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她終於到了這裏，拉雪茲神父墓地。我只知道她的小女兒會辦告別儀式，我猜一定會在這裏，但是我去不了巴黎，在微信上終於看到廖萍萍寫的文字和貼圖：
『今天在拉雪茲公墓的圓頂廳圖
送別我們在巴黎最親愛的譚雪梅老師
50年代初，民族歌舞團歌唱演員
巴黎七大中文老師
認識譚老師，是我們一生的榮幸！
貴人，親人，朋友，
綿延30年的深情！
譚老師，一路走好！！』
出席告別式的人們都帶着口罩，我竟一個人都認不出來。只有躺在棺木里的這個人，是無需辨認的。
（一）
我最後一次看到她，在四年前。那次我去日內瓦，忍不住拐了一趟巴黎，她很久沒從巴黎給我們打電話了，我怕她已不在人世，很想去一趟巴黎。到了巴黎也是叫優步，快抵達她住的那棟樓時，給她打電話：
『是我呀，我來巴黎看你來了！』
『我不信……』
她聽不出來我是誰了，那是頗哀傷的一次拜訪。
她已在玻璃門內侯我，曾經何等艷麗的一個婦人，依然經不住歲月的雕琢，卻仍然將稀疏的頭髮染得烏黑，是她不屈服的明證，只有血紅的唇膏，平添了時光的無情。
我隨她坐電梯上到最高一層她的居室，一切像靜止的，卻毫不凌亂，她坐進那張沙發，可知坐了很多年的，對面是電視，「我早就不看電視了。」她說。旁邊是電腦桌，我試了一下，那電腦上不了網絡，顯然也是閒置的。只有她沙發左手邊堆放的一疊書，不知道她還讀不讀？
『你每天還出去走走嗎？』
『只去買吃的。』
『還走去你兒子雁雁那棟樓前嗎？』
她看了我一眼，說：
『我每天在等一個人。』
『誰？』
『一顆星星。我跟他說一會兒話』
她狡黠地笑笑，眼睛望着天上。
這是我來巴黎最難過的片刻。我其實是來跟她告別的，她連續十八年給我們寫信、打電話，問候我和傅莉的生日，這個世上除了家人，再沒有其他人像她這麼親近我們了。
眼下，她已經超越一切，看淡一切，只靜靜地從容等待離去，在巴黎的某個鬧市中心……。
四年後我被瘟疫阻隔，去不了拉雪茲神父墓地送送她。
（二）
然而，「六四」流亡者的一個夢想，不是也埋葬在拉雪茲神父墓地？
三十年前我流亡到巴黎，就住在拉雪茲神父墓地不遠處﹐靠近它的那座教堂鐘聲﹐常常在清晨殘夢中傳來﹐令我會有人生原本不幸﹐只是我多僥倖﹐而僥倖只是一場春夢﹐夢醒了無路可走之傷感。
幾天後忽然收到寄自香港的一封信﹐厚厚一疊﹐抖開滑出幾張照片﹐兒子一張緊繃的臉﹐沒有笑容﹐傅莉卻沉靜如故﹐看不出變故的一絲痕跡﹐只有媽媽更見其蒼老﹐令我落淚。此信系由一個在北大留學的美國學生轉寄。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家書抵萬金」。
就在拉雪茲神父墓地，我終於也被拍進電視，同幾位流亡者，按英國女導演的鏡頭設計，俯身將「六四」的鮮花，放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國徇難者靈前。
BBC的電視導演露茜來找我拍片子。她到巴黎尋訪了許多大陸流亡者，逢人就問：
「你們要的民主究竟是什麼？」
人們大凡會對這位導演大講一通如今連西方人都不大聽得懂的民主理論，那情形好像是我們中國人在啟蒙盎格魯·撒克遜人。露茜每每聽得極認真，但末了還是不懂。
不過她總是知道不要讓這些中國人失望，裝出一副很能理解的樣子來。儘管露茜多次向我誇耀，她奶奶本世紀初在上海待過，但她對中國的知識仿佛只限於那座天安門，尤其令我驚訝的是，她竟知道那地方在七十年前發生過一場「五四」運動，也知道那場運動也是一群大學生折騰出來的。中國對她來說，大概除了末代皇帝、毛澤東和鄧小平，就剩下從「五四」一下子跳到「六四」這樣一種撲朔迷離的歷史斷層。
