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期，三年要超英趕美，這樣極端的愛國主義行為最終導致巨大的悲劇。我們這個國家有革命、運動，每個人血液中的民粹或愛國等情緒，隨時都會被調動和爆發。這些東西如果利用得好是一劑非常好的救國良藥，利用得不好可能會毀掉民族。
原來寫作是沒有想到這的，寫《炸裂志》時開始有了清晰的表達。
騰訊文化：還能提魯迅當年說的國民性話題嗎？
閻連科：魯迅當年說我們要批判國民性，但是極其悲劇的是他說了這麼多年之後，國民性仍然沒有特別大的改變，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
比如當年魯迅在《藥》裏寫人要吃人血饅頭，今天這事沒有了，但是變相地吃人血饅頭的事件仍在發生。我們不要特別指望文學作品有特別大的、直接的功能，它是一個漫長的、糾正的、滋養人心靈的功能。
在我整個小說（創作）中，無論是見證、揭示還是批判，國民性的傳統從來沒有斷過，生活中也依然存在。
農村人住進樓房並不就變成城市人
騰訊文化：現在改革政策都是在農村最早實行，比如說農村層面的經濟改革，甚至於政治改革。您怎麼判斷這種改革的趨勢，對將來持樂觀還是悲觀的態度？
閻連科：如果回到農村的話題上，我可能沒那麼樂觀。當然，80年代初那次改革真正給農民帶來一次福音，之後進入90年代直到今天，農民都在做出巨大的犧牲。
不可否認的一點是，今天的鄉鎮建設、新農村發展，所有的改革都在為城市的改革服務，希望農村能夠帶動整個國家的經濟。
我們忽視的一點是，農村和城市的文化教育、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有着巨大差別。一個農村人住進樓房、有了城市戶口，並不就變成城市人了。這麼幾個簡單的形式並不就把農村人變成城市人，最主要的是要有那樣的生活方式、習慣和思想。
我們已經走出來三四十年，但你還仍然不能承認自己是個城裏人，你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處事原則，都還是農村的。所以，關於城鎮化建設或鄉村發展，我們還是不要特別樂觀，還要拭目以待。
騰訊文化：決策層還是要進一步轉換思維？
閻連科：那是否就讓十三億人口都變成城裏人，這個國家就算好呢？這要去討論。我並不認為十三億人口有十億城市人，這個國家就算富裕了。
我們到歐洲、美國去看，那些鄉村的人是有鄉村文化的，而且鄉村文明遠不低於城市文明。很多小村、小鎮的醫療、教育、電影、文化乃至於宗教倫理都非常齊全，那才是真正的農民的文明。
我經常說，如果能完成農民還是農民，而過着一種現代的生活，那才是真正的社會進步，而不是讓農民住進樓房就證明過上了現代生活。我們把它集中在一塊，這說明需要更多的人做出犧牲，需要你丟下土地、丟下固有的傳統，過一種別人希望你過的生活，並且這不是一代人、兩代人可以完成的。
中國人是沒有原罪感的
騰訊文化：您說的改革的話題，現在談到最早改革開放富起來的那一批企業家群體，經常會提一個詞「原罪」，在農村發家致富的群體裏面，比如孔家、朱家、誨淫誨盜，這個都不能算成一種原罪？
閻連科：我們回到《炸裂志》，不能簡單說這個小說就寫男盜女娼。
我們在80年代初改革開放真正開始的時候，真正撈到第一桶金的人，其實在我們民間的傳說和討論中，可能都是那些有前科的人吧。
這個說法肯定是不準確的，但是形成了一個民間的共識，認為撈到第一桶金的人都是特別能幹的，這個並不證明這個人的實在、善良和美好，是因為他有別的，甚至帶有一種淫邪的能力。當這些人撈到第一桶金之後，他以後可能有了更多資本。
其實，我們這個社會是沒有原罪感的，中國人是沒有原罪感的。中國的慈善事業如此落後，是因為我們沒有宗教，沒有原罪感。沒有任何人說：我的第一桶金來路不正，我今天就應該多做點慈善事業。
我們看到，十年文ge，直到今天出來道歉的人寥寥無幾，而且都是一些並不罪大惡極的人出來道歉，真正需要道歉的沒一個站出來。今天像我這樣年齡或者比我更大、有幾十個億的人，他的第一桶金的來源非常值得探討。
就像永遠沒有一個作家敢說自己用的稿子都是買的（很可能都用過公家的稿子），每個資本家都無法保證我從來沒有偷稅，都無法保證第一桶金是憑雙手和頭腦得來的。如果有原罪感，這些錢不會那麼去揮霍。
騰訊文化：您提到，最早發家致富的這些人在原有社會秩序中找不到歸屬感了。
閻連科：這是一種民間傳說。我們那時候，尤其是在北方這種情況非常多，某一個村莊的人從監獄裏出來沒地方待，就去深圳、海南發家了，而老老實實在家種地的人就一生種地。
