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悠悠，往事如煙，不絕如縷。上世紀60年代末，我作為城鎮知青到蘇北鹽城農村插隊，後又在農村成家，在那裏生活了十五六年，直到80年代中期才舉家遷往縣城。50年過去了，現在回想往事，仿佛就在昨天，酸甜苦辣，記憶猶新。心事浩茫連廣宇，衣食住行最靠譜。就聊聊這些往事吧。
（一）衣
人是衣服馬是鞍，這句俗話拿現代流行語來說，就是包裝。可在上世紀70年代的農村，一個人渾身上下衣服不打補丁，是極難見到的，更不用說穿鮮艷色彩的衣服了。難得做上一件新衣，就擱在箱底，等到接待來客，出門作客，或者趕集開會等場合，才拿出來穿着風光一下。真正是新一年，舊二年，補補納納又一年。平時那些大姑娘、小媳婦都是穿一身灰不溜秋的補丁衣服，但到大隊集體開會，那就熱鬧了。放在箱底的衣服總算有了出頭之日，一個個穿的外衣嶄新，頭髮抹得油光水滑，臉上用雪花膏搽得白白的粉兜兜的，多遠就聞到香味。千把人的會場上，婦女是一道最亮麗的風景。儘管當時衣料色彩單調，但仍然像是開時裝展示會。婦女們就如開屏的孔雀，盡情展示她們的風采。與動物界相反的是，男人穿着都是灰不溜秋的，除了個別正找對象的小伙子，即使開會也穿的極其平常。
那個年代還有一道風景，就是用日本化肥袋子做的褲子，往往只是幹部們才能享受到這種特權。生產隊買化肥時，供銷社必須扣下包裝袋押金，每隻五毛錢。化肥用過後，包裝袋往往被幹部買去，染成黑色、藍色或咖啡色做成褲子，穿上身似乎很飄逸，但是包裝袋上的字還隱約可見。所以當時流傳一段順口溜：「幹部幹部，五毛錢一條褲，前面是『日本』，後面是『尿素』。」
在那物質貧乏的年代裏，有不少人家連一件可以穿着出客的新衣服都沒有，那麼就得臨時跟人家借，甚至也有結婚時借衣服的。我們知青儘管穿着不算「高檔」，但是也曾「光榮」地被人家借過幾次。我的一件維尼龍褲子和一雙塑料涼鞋，就曾「風光」過一回。
我們知青組的組長老唐命運多舛，幼年喪父，讀書時連上幾個中專校，因為形勢多變被「砍」，下鄉時已經三十歲了。這在農村絕對是個大齡未婚男了。因此下鄉不久，當地農民就給他張羅找對象。正巧臨隊有個大齡姑娘，因為母親過世早，她作為1969年春，媒人去說媒時，姑娘卻說，我是共產黨員，這不「九大」就要開幕了，這事到「九大」以後再說吧。我們幾個知青一分析，她又不是「九大」代表，開會還妨礙她談對象嗎？這顯然是託辭，看來是不想談。老唐也就淡去了這份心思。不久，他的一個老同學要將遠房表妹介紹給他，約他去相親。這個姑娘比老唐小五六歲，在農村也屬老姑娘了，家住鄰鎮，離我們村有五六十里地。老唐直撓頭，沒有一件能穿出去的衣服。正在此時，我家給我寄來一件新維尼龍褲子。老唐喜出望外，連忙相求借他一用。君子成人之美，我也沒有為難他，看着剛到手的新褲子穿在老唐身上，隨他喜氣洋洋地相親去了。褲子還給我時，我竟發現上面剮了個洞。老唐不好意思地解釋，路上避讓汽車，被路邊的洋槐樹枝剮了，實在對不起。我心裏不痛快，這可是我一次未穿過的新褲子呀！幾天後，老唐的老同學回話，親事成了。當年冬天，老唐就在當地成了家。
1969年初秋，生產隊的耕牛飼養員元美紅着臉說要跟我商量件事。元美在家排行第五，他爹媽一連生了五個兒子，一心盼個閨女，故給他起了個女兒名。這元美人樣子長得還不錯，只是嘴歪。聽人講，他小時候皮頑，一次在屋外牆角睡着了，被邪風吹歪了嘴（現在叫面神經麻痹），因此老大不小地總是說不上媳婦。他老爹急了，決定花上一筆豐厚的聘禮為他說門親。親事很快談成了，媳婦是鄰村的，叫大秀。據見過的人說，這個閨女大臉盤，大眼睛，大屁股，身體壯實，符合當時農村「選美」的標準。到了「下小訂」（訂婚）的日子，元美得打扮一新到岳父家送聘禮（也叫上門）。那麼，就要準備一套「行頭」了。全村的人都被他思量過了，他知道我有一雙半新不舊的塑料涼鞋，便登門相求了。其他知青很認真地同他拗了個條件：人家涼鞋借給你相親，你娶了媳婦得把人家想在心上。頓時，元美的臉臊得像塊紅布，嘴裏只是嘿嘿，不知是答應還是不答應。第二天晚上，元美送還涼鞋，還帶來了十幾塊水果糖、一包玫瑰牌香煙，千恩萬謝地走了。
