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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占帆:澳門公民社會,隨着香港的風雨,萬物退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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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0日,澳門步入回歸中國22周年,而在彼岸的香港特區,則於前一天舉行了經中央「完善」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

今年9月的澳門立法會選舉,在大規模取消民主派參選人資格後,直選投票率創下歷屆新低,外界預料此一幕也將在香港立法會選舉重演。原本作為澳門主要民主派政團的「新澳門學社」,喪失其唯一的立法會議席。被剝奪連任機會的新澳門學社前議員蘇嘉豪在記者會上坦言,學社和他個人的政治前途只能「且行且看」。在北京因應2019年修例風波出動連環重拳「收拾」香港後,原來被認為是「乖孩子」的澳門,冷不提防獲得同等待遇,港澳的公民社會進程同步踏入寒冬。

事實上,「乖孩子」澳門的公民社會意識正於近年逐漸形成,儘管未有近似香港的曝光率,但如2014和2016年,都曾爆發社會運動。而近一兩年,一系列在香港採取的管制手段,如取消議員資格、在國安委增設中聯辦顧問等,都在澳門重現。

澳門公民社會:萬物退潮

新澳門學社前議員蘇嘉豪(來源:蘇嘉豪/ Facebook)

澳門時事評論員黃東以前經常到新澳門學社出席網上電台節目討論時政,但隨着蘇嘉豪被DQ未能角逐連任,學社在缺乏資源下上月被迫要關閉租用的會址,黃東參與的網台節目因此結束。他指包括新澳門學社在內的民主派政團和壓力團體,一直都沒有以公司形式運作,也沒有投資儲蓄,亦不像建政派社團般能夠獲得政府資助。「搞活動要支出有成本,以前是把議員薪津的一半用以支援學社,沒有財政基礎支撐,公民活動難以持續。」

位於沙欄仔街的新澳門學社會址關閉後,學社僅保留電郵、社交媒體和郵政信箱與公眾聯繫。

學社營運的網媒「愛瞞日報」,亦在10月19日突然宣佈因「前所未有的環境變遷,資源稀缺」停止運作。

至於立法會前議員吳國昌和區錦新所屬的民主派政團「澳門社區發展新動力」,目前仍靠資金儲備運作,但未來亦可能因為經營問題要關閉會址,被迫改到負責人家中運作。

黃東認為,澳門人的本土意識在回歸後萌芽,公民社會近年開始成長,例如2014年5月爆發了近二萬民眾參與遊行的反對特首和高官卸任後可獲巨額長期退休金和離任補償的「反離補運動」,2016年數千人遊行,抗議時任特首崔世安在未有任何公佈下,把一億元公款捐贈予廣州暨南大學。

而在在2017年的第六屆澳門立法會選舉,被歸類為「自由開放陣營」的政黨澳門社區發展新動力和新澳門學社,分別各取得兩個和一個直選議席,其中當年年僅26歲的蘇嘉豪成為澳門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

「本來澳門的公民社會發展正出現良好勢頭,各種不同性質的公民運動組織正陸續出現,但情勢自從香港『反送中』後開始惡劣。澳門政府開始寧左勿右,公民社會還未真正成長已被撲滅。」黃東說。

「蘇嘉豪在2017年當選具指標性,令人感到年輕人從政是有前途,這麼年輕就做到議員,當年給很多人希望。」但到如今,黃東指,包括蘇嘉豪以及新澳門學社的職員現在也要尋找工作,但礙於目前的政治低氣壓和他們的敏感背景,要有僱主聘請相當困難。

香港管制模式,照搬澳門

經歷2019年修例風波後,香港特區政府去年7月根據港區《國安法》,成立由行政長官兼任主席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包括多名主要官員,並同時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駱惠寧兼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列席國安委會議,以「顧問」身份參與這個特區政府機構的活動。而澳門特區政府雖然較香港走前一步,早在2018年9月就仿效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兼任主席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機構設置成立澳門國安委,但當時並未安排中聯辦官員加入。直到今年12月初,官媒披露,國務院已向澳門行政長官作出批覆,決定在澳門國安委設立由澳門中聯辦主任兼任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以及由中聯辦三名「相關人員」擔任的國家安全技術顧問。

對於北京在澳門國安委的上述新動作,輿論解讀為中央繼在香港加強國安工作後,把中聯辦官員以「顧問」身份參與委員會事務的相關模式亦套用在澳門。

而熟悉澳門事務的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對《歪腦》記者表示,澳門國安委新增中聯辦官員列席會議這件事,本身未有太大新意:「澳門執行國安任務較香港早很多,這說明不了什麼問題。」但他指出,這表明北京因應美中在意識形態論戰以至經濟戰兩國鬥爭全面升級之際,認為涉及國安層面事務不是單靠澳門特區政府就能處理。「包括賭權要重新投標,例如會否限制美資博彩企業,雖然這些表面上是商業問題,但北京認為澳門有需要提升國家安全的執行力度。」

