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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公民社會是底線底線就是生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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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編者按:公民社會,在維基百科中的定義是:圍繞共同的利益、目的和價值上的非強制性的集體行為。它不屬於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屬於盈利的私營經濟的一部分。它是處於"公"與"私"之間的一個領域。

著名媒體人笑蜀,作為一名多年來始終研究、鼓吹公民社會建設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形容公民社會"是一個國家的植被。"是的,在國家的巍峨建築之外,在單獨的個體生活之間,還有一個廣闊無邊的領域,這就是公民社會。它們由那些為了特定的社會需要,為了公眾的利益而行動起來的組織,諸如慈善團體、非政府組織(NGO)、社區組織、專業協會、工會等組成。在這個領域,公民們自己聯合起來,通過自治與合作,使得社會更加美好,並通過這種有品質的公民生活,增進了整個社會的公共理性,使社會共識更容易形成。

和以往任何一個時期不同,如今是轉型時代,也是微博時代。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對公共事務進行力所能及的最大關注和最大參與,這就意味着中國走向公民社會有了一個可能的嶄新路徑。從這個意義上,告別傳統的啟蒙與革命,共同呵護支持正在發育中的公民社會,最終形成堅實的社會底盤,走向真正的公民社會,就是我們今天的歷史使命。

1

回望歷史我們會發現,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是一個啟蒙的進程。今天的中國比之三十年前的中國,文明、理性已有很大進步。但如果橫向比較,對這種進步就不可高估。可以說,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依舊沒有脫魅,沒有告別蒙昧。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堅守公民社會信念?或者換句話說,公民社會在中國為什麼必不可少?我想舉發生在我們周邊的兩個例子來說明。

一個是藥家鑫案件。藥案有個風雲人物叫張顯,名不見經傳,但他居然可以利用網絡,一度成功地引領了輿論,可見我們的社會之缺乏公共理性到了何種程度,民心易被操縱到了何種程度。另一個例子是915事件。無數打砸搶暴徒似乎一夜之間從地縫裏鑽出來,昨天還風平浪靜,一切都是好好的。現在我們知道,這股打砸搶浪潮背後也有少數人在操縱。

回望歷史我們會發現,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是一個啟蒙的進程。今天的中國比之三十年前的中國,文明、理性已有很大進步。但如果橫向比較,對這種進步就不可高估,中國並不是沒有了"一夜回到WG"的可能。可以說,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依舊沒有脫魅,沒有告別蒙昧。

與這狀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們身邊的華人社會。同樣是保釣散步,深圳發生了多起打砸事件,而跟深圳僅有一河之隔的HK,整個保釣散步井然有序。

台灣也如此。台灣"倒扁"運動中的紅衫軍,主體是中下層群眾。在一般人看來,中下層群眾往往比較缺乏理性與文明,但就是這樣的一個群體組成的紅衫軍,在整個抗爭中的表現恰恰極其理性、極其文明。曾經,紅衫軍內部有過一次爭議,有人向紅衫軍領袖施明德建議,"倒扁"大軍與"總統府"僅百步之遙,為何不乾脆衝進去把陳水扁趕走呢?但這提議沒列入議程,施明德沒有接受,紅衫軍始終表現出高度的克制。

更可貴的是,克制的不只是紅衫軍,而是對抗的雙方。當時陳水扁方已經知道紅衫軍有衝進"總統府"的提議,但他的對策是下令所有衛兵,如果紅衫軍衝進總統府,任務只有一個,那就是跑。

不論紅衫軍,還是陳水扁,都怕衝突、怕流血、怕死人。雙方的政見可說南轅北轍,但在這點上有高度共識。我為此請教過台灣學者錢永祥老師,錢老師說,你知道紅衫軍是怎樣的一群人嗎?他們是那種即便在浩浩蕩蕩的遊行中,遇到紅燈亮了,所有人也會自覺停下來等綠燈的一群人。