（二）食
現時人們說到「食」，都叫「美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可我們插隊那當兒，對食的最高要求，第一能吃飽，第二能吃上米飯，這就是天堂日子，至於下飯的菜是不講究的。一般人家也只是逢年過節時才能吃上一頓肉，且肉少菜多。平時來了親戚，桌上有個豆腐，就可應付過去了。晌午時分，那家有人挎着淘籮，裏面裝着斤把黃豆，急匆匆地朝豆腐坊跑，十有八九是來了親戚。
插隊初期，我們也曾度過一陣「神仙」般的日子。當時規定，插隊的起初半年，每月供應45斤大米，半斤食油，另外還有幾塊錢的補助費，生產隊還給補助一些雜糧。我們除早晚吃稀飯外，中午飯正常是一人一斤米飯，這讓當地的農民羨慕不已。當地是棉區，不長水稻，糧食作物以大麥玉米為主，平時吃不上米飯。房東老張家最小的孩子叫小庚的，看到米飯眼就直了，於是常成為我們的座上客。我們還發明了一道上「檔次」的菜叫蒜醬燉豆腐。花一毛四分錢買上一斤豆腐，再掐上一把青蒜葉，挖上大麥做的黑醬，放上油一鍋兒燉，香噴噴的叫人吃了不想家。半年的好日子很快過完了，我們一下子跌進全雜糧階段，豆腐也很少上桌了，有時無油無菜，過着吃雜糧、蘸鹽水的日子。偶爾改善一下伙食，也只是逢年過節，這時候生產隊就會殺豬分肉。
我們生產隊殺豬，一般在清明、端午、鬼節（農曆七月十五）、中秋、冬至、春節，另外收種季節也會殺豬分肉，讓大夥改善一下伙食，肉量一般為每人三兩到半斤。小孩子盼過年過節，也就是盼能開個葷，「油」一下腸子。不過，每次殺豬分肉，隊長就頭疼，問題在於家家爭着要肥膘肉。一旦那家分的肉太瘦，常常要罵罵咧咧：小刀手瞎了眼，怎麼盡剁些狗肉(指肉太瘦)？豬頭也是爭奪的對象，一個豬頭有十幾斤，價錢只有肉錢的一半，很划算。為了顯示公平，分肉按照分糧的花名冊進行，這次從頭到尾，下次從尾到頭，再下次從中間開始。
我們生產隊堅決貫徹毛主席「要大養特養其豬」的教導，豬子一直養得很興旺，這一點很讓鄰隊的人眼紅。二隊的豬養得不好，難吃上一頓肉。一次過節，隊長看上了一頭外國種母豬。這是頭白母豬，據說不是蘇聯就是英國的，養得膘肥體壯，足有二百來斤，可就是配不上窩。二隊隊長聽人說，外國女人胖，不容易懷孩子，就認為洋豬也是這個毛病。他還「上綱上線」，說洋母豬骨子裏有「反動性」，瞧不起中國，不肯為中國公豬傳宗接代，豈不「罪該萬死」？洋母豬就這樣被送上了「斷頭台」。誰知道開膛一看，裏面竟有十幾隻小豬崽。殺豬不眨眼的小刀手嚇得直打哆嗦，連叫「作孽」。隊長也傻了眼，將飼養員一頓好熊，然後跑到大隊去「自首」。二隊的女知青嚇得無論如何不敢要分配的豬肉，跑到我們知青組來打牙祭。
農村能吃肉的人很多，聽農民講，鄰村一個叫「張大嘴」的人。平時隊裏分肉，他從不上嘴，到人家吃喜酒，也不向肉伸筷子。他說，不是不想吃，而是不煞饞，吃不到幾塊肉，吊起「饞蟲」，反而難過。據說，張大嘴年輕時候，一次過年，家裏燒了只整豬頭，讓他到廟裏敬菩薩。回來的路上，他禁不住誘惑，啃了幾口，結果一發而不可收，到家時豬頭只剩下一副骨架。他被老子狠打了一頓，從此見肉不敢伸筷子。
插隊期間，我也創造了本人一頓肉量的最高記錄。1970年端午節，每人分了六兩肉，知青組五個人有三人回去過節，我和小游二人共享三斤肉。當時知青組食油已斷了數日，我們先用水將肉煮熟切成塊，然後放上鹽在鍋里炒得噴香，全都下了肚，另外又吃了兩大碗玉米糝子飯。這段「光榮史」說給我的孩子聽，她們怎麼也不相信。房東家的小庚大學畢業在縣城工作，見到我還說那時的米飯真香，蒜醬燉豆腐真好吃，現在怎麼做也做不出那個味來。我拍拍他的肩膀說：此一時彼一時，現在大魚大肉吃多了，味蕾也變性了！