我們不能說所有致富的人都是這樣，但是小說這樣寫或多或少表達了對今天極其有錢的人最初（發家）根源的懷疑。這個小說寫到孔明亮和朱穎這對夫妻「男盜女娼」的事情時，表達的正是一個故事的趣味性，也表達了民間對這世界的認識。
騰訊文化：對，用社科院王學泰先生的理論分析來說，這是中國古語有之的遊民現象，這些遊民被原來的宗法社會拋離之後，要麼去桃園三結義，要麼上了梁山、瓦崗寨。
閻連科：對。當然，他們是從社會學、歷史學的角度研究的。中國的現實確實在80年代初期給這些人一個很好的機遇。那時我們奉行的政策是：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不分出身、掙到錢都是英雄；不分錢的來路、拿到口袋都是模範。
為什麼今天我們貧富差距如此顯著？為什麼今天那麼多有錢人不願意為沒錢人做一點事情，我想正是基於這樣的情況。《炸裂志》寫得非常清楚，無論是做官、做企業，本身都是為了個人，而不是為了社會。（官員）要把這個村莊轉化成一個超級大都市，但並不是為了這裏的人，而是為了自己的金錢、權力、欲望，幾乎沒有骨子裏的所謂人民。
我的成與敗都在於用農民的眼光認識世界
騰訊文化：您以前在訪談裏面提到過自己在城市，在農村心靈上居無定所的狀態。
閻連科：無論你寫什麼，以什麼方式生活，你的整個思維方法沒有逃離那一塊土地，沒有逃離青少年時期那些文化傳統的養成。我看待世界其實非常不準確，因為我完全是以一個農民的眼光看待世界的。
大家都說閻連科最現代、後現代，我覺得我最不現代，是最傳統的。我無論寫什麼，都需要把故事回到土地，才會寫得得心應手。比如我寫這個超級大都市，也許是深圳、重慶，我說這完全是寫的河南的深圳、河南的重慶。我本身就是個農民，仍然是用農民的眼光認識世界，只是比那些農民出來得早一點，多讀了幾本小說而已。
但是回到文學來說，你用農民的眼光認識世界沒有什麼不好，用兒童的眼光認識世界也沒有什麼不好，即便是用一個傻子的目光認識世界仍然是非常好的。所以什麼目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目光是否是獨特，（這樣）寫出的小說才是最有意味的。
我想，恰恰是你用那種農民的思維和眼光寫的小說，你才可能寫出那樣的人物。我的成與敗都在於用農民的眼光來認識世界，而且也特別相信這世界其實是非常農民的。
我經常說，我當兵當了26年，最終還是認識到整個軍隊其實就是一個村莊、一個生產隊而已。我們經常說這是一個14億人口的現代化的中國，其實你會發現，我們的做法就相當於村長在管理一個村莊的行政方式。所以以農民的眼光去認識世界也許更透徹。
騰訊文化：我記得您在《紐約時報》上發過一篇文章，講自己在老家的一次經歷，裏面或多或少提到了您把握不了現代農村變化的節奏。文章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結尾，您的老母親跟您說了一句：
「多和有權有勢的人交朋友，別做讓那些人反感的事。」這個結尾有什麼寓意？
閻連科：其實應該是說你和今天的農村完全隔住一層了，這是因為你所認識的農村不再是你青少年時期的那個農村。
一方面，農村有很多文化傳統是亘古不變的，比如婚喪嫁娶。另一方面，今天農村年輕人的價值觀、世界觀的變化都超出你的想像。比如，真正的孝與德在今天的農村極其罕見，農村人對權力的崇拜達到了一種對毛＃＃對神靈的崇拜和敬仰，當然這也是我們上千年亘古不變的文化和傳統。
你不知道這是喜劇還是悲劇，但事實就是這樣。所以母親覺得你離家那麼遠，你和誰都要處好關係，最重要的是要和當官的處好關係，要和權力處好和諧的關係。但是你要活得有點獨立人格，可能要和這些東西保持距離。
我的寫作經常處於一種非常分裂的狀態：對權力的批判和敬仰，對女性的愛和批判，對欲望的不可推卸，甚至自己也仍然存在對榮譽和欲望的嚮往等。
我個人也是一個精神非常分裂的人。生活中是一個人，寫作中又是另外一個人，這是非常矛盾的。比如，在生活中你會做到要和所有人處好關係，在寫作中你又會展示出一切陰暗的東西來；在生活中你能感受到很多溫情和美，但是在寫作中就是另外一種情況。
騰訊文化：這種分裂能不能用流亡這個詞來形容？
閻連科：我們今天說的這個流亡和一個作家流亡到國外不是一回事。對我來說，陪伴你一生的可能是恐懼兩個字。這恐懼可能是對權力的恐懼，對世俗生活的恐懼，對現實生活的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