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隨園湖樓請業圖》（局部）
一個已經離職的七品縣令，膽敢迎戰當朝「詩教」盟主、皇帝恩寵的大紅人，否定清朝體制欽定的意識形態，公開宣揚私己個性、使之凌駕於皇家旋律之上，不僅沒有被貶斥，最後還戰而勝之，取代後者的詩壇領袖地位。這事放在今天，亦頗為不可想像。
一、「攻方」：格調派
清代乾隆時期，據說是中國古代社會最後一個「盛世」，詩詞創作也屬於鼎盛時期。乾隆前期，全國詩壇盟主是沈德潛（1673～1769），此人22歲開始投身科舉，但67歲才考中進士。有一次，弘曆皇帝召見年逾七旬的沈德潛，討論歷代詩源，沈德潛對答如流，皇帝非常賞識他的詩才，親筆為他的詩集寫序言。
乾隆二十二年（1757），是沈德潛人生的巔峰。那年他85歲退休，被賜銜禮部尚書（古稱「大宗伯」）。乾隆帝說：「朕與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袁枚《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愨公神道碑》）。還寫詩表揚他：「我愛德潛德，淳風挹古福」（弘曆《五言排律·沈德潛給假葬親詩以餞之》）。
沈德潛因詩得寵，與他的「詩教」思想不無關係，他主張：「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潛《說詩晬語》）。即強調詩歌的宣傳、教育作用，寫詩必須有利政治、教化萬民。他認為，秦漢之前的詩歌出於寫作正道，有宣傳教育作用。後來的詩歌，越來越傾向「嘲風雪，弄花草」，已逐漸遠離「詩教」，不再彰顯詩的教化作用。
沈德潛像
沈德潛領導的詩教運動，形成作者群落，史稱「格調詩派」，寫作旨趣取向保守，揚唐抑宋，提倡復古，嚴守韻律定式，輕視感情的自由抒發，與當朝欽定的儒教意識形態合流。
沈德潛《說詩晬語》
沈德潛長期在京城做大官，但沒有什麼政績記錄。他的論詩、選詩著作甚多，流傳很廣。他寫詩2300多首，評論家認為，相當大部分為歌功頌德之作。
有時皇帝想寫詩，卻沒有空，常命沈德潛代寫。據統計，由乾隆皇帝署名的詩作多達42613首，相當於2000位唐朝詩人傳世作品的總量，其中最有名的一首《飛雪》，曾被選進現在的小學課本：
一片一片又一片，
兩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飛入蘆花都不見。
不過，這首詩只有前三行是乾隆皇帝親自寫的，第四句由大臣代筆。
二、「反攻方」：性靈派
袁枚（1716～1798）與沈德潛同年考取進士，時年24歲（比沈德潛小43歲），他只做過地方小官，史書記錄其政績相當可觀。他於34歲辭職，在南京購地築「隨園」閒居，直到逝世。
袁枚像
作為清朝開宗立派的詩人，詩學理論家，袁枚與沈德潛大異其趣。乾隆十年（1745）他29歲，與舊友聚會切磋詩藝中，寫下這首《七律·答曾南村論詩》——
提筆先須問性情，
風裁休劃宋元明。
八音分列宮商韻，
一代都存雅頌聲。
秋月氣清千處好，
化工才大百花生。
憐予官退詩偏進，
雖不能軍好論兵。
開創「性靈說」理論，是袁枚對中國詩壇的最大貢獻。他認為：詩人應兼備真情、個性、詩才。作品內容應以抒發真情實感、表現個性為主，藝術形象要靈活、新鮮、生動、有趣。詩歌作品要以感發人心、產生美感為其主要藝術功能。「提筆先須問性情」，是「性靈說」的早期表達。官退詩偏進，是他當時身在仕途的切身感受，來自「官」的一切思維、意識、慣性，不正是詩藝長進的障礙嗎？
愧舞瞿曇甘蔗梢，
久焚筆欲學君苗。
自無官後詩才好，
但有春來病即消。
海內芝蘭憐臭味，
鈞天絲竹奏簫韶。
何時同作蕭郎客，
君奪黃標我紫標。
——這是十年之後（1755），袁枚另一首名作《題慶雨林詩冊並序》，彼時他已辭官多年，他更加確信：遠離「官」，方能寫出好詩。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
在袁枚心目中，「官」大概指固化的思維、行動模式，即體制。加入、認同這種體制的人，真情、個性、詩才必然會被侵蝕、耗散，難以寫出表現真情實感、富有個性的佳作。袁枚已交辭呈、未獲批准時，曾經寫過一封信（《答陶觀察問乞病書》），這麼描述他所加入的體制，心中相當厭惡：
……性好晏起，於百事無誤；自來會城，俾夜作晝，每起得聞雞以為大祥。竊自念曰：苦吾身以為吾民，吾心甘焉；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過台參耳，迎送耳，為大官作奴耳，彼數百萬待治之民猶齁齁熟睡而不知也。於是身往而心不隨，且行且慍，而孰知西迎者又東誤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憷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後矣，不踠膝奔竄便瞪目送嗔……甫脫衣息，而驛券報某官至某所，則又蘧然覺，鑿然行。
三、戰事
當時有學者稱，沈、袁二人「論詩判若水火，宗伯（沈）專講格律，太史（袁）專取性靈」。（錢泳《履園談詩》）