（三）住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住房仍然是農民最大的投資。一輩子流血流汗，為的就是有個家。有了房子，才好娶妻生子。等兒子大了，又得為兒子操心，砌新房，娶兒媳。那時農村有句俗話，叫「與人不足，勸人砌屋。」什麼意思呢？農家砌屋很不容易，幾乎沒有一家不因砌屋拉下一屁股債的。你如果要使你的仇家沒有好日子過，最好的方法莫過於勸他砌屋，使其債務纏身、債主圍門、不得安寧。
我們是1969年春節後插隊的，起初住在農民家裏。麥收時移住到新砌的隊房裏，秋收時上面才撥下架梁、毛竹、蘆葦等建築材料，但磚頭一時還撥不下來。生產隊要騰房囤糧，就找了幾百塊磚墊牆腳，用泥垡給我們壘起了三間柴屋。起初，外牆用黃泥拌和麥殼給抹了一層防雨，第二年用小麥秸稈編成帘子用泥披在外牆上，這樣可以預防夏秋季的大雨。
1975年我結了婚。愛人是民辦教師，我在公社報道組工作。這年秋天，知青組最後一個同伴就要回城的當口，我設法把愛人調到我插隊的這個村的學校，隨之將家搬到了知青屋。寒窯雖破，畢竟有個安身之處了。
第二年春天，自己花錢將老屋簡單地整修了一下。然而老屋畢竟老了，本身簡陋的它經不起風吹雨打了。一年夏天的一個夜裏，風雨大作，突然「咣啷」一聲，一扇窗戶脫落下來，風雨從牆洞呼嘯而入。當晚我不在家，我愛人嚇壞了，趕緊將兩個孩子按在床下，又冒雨跑到屋外用大柴箔擋在破窗洞上，用木棍抵牢，才避免了牆倒屋塌之災。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終於下定決心砌屋。那時我倆工資加起來不過五十四元，砌房談何容易？於是，我們養豬養雞，攢了一點錢就買回一點材料，燕子銜泥似的攢了三年，才算把建房材料籌辦好。
農村砌屋，可以包工，即全部用工由建築工頭負責，主人家只是上下午各供應一頓茶點，叫作「接晌」。也可做日工，工頭只帶大工（有技術的師傅）來，按人頭算工錢，主人家得供給一日三餐和兩頓「接晌」，還得自己請小工即做下手活的。
農村砌屋做日工的多，可能是覺得不好好招待大師傅說不過去，而且自己請小工還可省一筆工錢。但是請小工是有來有往的，王二砌屋請了張三李四來做小工，到了張三李四砌屋或有其他事情，王二得去他們家幫工，這叫還情，所以做小工也叫「打請工」。
按理說，像我家這樣的人家請工是最難的，因為兩人都工作，力氣又單，人家也不請你打工，也就是說人家不欠你的人情債。所以，我的鄰居替我擔心，怕我請不到小工。但我還有點自信，我在這裏人緣不錯，平時那家缺錢常到我家借；我那時已到縣廣播站工作，誰家要修個喇叭，買點種子、化肥什麼的，我都會樂意去辦。
房子動工後，我請已退位的老隊長做總管，每天籌劃安排多少小工，由我一一上門去請。事情極順利，不但請的到了，未請的也主動來了，以致我無法安排，只好動員他們回去。農村砌屋請工，一般是今天請這幾個，明天請那幾個，防止對一家請得太多，影響家裏的農活，可我家請的小工竟有幾個從頭干到底的。為了感謝鄉親們的幫忙，房子落成後，凡是幫工的和他們的家屬以及全村的老人，都被我請來吃了完工酒。村里人說，這房子砌得風光！
一家人住進了新屋，心裏別提多爽了。當年夏天，在西安一所大學教書的二哥回來看望老母親，對我家的新屋讚嘆不已，因為他們的住房比這小多了。春節時，我的小女兒用繩子綁了兩塊磚，用木棍挑着在屋裏轉悠，叫着「賣磚頭吆——」我老母親笑道，這房子住不長了！