這些情況,如果放在中國大陸,是很難想像的。當然,大陸也發生過一些克制、理性的抗爭,比如廈門反PX事件、廣州番禺反垃圾焚燒事件、大連反PX事件等。但它們有一個共性,就是都屬於都市抗爭,都是城市中產精英的抗爭。當下中國,大多數中產精英的抗爭表現得這樣克制而理性,而很多抗爭捲入了底層民眾,一般都伴隨着不可控的巨大風險。

差別很明顯,同樣是華人社會,公共理性的水準、文明的水準,很容易就能判若高下。

2

據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文明的時代,但是文明距離我們其實很遠。什麼是文明?在我看來,公民生活就是文明。如果根本沒有過上公民生活,那就沒有資格說你生活在文明社會裏。

回頭說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即公民社會與法治建設。我們往往強調法治而不提公民社會,實際上,公民社會建設是法治建設的前提,沒有公民社會建設,所謂法治建設無從談起。

還是以HK為例。HK是有法治的,但HK的法治並不是依託於民主,而主要是依託於公民社會。HK的公民社會完整而發達,哪怕是一個貨運司機,也可能屬於多個公民組織,而所有公民組織都是完全自由、完全自治的。HK的法治社會,就建立在充分發達的公民自組織基礎之上。

台灣也不例外。台灣法治到什麼程度?有個小故事很說明問題,有次馬英九乘車出門,剛從車窗里探了個頭,就被交警發現,馬上罰款。可見台灣的法治名不虛傳。

跟HK一樣,台灣也是充分發達的公民社會。只要有充分發達的公民社會,就一定有健全的法治,這是鐵律。道理很簡單,法治是公共理性,公民社會也是公共理性;法治社會與公民社會,因而必然兩位一體,相輔相成。

前面講到的華人社會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根本上說,是有公共理性的社會形態和沒有公共理性的社會形態。也就是說,我們跟他們的根本落差,在於我們的公共理性嚴重匱乏。

為什麼會嚴重匱乏?公共理性不是天生的,要像港台那樣公共理性充分發達,就必須建立在充分發達的公民生活基礎之上。

老是有人說,中國國情和國民素質決定了不能搞民主。實際上,素質是個偽概念,帶有明顯的歧視性,而任何歧視都是侮辱,因而是不能接受的。但如果我們跳出素質範疇,轉換為素養、技能、經驗,那麼民主生活、公民自治、公共理性當然都需要這些元素支撐。而素養、技能和經驗統統來自後天的訓練,來自於後天的日常生活。

你有什麼樣的生活,有什麼樣的生活方式,你就積累了什麼樣的素養、技能和經驗。如果不能過上公民的日常生活,公民訓練就會是一片空白,公民生活的素養、技能和經驗就都只能是零。

中國大陸所有社會問題中,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我們從沒有過上最基本的公民生活。據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文明的時代,但是文明距離我們其實很遠。什麼是文明?在我看來,公民生活就是文明。如果根本沒有過上公民生活,那就沒有資格說你生活在文明社會裏。

當下中國,在公共理性的培養方面嚴重欠賬。經濟在騰飛,但社會的公共生活質量不但沒有提升,反而有下降趨勢。人們對公共生活的品質越來越不滿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幾乎每個人都是公共生活品質的持不同意見者,甚至包括很多既得利益者、很多權貴,甚至他們也對公共生活的品質強烈不滿。

3

每個這樣的公民組織,給人們提供的本質上都是嶄新的生活方式。說到底,公共生活、公民社會,都是新生活,都是新的生活方式。

公共生活的嚴重匱乏,公共生活的品質之差,是中國社會的最大危機之一。

我去美國,發現美國人的公共生活很豐富。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有充分發育的小共同體,每個公民可能同時分屬於幾個不同的小共同體。美國將近三億人,NGO組織則多達兩百萬個,平均一百多人就有一個NGO。這些NGO不只做公益慈善,不只提供公共服務,更重要的作用,是安放人心,它們實際是建立於人心中的小教堂,使得每個人的精神都有所寄託。