「格調詩派」與「性靈詩派」巔峰對決的準確時間，史籍沒有記載。有學者推斷，發生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彼時沈德潛87歲、袁枚44歲。
論戰帷幕由沈德潛拉開。其時，袁枚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他讀過袁枚一些作品，還見過一些袁氏詩論內容。沈德潛修書一封，向性靈詩派發起總攻。
沈氏信中所寫，不外是格調派的說教：尊唐貶宋，指摘當時的浙派詩人追隨宋詩而敗壞唐代詩風，還說了一通正能量詩教觀的陳詞濫調：「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
袁枚見沈德潛公開亮出詩學觀點，十分高興。原來袁枚對沈氏宣揚的「詩教」早有不滿，而且「詩教」觀流傳甚廣，盲從者不少。但是袁、沈二人是同科進士，私交感情很好，一直礙於情面沒有公開批判。現在沈老先生主動送上門，簡直天賜良機。袁枚通宵夜戰，寫成《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袁枚的反駁主要圍繞兩個話題：首先批判「尊唐貶宋」的荒謬：歷代詩風變化不停，乃藝術發展所需，一成不變絕無出路，「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接着，直言不諱地反對「詩教」理論：即便孔夫子親手編選的《詩經》，也不見得全是含蓄溫厚、具備政治宣傳教育功用。詩三百篇裏面，直白說盡，描繪個性、私情的詩作也為數不少。
袁枚的回擊邏輯嚴謹，火力充沛、而又風趣幽默，不失優雅、謙恭。沈德潛遲遲沒有復函，袁枚忍不住，又發出第二封信《再與沈大宗伯書》，轉守為攻，專門批評沈氏對艷體詩的封殺。袁枚的反攻論據，仍是儒經之首《詩經》：
夫《關雎》即艷詩也，以求淑女之故，至於輾轉反側。使文王生於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陰陽夫婦，艷詩之祖也。」可見沈氏把艷詩一律視為離經叛道，違背他自己尊崇的儒學。袁枚又列舉不少史實，證明「詩之奇平艷朴，皆可採取，亦不必盡莊語也，……艷詩宮體，自成詩家一格，孔子不刪鄭、衛之詩，而先生獨刪次回之詩，不亦過乎?（次回是與沈、袁同時期的著名艷體詩人）
其實沈、袁論戰只打了一個回合。袁枚的兩封信被當時文人狂轉，沈大宗伯卻徹底啞火，只好交出盟主印信，袁枚從此名滿全國，乾隆一朝詩風為之一轉，由格調派變為性靈派統率詩壇。「隨園弟子半天下，提筆人人講性情」（韓廷秀《題劉霞裳兩粵游草》）。
四、大結局
一個已經離職的七品縣令，膽敢迎戰當朝「詩教」盟主、皇帝恩寵的大紅人，否定清朝體制欽定的意識形態，公開宣揚私己個性、使之凌駕於皇家旋律之上，不僅沒有被貶斥，最後還戰而勝之，取代後者的詩壇領袖地位。這事放在今天，亦頗為不可想像。
筆者除了嘆服袁枚的勇氣，還不免對滿族人領導的朝代產生些許好感：史上雖有鉗制士人思想、製造冤獄殘殺無辜的惡名，「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龔自珍《七律·詠史》），知識界噤若寒蟬、一片肅殺。但畢竟容得下袁枚，任憑他闡發、傳播、實踐，他的自由創作、抒發心性的理想。
小眠齋里苦吟身，
才過中年老亦新。
偶戀雲山忘故土，
竟同猿鳥結芳鄰。
有官不仕偏尋樂，
無子為名又買春。
自笑匡時好才調，
被天強派作詩人。
這首《七律·自嘲》是他「性靈」詩風的代表作，寫於46歲盛年（1762）。
袁枚經營隨園物業頗為成功，田產租金收益不小，加上盛名之下豐厚的稿費潤筆，經濟供給相當寬裕。
他經常操辦文人雅集，花在女人身上的錢手筆更大。不孝有三無後為大，63歲才得子的他，之前一直頻繁納妾，「無子為名又買春」，女孩兒一個比一個漂亮。
「室藏美婦鄰夸艷，君有奇才我不貧」（鄭板橋贈袁枚詩）。「八十衰翁已白紛，惜花心在老逾殷。哥舒半段槍無敵，專救人間娘子軍」（趙翼給袁枚寫的戲作）。他的好色，也引起不少文壇好友的揶揄、譏誚。
袁枚優哉游哉，在隨園生活了半個世紀，直到82歲老病離世。去世前寫下兩首絕筆詩，「千金良藥何須購，一笑凌雲便返真。倘見玉皇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紅塵。」（《病劇作絕命詞留別諸故人》）。「不圖酒賦琴歌客，也到鐘鳴漏盡天。轉眼樓台將訣別，滿山花鳥尚纏綿」（《再作詩留別隨園》）。笑迎生命謝幕之際，亦眷念詩般人生，放得下，又放不下，這也是人的真性情。
最後，有必要說說沈德潛的結局。
沈德潛97歲去世。九年後（乾隆四十三年、1778），號稱清朝四大文字獄之一「一柱樓詩案」案發。首犯詩人徐述夔遭同鄉舉報：詩集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詩句，被認定為大逆不道、判處滿門抄斬。沈德潛為徐述夔寫過傳記，稱讚徐述夔「人與文章皆可為法」。乾隆帝認為沈德潛負恩無恥、喪盡天良，命令剝奪他的一切諡典頭銜，剷平墳頭碑文。一代寵臣，朝廷吹鼓手，一世功名盡化雲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