果然時隔不久，上面有了政策，我的愛人和小孩的戶口可以隨我進城，於是又要賣房。新房砌好還沒住出個暖氣來，一家人總覺得有點缺憾。這年春節，我在家大門上貼了這樣一副對聯：「十年艱辛鑄新屋，有苦有樂；一朝喬遷辭故居，難捨難離。」
（四）行
說到行，生產隊集體只有兩樣工具：一條載重量約兩三噸的木船，一輛笨重的牛車。社員群眾只有少數人家有自行車，外出多為步行。隊裏的木船主要用來運輸農用物資。隊裏有一塊離莊田，在八里外的東荒灘，平時運肥主要靠船。在莊子上，我們將糞一擔擔挑上船，然後運到離莊田旁的小河邊，再一擔擔挑到田裏。船隻需兩個人弄，其餘的人，每人再挑一擔糞一直挑到離莊田上。一擔糞，人工挑八里地，現在說來不可思議，但當時就是如此。
我那時的肩力和腿力就是這樣練出來的。起初途中要歇四五次，時間長了，竟能一氣挑到離莊田中途不休息。1970年，我們大隊的知青工作被樹為全縣的典型。縣裏在這裏召開現場會，我挑糞的一張照片還參加了展覽。可惜那時沒有收藏。牛車，我們這裏叫作大馱（讀TUO`），形似內蒙古草原的勒勒車。大馱幾乎是用純木做成的：兩隻車輪用厚厚的木板拼成，直徑在四尺左右；車架用原木製成，原木間留有七八寸寬的空隙。它的載重量很大，整個形態可用「苯」和「大」二字概括。過去這裏的人們以燒鹽為生，大馱就是運鹽的主要工具，由當地的海仔牛拖動。上世紀60年代後期已很難見到大馱了，想不到我們插隊時它還在這裏發揮「餘熱」。
1970年秋天，隊裏組織人馬到海邊採鹽蒿籽回來養豬，於是大馱被拉到了海邊，擔任運輸鹽蒿的任務。農曆十月，海潮一般不會漫上灘頭。誰知那一陣接連下了幾天雨，東北風一個勁地猛吹，渾濁的黃海捲起重重大浪，一下子漫上了灘頭。我們十幾個人被困在住宿的一個小土墩子上。風雨交加，海潮洶湧，四野茫茫，土墩成了一個孤島。
老隊長緊繃着臉下命令：如果潮水漲上土墩，什麼東西也不要拿，抱住大馱不鬆手，或許還有一條生路！一種即將別離人世的悲哀籠罩了整個灘頭，姑娘們的哭聲淹沒在呼嘯的風雨聲中。所幸的是，潮水開始慢慢地消退，我們終於躲過一次劫難。
後來，隨着膠輪車、拖拉機的添置，大馱被肢解他用了。不過，我卻一直懷念大馱，覺得它是歷史的見證，博物館裏應當有它的一席之地。在鹽城市新建成的海鹽博物館裏，我看到了一輛四分之一縮小版的大馱。
至於農民個人的出行，基本上是靠兩條腿，人們戲稱為「11」號。有自行車的人家很少，一是買不起，二是要憑「計劃」。我們隊以前的經濟基礎較好，工分值高於其他隊，四分之一的人家有自行車，在當時是挺不錯的。如果出遠門辦事，就相互借用一下。
1969年底，我被生產隊派上廖家溝水利工地，一個月後回到知青組已是1970年元旦後了。我看到一位高中好友徐同學寄來的信，信中說他要結婚了，邀我去吃喜酒。信早就到了，可我人在工地上，一算日期，當天就是他的吉日。我急不可耐，趕緊向鄰居、貧協組長老丁家借了一輛自行車，就向60里外的徐同學家趕去。
自行車又舊又破，一隻腳踏脫落，只剩一根光軸，蹬車時腳下常打滑，竟把我的褲腳拉開好大一條縫，狼狽不堪。趕到目的地，我先到另外一位孟同學家，請他的母親幫我把褲腳縫上，然後到徐同學家賀喜。新郎迎親尚未到家，及至回來老友重逢熱情相擁。當晚的婚宴安排我陪新郎，兩人大塊吃肉，大口喝酒，不亦樂乎。
當年年底分紅，扣除口糧等開支，我得到二百多元，趕緊讓我大哥在城裏找關係，買了一輛永久牌自行車。懷舊，好像是「陳芝麻爛穀子」，其實當中的酸甜苦辣，非今人所能體驗。現實的東西，大家可以感受得到，而過去了的事卻是今人少有知詳的。「懷舊」是一面鏡子，讓人們看到過去，再對照現今，不是可以悟出一點什麼嗎？有句老話叫「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不知現在還能說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