我去台灣,發現台灣的小共同體同樣發達。跟大陸不一樣,台灣有很多全職太太,因為老公一個人工作就能養活全家。她們家務不多,但日常生活並不空虛無聊,空餘時間幾乎全做義工。醫院、車站、博物館、學校,在台灣的任何一個公共場所,你都會發現義工遠遠多於本職人員。我住在一位台灣朋友的家裏,他母親已是72歲高齡,依舊天天做義工。有次把腿摔斷了,打上夾板才過一個星期,就在家坐不住了,要去做義工的醫院上班了。我很不解,問她為何不多靜養幾天?老人告訴我,在家她是閒人,沒有人需要她。必須到醫院做義工,和需要她的病人在一起,她的心才能安定。

這就是台灣的公共生活,這種公共生活讓台灣人過得很充實。台灣還有很多我們聞所未聞的公民組織,例如"時間銀行",它可以讓人們把時間攢起來,需要用的時候再提取出來。每個這樣的公民組織,給人們提供的本質上都是嶄新的生活方式。說到底,公共生活、公民社會,都是新生活,都是新的生活方式。

而在大陸,我們的公共生活還是如此貧瘠。不少人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生活,而是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修長城"、搓麻將等自我麻痹的娛樂活動中。從搓麻中寄託自己的精神,寄託自己的人文關懷,生長出愛與善,這些難道是可以想像的嗎?這樣低品質的公共生活,能夠生長出我們最缺乏的公共理性嗎?

我們之所以缺乏高品質的公共生活,根本原因是我們沒有公民社會。甚至,有時候公民社會往往成了敏感詞,被當做陷阱。公民社會意味着什麼?就意味着公共理性、意味着愛、意味着善。

公共理性的不健全、不發達,本質上是精神層面的不健康。我們這個社會是精神不健康的社會,這種不健康寫在不少人的臉上:焦慮、着急、絕望……我們可以對比台灣,台灣當然也有極端的例子,但普遍來說,台灣人的臉是一張張健康的臉,平和的臉,從容的臉。這其實是兩種精神狀態的寫照。

4

不推進公民社會建設,人們就不會過上真正的文明生活,就不會過上真正有尊嚴和自治的生活。不過上有尊嚴和自治的生活,人就永不會回到精神正常的狀態。

中國社會需要轉型,我們處在轉型時代。

人們通常所說的轉型,都是經濟轉型、政治轉型、文化轉型,其實我們還有更為重要的轉型,即精神轉型。中國社會不論怎樣轉型,首先要完成的就是精神轉型。而這轉型沒有任何捷徑可走,唯有一條路就是公民社會建設的路。

不推進公民社會建設,人們就不會過上真正的文明生活,就不會過上真正有尊嚴和自治的生活。不過上有尊嚴和自治的生活,人就永不會回到精神正常的狀態。如果精神不正常,社會就始終處於高危之中,出什麼事情就都不奇怪。

所以,儘管公民社會建設有很多阻力,但決不能妥協。因為這是底線,底線就是生命線。不堅守這底線,中國永遠無法告別災難,民意隨時會被一些人玩弄於股掌之中。沒有公民社會,就不會有公共理性,沒有公共理性,絕大多數人就不會是自己的主人。只要不是自己的主人,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就一定會被外力操縱。這種狀態下的轉型,隨時可能轉入深淵。

5

當下的中國最需要的不是治理模式而是轉型模式。中國頭號問題是轉型,轉型完成之後才是治理。

回過頭來,我還是想說說台灣。到目前為止,所有轉型模式中,我最欣賞的是台灣模式。現在熱議的轉型模式中,最受青睞的是新加坡模式。但我認為,新加坡模式主要是治理模式,不是轉型模式。而當下的中國最需要的不是治理模式而是轉型模式。中國頭號問題是轉型,轉型完成之後才是治理。新加坡模式在轉型上對我們幾乎毫無借鑑意義,它本身就面臨着轉型難題。