由於香港立法會選舉延後了一年,今年的澳門立法會選舉變成與香港同年舉行。但出乎人們預料,包括競逐連任的民主派議員蘇嘉豪和吳國昌等在內六組參選名單共21名參與人,被澳門的選舉管理委員會裁定不擁護《基本法》及效忠澳門特區政府,遭取消參選資格(所謂「DQ」),與香港早前發生的情況非常類似。

就在各界仍在分析,澳門反對派在議會內根本不成氣候,北京為何不選擇保留他們留在議會以作「民主點綴」之際,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7月9日亦即澳門DQ事件發生一周後在北京舉行的「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上發言表明,要在香港各場選舉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確保特區政權掌握在愛國愛港人士手中,「絕不容許任何一個反中亂港分子通過任何途徑和方式混進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隨後形容「這是一條鐵的底線,同樣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民主派空間收窄之後:不投票或者投白票

2017年蘇嘉豪的當選引人注目,不過,就算加上立場接近民主派的土生葡人高天賜,當時民主派仍在澳門立法會全體33席的議會中僅佔四席,與長年手握議會內三分一關鍵少數的香港民主派不可同日而語。劉銳紹分析,這次澳門DQ事件表明,北京目前的港澳政策是「寧左勿右,寧緊勿松」。

他比照港澳的情況,指在香港,早前曾有傳聞指北京或會在嚴格限制人數之下,容許部分香港泛民人士「入閘」參選,但結果在10月的香港區議會宣誓期間,多名民主黨議員仍被政府裁定宣誓無效,不但喪失了原來的區議員資格,未來五年內亦不能再角逐各級選舉,當中就包括外界認為有機會獲北京「放行」的前議員涂謹申和鄺俊宇,以及曾多次高調發聲贊成民主黨參選的前議員梁翊婷。「這只能反映官方認為『安全係數』要提高,亦擔心一些泛民人士在競選過程中講中央不喜歡聽的話,這個在港澳都是一樣。」

而澳門的蘇嘉豪DQ事件,則對9月12日的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帶來即刻的效果。地區直選投票率僅42.38%,較四年前大瀉14.84個百分點,兼創下1992年立法會設立直選議席後的新低。共有5,208人投下白票或廢票,無效票比例達3.8%的歷屆第二高。選管會總核算委員會在廢票核對工作上,展示多張選票上出現「垃圾選舉」、「DQ可恥」、個別被DQ組別名字等字眼。

有趣的是,澳門選舉歷屆選舉的無效票比例,除了2017年僅有1.3%以外,歷屆選舉均在3%以上,其中2009年更高見4.8%。反觀香港選舉,無效票比例一向較澳門要低,由1991年首屆的港英立法局選舉以來,直到2008年特區第四屆立法會選舉,一直從未逾1%。直到2012年和2016年兩屆選舉,無效票比例才飆升至約1.5%,也許與近年有「本土派」人士不滿傳統泛民主派議員在爭取政制民主化上不夠進步,不時在網上呼籲網民將選票「射落海」(意即呼籲選民寧願浪費自己的選票,也不要支持泛民主派候選人)有關。

港澳立法機關近三十年來投票率及無效票率

「躺平」之後,前路如何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令澳門政府大為恐懼。經歷了2016年的幾次大規模遊行,澳門立法會前地已被封不准集會,澳門網上也無法形成香港那種be water(如水)性質的網上動員,只是流於發泄式(聚集),因此公民社會從虛擬世界到現實世界也沒有太大的空間。」黃東稱,北京在為香港訂立《國安法》後,已一同把港澳「收服」,無論是港澳兩地公民社會在可見將來都沒有太多希望能夠取得突破發展。

但今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的無效票較上屆倍增,黃東認為這有其積極意義。「(說明)即使是藍絲(支持建制派的市民)也好,也覺得政府做得太過分,廢票白票就增加了。以前選舉的無效票,是公民意識低落的表現,因為民主派在立法會只有幾席,發揮不到太大作用,市民感覺是吵鬧過後也是這樣。但是這次很多人在投票上『躺平』了。本來年輕人近年更關注立法會,但現在因為DQ事件被打沉了,這對社會發展也沒有好處。」

《歪腦》記者曾通過電話及電話信息聯絡失去議席的蘇嘉豪,但他未有回應。不過,蘇嘉豪及其團隊一直在近日亦仍有參與公民社會活動,12月14日,他就代表新澳門學社向勞工事務局就《工會法》公開諮詢提交意見書,倡議訂立細則規範保障罷工權。

黃東承認,公民社會前路悲觀,「但未至於絕望」,寄語「只能夠保留自己的意志」,一方面吸收外界資訊以自我增值,另一方面在公民團體難以生存的情況下,只能求「個人生存」以維持生計。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歪腦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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