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四九年以來，一直是個悲催、多舛的群體，海歸的留學生更甚之，此乃海歸之殤！
六四天安門廣場
1948年，在北平易手前，儘管整個戰局不利，蔣介石還是制訂了一個人才「搶救計劃」，準備將一批國內最頂尖的學者用專機「搶救」經南京送至台灣，他們中大多數人是吃過洋麵包、學貫中西的學界精英。豈知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蔣介石的美意遭到了多數人的拒絕。大部分人對前途絕望，不願去台灣那個絕對撐不了多久的彈丸之地，但也不看好中共。其中一些有辦法者移居香港或去了美國，多數出不去的，則只能惴惴不安地留下來，聽天由命，期盼中共承諾的自由、民主社會能夠兌現。而那些已被中共統戰了的，則要為民主的「新中國」效力。於是81位院士中僅有10位去了台灣。就連胡適的小兒子也逆父母之意，要堅定地留下來「建設新中國」。被中共挽留的胡適則不為所動，他在離開北大飛赴南京時，留給北大師生一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中共也對還在海外的學子，適時地拋出了橄欖枝，據估計，1949年當時僅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就有5千人之多。有文獻報道「從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由西方國家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多達1536人，其中從美國回來的就有1041人。」，他們中多數人是在韓戰開始後被美國阻撓而滯留，經幾年的鬥爭才回到大陸的。美中日內瓦談判後，從1954年10月，梁曉天、宋振玉、范新弼第一批3位中國留學生回國起，在隨後的一年中，大部分願意回國者都已如願回國。此後，因國內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反右運動開始後，除個別人外，就幾乎再也沒有人回來了。
人到手了，中共開始露出獨裁極權的猙獰真面目。那些留下來「建設新中國」的學術精英和被「新中國感召」而海歸的知識分子們，很快就陷入了無窮無盡的洗腦、思想改造和批判的泥沼中無法脫身。「割尾巴」、「洗熱水澡」、「脫胎換骨」……，花樣百出，儘管不斷加碼地自污醜化，給自己潑髒水還是不能過關。早期留美歸國的科學家成為思想改造的重點，對他們以批判「崇美、恐美、親美」的思想為核心，他們無論如何搜腸刮肚地檢查都不能過關。他們被打斷了「士」的脊梁骨，一時斯文掃地，民國時自恃的清高和傲骨終被滌盪殆盡，不得不戰戰兢兢地匍匐在強權淫威面前。
1957年的反右運動，毛一下子打了三百多萬右派，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知識精英，更囊裹了那些當年留下來「建設新中國」的學者教授，文史哲等社會科學領域內的首當其衝。他們被送到夾邊溝、興凱湖等集中營強制勞動改造，多數人被暴虐、飢餓致死。位於甘肅大漠中的夾邊溝，送去了三千多右派，最後只有兩、三百人劫後餘生走了出來。很多留學歸國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眷顧」，鑑於1954年後回國者，大多是當時國內稀缺的理工科技人才，出於實用主義的目的，中共發文「凡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以後回國的科學家，一律不參加反右鬥爭的運動」，他們才僥倖免於罹難。
可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浩劫中，他們就沒有這樣好的運氣。他們中除個別如錢學森那種手握中共急需的科技，又甘心獻身投靠者被保護起來外，幾乎所有從海外回國的人，都在通常的「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帽子下，又被貼上了「特務」標籤。莫須有的罪名和羞辱，無休止的殘酷批鬥和酷刑，不少人直接死於暴虐中，另一些人則被逼得只能自行了斷，甚至全家共赴黃泉。這些罹難者在離開人間的那一刻，不知對自己當年回國的選擇有何感想?
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和外行的把持下，無休止的政治運動、階級鬥爭、思想改造成了他們最主要的工作內容，大好的時光和精力就被這樣蹉跎荒廢了。那些經九死一生，僥倖活下來者，也早已身心疲憊，心如藁木死灰，為求溫飽掙扎在柴米油鹽中，渾渾噩噩地虛度時光。加之鐵幕森嚴，幾乎無法了解掌握前沿學術動態，與世界學術水平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失去了寶貴的科研靈感和方向，終身碌碌無為，浪費了寶貴的生命。他們中有不少才華橫溢者，四九年後再也沒有做出什麼像樣的科研成果。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當改革開放、國門再開時，面對世界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他們恍如隔世，與那些當年留在西方，已取得卓越成就、成為學術領頭人的來訪同行和同學相比，才發現已被時代遠遠地拋棄了。海歸之痛，海歸之殤！
二
鄧小平打開了封閉三十年之久的國門，放出大批學人到美國和西方國家留學、訪問、交流，以圖能學到中國現代化急需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這些在鐵幕內長期被專制獨裁洗腦欺騙的學子，來到西方發達國家後，在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科技、管理知識的同時，也被西方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權等普世價值深深地吸引了，於是開始思考國家和自己的前途。隨着鄧小平獨裁、極權面目的逐漸暴露，他們開始意識到，即便學到現代化科學知識，也不能徹底改變國家的面貌，只要中共當權，只要一黨專政不改，中國就沒有前途，就沒有希望。也不少人還寄希望於鄧小平的開明和理智，期望在與世界不斷接軌的過程中，中國的政體也能逐步被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