開學。據台灣教育界人士介紹，有一段時間，台灣省所有從初中一年級到大學四年級的英文教科書，均出自英千里之手。
台灣大學師生。中排右起：錢思亮（校長）、沈剛伯（文學院長）、英千里（外文系主任）
在台灣，英千里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準則，一生沒有另娶。而在海峽的那一邊，他的孩子們與他劃清界限，放棄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卻因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關係複雜，多數被組織拒之門外。
1969年10月8日，英千里因肺癌在台北耕莘醫院故去，享年69歲。臨終前留下遺囑，將公教保險費新台幣13.8萬元全部捐給英氏獎學金基金會，用於嘉獎優秀青年。他的最後一筆款項，永遠留給了後人。
英千里辭世後，蔣介石為他親筆題寫了「教績孔張」的匾額，「行政院」院長蔣經國親自主持了他的追思會。出殯那天，為他抬棺的全是立法委員。
蔣經國全程參與英千里的追悼彌撒
直到十年之後，英若誠訪美，才從白先勇那裏得知父親去世的消息。又過了十四年，英若誠才在父親學生馬英九的幫助下實現了去台灣祭掃先人的願望。在父親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親的照片，「樣子比我記憶中要衰老」。這是他與父親的最後「團聚」，此後，英若誠的身體狀況惡化，再沒有踏上台灣的土地。
英千里先生之墓
07
英千里的兒子「英若誠」的名字，是請史學泰斗陳垣先生取的。
當年從天津聖路易中學畢業時，英若誠已經獲得免試進入劍橋大學的資格。英千里與兒子長談了一次，「當初你爺爺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從小就學習西方文化，從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將來好為自己的國家做事，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造成我一生無法彌補的欠缺。我12歲出國，24歲回來，完全不了解中國社會，很多應該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勸兒子以自己為鑑，放棄劍橋，改在國內上大學，「千萬不要從一個外國學校出來，再進到另一個外國學校里去。」
英若誠為此放棄了劍橋的入學機會，進入清華大學念英文。畢業以後，因為同樣酷愛戲劇，他和妻子吳世良雙雙進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為院長曹禺先生鍾愛的演員和助手。1958年，因為出演老舍先生的名劇《茶館》裏的劉麻子，英若誠一舉成名。
英若誠（右）在《茶館》中飾演劉麻子
改革開放後，英若誠精通的洋文終於派上了正經用場，他結識了美國戰後最重要的劇作家阿瑟·米勒（他也是瑪麗蓮·夢露最後一任丈夫），《推銷員之死》、《譁變》、《請君入甕》、《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寵兒》等名作，都是由英若誠翻譯、引進到北京人藝的外國戲。
英若誠把自己認為一流的西方大師之作引進到中國，同時也把中國戲劇文化傳播到西方。作為密蘇里大學的客座教授，他給美國學生排了兩部中國話劇，《家》和《十五貫》。他是當時北京人藝海外影響最大的演員之一，《忽必烈》、《末代皇帝》、《小活佛》、《馬可·波羅》等影視作品為他贏得了一大批海外觀眾。
英若誠曾說，「我們提倡愛國主義，首先要讓青少年知道中國與世界的現狀，加以對比，祖國才可愛。有的人認為應當把中國說成好而又好，革命燈塔、世界樂園、人間天堂，這便是愛國……這種說法太片面，經不起比較和事實的檢驗，往往連真正的偉大之處，也被後代輕易否定……什麼叫愛國？就是『要在他的領域裏贏得他的尊敬！』……世界上什麼事都有一套公認的規則，不能關上門做皇帝」。
1986年，他從一名股級幹部一躍成為文化部副部長，主管藝術院團和藝術院校。曹禺送給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戲當好官，奇君子辦實事做真人。」
晚年英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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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的牢獄之災，是英若誠一生永遠的創痛。
1952年起，北京市長直接授命他利用自己的海外關係，了解西方動向，為組織搜集情報，他還獲准可以閱讀大量英文讀物。結果，1968年他以「美蘇雙重特務」的罪名被捕入獄，經過多次審訊，他才意識到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曾經為那位被打倒的彭市長工作過。
他在北京、河北等幾座監獄過了三年牢獄生活，他的妻子吳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們16歲的女兒英小樂被送到內蒙古插隊，7歲的兒子英達先是跟奶奶生活，後來被迫流浪街頭，住在下水道里，在街頭要飯吃。在自己最需要模仿學習父母的年齡，英達和他的兄弟姐妹並沒有受到他們的影響和教育，這是英若誠一生無法消弭的心靈創傷。
作家「惠說惠道」說她在北京，接觸了一些世家子弟，心中一直有一個疑問：他們似乎並不是我想像中的那個階層的人，為什麼他們身上似乎沒有他們父輩身上那種斯文體面的氣質呢？
慢慢地，她找到了答案，新中國頻繁政治運動的衝擊，令每一個家庭都受到了不同的傷害，父母忙着搞運動，小孩子是沒人教育的。回頭看，這些政治運動已嚴重戕害割裂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和傳統，體現在個人家庭生活中的就是即使是世家子弟也全然喪失了溫潤斯文的氣質。
英達無疑是一個典型代表。
英達與前妻宋丹丹
幾年前媒體重炒舊飯，拿2011年「英達涉洗錢」的舊事炒作——英達和妻子梁歡為了規避美國稅務局的監管，多次來往於多家銀行，每次存款額度小於1萬美元。這種斯文掃地的小里小氣，這一個個的英達和我們，構造了當下中國的氣質。
政治運動對傳統文化的衝擊超過戰爭和自然災害，對家庭成員的傷害更是超過戰爭和自然災害。當政治運動來臨時，英達的所有親朋好友都在追求「進步」，努力切斷與家庭的紐帶，實際上也就隔絕了與家族文化血脈的傳承。
如今，英達把梁歡和兒女放到了美國，如很多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一樣，他們想找到不浮躁的家庭生活，也想藉此治癒自己年少時一人流浪在北京街頭時所受的傷害。
只是，文脈斷了，還有可能找回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