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企業的越來越少，當公務員的越來越多。
三年時間裏，浙大畢業生考取公務員的比例從4.17%到6.28%再到7.36%。原因很簡單，體制內外工作的性價比均衡正在被打破。
浙江體制內的收入分配體系開始強調「收入向基層傾斜」。以本科畢業工作滿3年的一級科員為基準，做杭州市的公務員，底薪、公積金加上各種獎金津貼，一年全包在25萬。遠遠超出了杭州的人均收入水平。
能讓近千人扎破頭鑽進殯儀館應聘的台州，事業編制工作的年收入能超過20萬。公務員收入最低的舟山，也能有年均13萬以上。
杭州餘杭區的公辦幼兒園在編教師，一年的稅前總收入能達到近30萬。寧波人社局在職讀研畢業還能補貼50%的學費。
可以說，體制內工作收入低的硬傷已經在浙江被消滅得差不多了。
與此同時，「八個人就有一個老闆」的浙江，市場主體的增長趨勢在逐年下降。2015年，浙江全年新設市場主體同比增長12%，到2020年底，這個數字已經是10%。
「寧願睡地板，也要當老闆」的第一代浙商，正在交接班的時候，但他們卻不太願意讓子女從商了。
尤其在義烏，大多數創業者都是外地人，在義烏市場中，連當地方言都不怎麼能聽到了。有人感慨，義烏人要麼在躺着收房租，要麼在考公務員。
眼下，義烏正在籌劃一部講述創業者的大型電視劇，主角卻不是義烏人，而是：甘肅臨夏人。
溫州同樣如此，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曾經分析過，過去地方領導敢於冒着政策風險，商人有野蠻生長的機會。而今政策條條框框變多，地方管的多查的多，中小企業有着不小壓力。浙商不願意後代像自己一樣「求爺爺告奶奶」。
周德文說，甚至有溫州老闆說：
只要讓我的孩子去體制上班，即使不發工資都沒關係。
溫州一位開電器開關工廠的獨女，沒能拿到心儀海外大學的offer，便回到了老家考公務員。在第二次省考後，考上了當地的市勞動局。
在金華義烏，一家做了30多年的五金加工廠，企業主陳老闆讓剛剛從杭州某所大學畢業的孩子直接回了老家。要求只有一個，不需要出去賺錢，必須在家安心複習考公務員。
「不考公務員，進事業單位也行，哪怕考研究生，也行。」陳老闆認為五金模具的技術越來越難把握，對於企業現狀也已經坦然。自己賺到的錢足夠孩子用了，只希望他找一份安定輕鬆的工作。
在義烏，考公務員更是一種潮流。浙江事業單位的面試，出現了越來越多穿戴奢侈品的年輕人。
第一代浙商、方太集團的創始人茅理翔，可能是為數不多的逆行者了。他說服了自己準備讀博士的兒子茅忠群接班方太。而在更早之前，茅老也曾說服自己的女兒和女婿進入公司。本來，倆口子分別是教師和醫生。
在80歲的時候，茅理翔創辦了一個家業長青學院：
說服企業家的孩子接受家業傳承。
他把這看成是自己第三次創業。
這份工作很難，因為孩子接班意願不大，課程很多時候都是在企業家父母的痛哭流涕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