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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專欄:用常識而不是用數字判斷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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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的西方學院派研究方法,講究統計數據,一切用數字說話,甚至把時政分析也用量化方式來處理,針對中國發展,各種分析模型奠定了所謂「權威」的基礎,似乎沒有數學做基礎,就無法彰顯專業性。這一套學術研究範式,用於信息公開透明,受訪者在接受民調的時候可以暢所欲言,且公民文化培育出誠實美德的民主國家和社會,自然無可厚非,但用於分析和判斷極權,威權以及獨裁制度下的國家和社會,一定會使得所有的分析成果誤入歧途。

西方政府很少願意聽取中國人的中國政策建議,進而導致了一系列對於中國的誤判。(湯森路透

西方社會對中國常常有誤判:經過八十年代還發生了「六四」大屠殺是一例,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但並未促進其民主化是一例,認為習近平不會搞「二次文革」又是一例。誤判如此之多,一定有其原因。我認為,缺乏中國人長期在中共統治下養成的常識,用西方學院派學術研究的方式分析中國,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標準的西方學院派研究方法,講究統計數據,一切用數字說話,甚至把時政分析也用量化方式來處理,針對中國發展,各種分析模型奠定了所謂「權威」的基礎,似乎沒有數學做基礎,就無法彰顯專業性。這一套學術研究範式,用於信息公開透明,受訪者在接受民調的時候可以暢所欲言,且公民文化培育出誠實美德的民主國家和社會,自然無可厚非,但用於分析和判斷極權,威權以及獨裁制度下的國家和社會,一定會使得所有的分析成果誤入歧途。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長期以來認為,論起針對中國的觀察和分析,西方駐華記者的成果比大多數學院中的教授和智庫中的學者,更為準確,更為深刻。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中國,已經建立起了一些常識,他們不太會用數字來分析中國,因而他們的分析更靠近事實。

曾經擔任《商業周刊》和《彭博商業周刊》駐華記者,採訪報導中國長達34年的羅谷(Dexter Roberts)撰寫的《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一書,去年在台灣由八旗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在這本書中,有一個細節,可以拿來完美佐證我上述的論斷。

羅谷在書中講到一件事:2010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PISA)宣佈,中國上海的15歲學生在數學,科學,閱讀三方面檢測所得分數最高。這個統計結果讓美國人大為震驚,促成了奧巴馬政府開始實行「共同核心州立標準」,試圖提高美國的教育水準。2010年12月,美國教育部長個阿恩。鄧肯(Arne Duncan)說:「說起來很殘酷,PISA測驗的結果顯示很多已開發國家在教育上都超越我們,中國教育制度之寶石上海,今年第一次得到全世界最高積分。」

針對這一當年引起西方教育界熱烈討論的事情,羅谷用他長期在中國生活的常識,打破了「中國教育水平非常高」這一迷思。他指出:舉上海為例來稱讚中國的教育制度並不合適,因為,作為中國的金融中心,極高的生活費用,冷血而效率極高的公安警察,上海成了中國獨一無二的菁英城市。所以上海的學生的教育水平,無法代表全中國的學生。他還特別指出,上海本身有一百多萬農民工子女都被禁止就讀公立學校,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接受過什麼PISA的測驗。換句話說,上海是上海,中國是中國,不能用上海的特殊情況來判斷中國的整體教育水平。這本來是一個簡單的道理,稍微對中國有些常識的人都知道。但美國的教育界和政府顯然不具備這樣的常識,在他們看來,中國的教育水平已經要超越美國了。而這,就是一個典型的誤判。

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案例分析,告訴我們要怎樣分析中國:在一個如此龐大而多元化的國家,是不可能通過統計學來分析和觀察社會發展的,更不要說政治狀況了;很多時候,用常識作出的判斷,雖然沒有數字證據,更可能接近真實。而那些長期或曾經長期生活在中國的人,比西方學者擁有更多的關於中國的常識。可惜的是,西方政府很少願意聽取中國人的中國政策建議,他們相信自己人。這無可厚非,但導致了一系列的對於中國的誤判。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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