難題來了。「怎麼什麼事都發生在這個天安門？」露茜的藍眼珠子充滿了好奇，「怎麼什麼事情都是中國大學生鬧的？你得向西方人解釋清楚這些問題！」
我舔舔嘴唇（這是我的一個毛病），驚異露茜能夠如此抉刀斬亂麻地把中國人熬了七十年的苦難史，簡約到這般精粹的地步。我心裏在揣摩，過去我們對西方人講中國的事總是過於曾彎繞繞，不得要領；循着他們的思路，或許倒能談得明白些。橫豎這片子是拍給西方人看的，不必像我們在大陸搞「啟蒙」那樣，凡事都得從古希臘民主制、盧梭和伏爾泰講起。露茜如此快捷的思路一一從「五四」到「六四」，頗像我們搞電視片時的江洋恣肆一一從藍田人頭骨一下子侃到黃河漂流勇士。我預感我們的合作準能默契。
（三）
我認認真真地準備了劇本。三個星期後，露茜領着攝製組從倫敦匆匆趕來。天公不作美，巴黎那幾天淒風苦雨，沒一天好日頭，弄得我心情極壞。
露茜穿了件黑色毛料連衣裙，干起活來很瘋狂，每天把我們弄得精疲力竭。我為每一位叫到鏡頭前面來的人都設計好了「台詞」，但露茜卻全然不理會我讓他們按本子講了些什麼，她默默坐在攝像機旁邊，等一拍完，她就會跳起來，讓攝像師重新打開機器，向每個人連珠炮似地發出一連串問題：
你當紅衛兵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真覺得很幸福嗎？
毛澤東死的時候你多大？當時什麼心情？
在不能說真話的社會裏，你意識到自己是天天在說謊嗎？
民主難道就是選擇一個好領袖嗎？
民主對你們來說，是不是有點像宗教？
中國老百姓真的擁護你們的民主嗎？
鄧小平為什麼覺得沒有退路？學生是不是太不給他面子？
做翻譯的南希小姐已經面露慍色。她對我說過，一個翻譯的有效時間是兩個小時，露茜卻毫不留情地讓她五、六個小時不歇一口氣。
我在一旁也很惱火。原來露茜根本不要聽我們講民主的大道理，她壓根兒認為我們天天掛在嘴上的那些理論，BBC的觀眾不會感興趣。而她要的那些東西，我們總覺得很「膚淺」的，仿佛同我們流了血、死了人的那樁煞是悲壯的天安門義舉不大搭界。但露茜根本不管我是否高興，纏着每個人刨根問底，並且一再讓南希提醒他們：
「請用最簡單的意思表達。你就只當我露茜是個白痴。你是在對一個英國的白痴說話！」
我的天，我這才發現，我們的世界離他們的世界隔得多麼遙遠。
我們七十年來所拼命追趕他們的那個目標，竟然是我們向他們理喻不清的一件事情。難怪去年五月份北京天安門廣場如火如茶之時，美國《時代》周刊上有篇文章發出這樣一個皺着眉頭的「傻冒」問題：
「中國人要的民主究竟是什麼？」
我們和他們，究竟誰是白痴啊？
不但露茜，對每一個普通的西方觀眾來說，要想讓他們明白毛澤東為什麼讓人這麼崇拜？（我還自作聰明地用拿破崙來做一個蹩腳的比擬）「文革」是怎麼回事？林彪幹麼要坐飛機逃跑？（這事在西方人看來就像上帝的弟弟跑了一樣）大躍進煉的那些鋼都哪裏去了？（我只好說那時是把整個社會都扔進爐子裏去煉的，露茜滿臉燦笑）天安門廣場從哪裏殺出來一支摩托車隊？（我一急，說那是「小萬潤南」即個體戶，露茜高興得蹦了起來）如此等等，縱使我絞盡腦筋，到頭來發現好像都是在荒誕的層面上才足以同露茜溝通。當她明白了的時候，我卻糊塗了。
一禮拜下來，露茜要走了。我很憂慮地告訴她，這片子如果讓英國人看得懂，那麼中國人就恐怕看不懂了。她聽了以後若有所思，接着說：
「本該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