我們未來的轉型,要避免突尼斯那樣的動盪,別無選擇,唯有台灣模式最值得借鑑。當然台灣模式也有特殊性,不可能複製。但它畢竟同屬於華人文化圈,它的一些基本原理還是可以通用的。

台灣轉型至少有三個要素:蔣家政權內部的分化以及領導人的清醒、多少年的社會運動、國際局勢劇變的壓力。我認為第二個要素是最重要的,沒有第二個要素即社會運動的壓力,蔣經國也不會有那麼大的轉型動力。

但台灣的社會運動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台灣有一個強大的民間社會,有一個高品質的公共生活、公民生活。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台灣不僅在蔣經國時代實現了經濟騰飛,而且是在均富的條件下實現經濟騰飛。通過均富,台灣消滅了作為階級的底層,哪怕是出租車司機,哪怕是清潔工,只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就會有一個體面的生活,就是一個小中產。即均富意味着全民中產化,這奠定了台灣最為寶貴的公共理性,才有了台灣人的從容、平和、理性和文明。

儘管現在台灣人均收入持續14年下降,但依舊沒有動亂。這得益於有台灣強大的社會保障;也得益於全民中產化給每個家庭都打下的堅實的經濟基礎,到現在,台灣還在吃14年前的積蓄。

所以,我們向台灣學習,首先要像台灣那樣,努力創造和平轉型的社會條件,第一是公民訓練、公共生活訓練,第二是均富即全民中產化。沒有這兩個方向的持續努力,就談不上公共理性,就會極大地制約中國的轉型進程。

6

公民社會的空間存在於每個向善、有愛的公民心中,存在於他們組成的每個小共同體中,他們和他們組成的小共同體,今天已經隨處可見。

中國當下最大的問題是轉型,在轉型上必須堅定不移。但必須同時盡最大努力控制轉型的風險和成本。原因很簡單,中國這樣一個江湖社會,距離公民社會還有千里之遙,人心的陰暗、人心的暴戾都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問題當然首先是制度問題,但絕不僅僅是制度問題,也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也是人心的問題。所以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提出過一個概念,叫社會淪陷。

所謂社會淪陷,其深層的含義其實是說,這個社會已經失去了穩定的底盤。沒有穩定的底盤,不論建什麼,都不過是流沙上的建築。我一直有個主張,叫社會底盤論,主張我們不僅要改造制度,更要重建我們的社會底盤。但這個主張受到很多朋友的批評,其中一個重要的批評,就是現有體制之下,公民社會建設沒有空間。

我不同意這樣的批評。因為它低估了中國社會的彈性,尤其低估了中國社會的複雜性。甚至可以說,公民社會的空間存在於每個向善、有愛的公民心中,存在於他們組成的每個小共同體中,他們和他們組成的小共同體,今天已經隨處可見。

我們今天能夠獲得一定程度的獨立與自由,是因為擁有過去所沒法具備的歷史條件。如果把我們比作野生動物,那麼社會就是這個國家的植被與森林。一個國家必須有植被、有森林,才會有完整的生態,如果獨立、自由作為動物能夠存活的前提,一定是擁有植被和森林。一旦沒有植被和森林,土地都是開闊地帶,權力就會毫無阻擋,別說野生動物了,哪怕是一隻兔子都會被輕易幹掉。

今天的歷史條件完全不一樣,或許有時候體制不能容納一個人,但社會一定會關照他的。所以,我並不認為傳統體制足以強大到完全扼殺公民社會,恰恰相反,我認為公民社會在中國不只是理想,而且一定程度上已經是現實,即中國已經有了公民社會的雛形,或者說初級階段的公民社會。我們現在要思考的是,怎樣把它做大、做強,讓它真正和平崛起。這是必須的。因為,只有公民社會的和平崛起,才是真正的中國崛起,也才是真正的中國人的崛起。

——本文為演講記錄稿,原載2012年12月8日《華商報》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華商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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