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男人怎麼了？！今年下半年，中國男人弒殺、殘害外國幼童的事件接二連三發生。六月，周某企圖殺戮蘇州日本學校的三歲幼童，幸而被女英雄胡友平以犧牲自己生命相救。兩個月後，在澳洲布里斯本的一個公園內，一名中國男人向一個嬰兒潑灑滾燙的咖啡，在小小肉體上留下大面積燙傷，以至於剛經歷九個月生命的孩子竟然要遭受數次手術，才能帶着永久傷殘終其一生。九月十八日，一名中國男人在深圳刺殺中日混血男童沈航平，導致幼小受害人傷勢過重，救治無效而結束了他不到十歲的短暫一生。十月一日，一名在瑞士蘇黎世留學的中國男青年向三名瑞士孩子下毒手，其中一個五歲男孩刀傷嚴重，經過一天一夜搶救，體徵才回復穩定。數數今年的月份牌，從五月四名美國教師在中國吉林遇刺，到十月瑞士孩童遭襲，除了七月無戰事，每月都有外國人和外國孩童倒在中國男人刀下。我不禁在心裏一再、再三詰問：中國男人們，你們怎麼了？！
對於這一系列弒殺日本兒童事件，中國社交網絡上居然喝彩聲潮起，這還是曾經以「勤勞善良的中華民族」為傲的我的同胞們嗎？而政府代言人機械人般的回應聲稱，每月發生一起的惡性案件是「個案「，是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可能發生的」偶發事件」。「機械人」發聲也就罷了，但不可能也長了顆機器心吧？對人類失去如此稚嫩生命而如此無感？對殺滅稚嫩生命的兇手無感？把如此頻密的慘劇淡化為「偶發」？哪個國家的公民如此仇視外國幼童至此，以手起刀落殺滅為快？！
尤其蘇黎世這個二十四歲的中國殺手梵宇豪，在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十五個生日當天，在《解放軍騎兵進行曲》的伴奏中，發出了對他心愛「女支書」穢語差評後出門，來到接受他學習深造的最不願介入世界任何戰事糾紛的瑞士國人中，巡獵小獵物，最終如願讓三個孩童鮮血奔流，慘叫倒地。他獲得滿足感了嗎？他那黑洞洞的心底，真的認為他是拿這三個小小犧牲品祭旗，為共和國75歲大壽獻禮了嗎？
我發現從五月到十月的所有兇案肇事者，都是中國男性。多悲哀呀，男人在任何人類社會都該是女人和孩子的依靠，為女人和孩子們擋槍，是孩子們在戰爭中的血肉長城。自古至今，從大衛到巴黎恐襲中變自己肉身為女友防彈衣的法國男子，各民族有多少為女人和孩子們戰死的男人，從而在女人和孩子們心中步上神的基座？而這四個月來，造成死傷兒童的母親們，將怎樣帶着至死不渝的傷痛來重新定義「男人」？中國男殺手們，你們徹底污化了自己，污化到不及禽獸、類比鬼魅的存在。你們也污化了整個中華民族，代價是胡友平女士這樣的生命獻祭為你們贖罪，但胡友平的犧牲讓你們良心有過一絲痛意嗎？她如同耶穌的「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獻祭又能救贖多少個你們？！再來看看這類比禽獸低級的男人們，他們不光弒殺異族孩子，也不放過自己同胞的嬰幼，這幾年他們屢次沖入幼兒園，砍倒一片幼小無辜生命……中國男人們，你們就是這樣來清算你們半生的不如意，一生的不如人嗎？！
我小時看到同齡人虐待小動物，便會上前弱弱地阻止，甚至拿出可憐的零花錢，為一隻小貓買下性命。有時鄰家的大人們捉到偷雞的黃鼬，將其倒吊在院子裏的大柳樹下，任孩子們去給它實施各種酷刑。此時我定是不敢出門的。我躲在家裏哆嗦着想，為雞報仇固然沒錯，處死偷雞賊黃鼬是正義的，但折磨它致死是慘無人道的。那是文革期間，大人們過着人折磨人致死的日常生活，孩子們把人折磨人當娛樂消遣。孩子們似乎悟到，不參與折磨人，便有可能被人折磨。孩子們從來有樣學樣，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殘酷的程度往往超過父輩。當時以施虐而獲得快感的孩子們，正是多年後為人父母而養育了現在弒殺兒童的兒輩或孫輩。文革是最能圖說「他人即地獄」的薩特理論的時代，每一個他人都是自己潛在的告密者，背叛者，而預防被揭發背叛的手段，是以守為攻地先下手搜集他人的「黑材料」，以備不測時做殺手鐧。沒有一個同事、鄰居，甚至愛人、親人、友人在被提防戒備的界限之外。看看東德堆積如山的解密檔案，多少告發者是自己的枕邊人？人在最不安全的時候，才會對他人的安全窺探、暗算，一旦發現了他人的安全突破口便猶如天降暗器一般，立即掌握手中，假如感到那人威脅自己安全時，自己可先下手為強地顛覆他人安全。這正是文革期間，人們以害他而自保的生存手段。那是人們過得最不順心，最不安全的十年。那種防害和施害的毒素，使得我們整個民族害了一場精神心理的疾病。文革的仇恨教育，近幾年來又悄悄還魂，得不到愛之溫暖，至少仇恨能給人一種貌似力量的亢奮，集體亢奮起來，便又形成貌似民族凝聚力的相互借膽、彼此拱火的民風。
文革的精神流行病又變異成當代毒株了嗎？我看是的。近年來仇外、仇日的言論無論怎樣過激，都是安全的。仇日仇外的行為，無論怎樣為人類文明不齒，都會引來大群同胞喝彩。正因為何種程度的仇言仇行都有安全之後果，於是仇言仇行可以不斷加大尺度。加上官方從不追究責任和原因，從不公開追究的過程和結果，那麼仇恨的尺度終於加大到濫殺無辜。因他國孩童與己更是無緣無故，濫殺的目標便更是無辜中的無辜。似乎犧牲者一定得是雙倍的無辜，否則不能體現他的仇恨的強烈和純粹。細看這些濫殺者，一個個的存在與人與己與社會都那麼無關緊要，典型的「賴活着」，他們自己都提供不出自己存在的證明，若不是總有仇恨把自己與同仇敵愾的群體相連，從而放大自己的存在，那麼他們只能人生一場，跡象全無。
弗洛伊德認為，人性向幼稚退化有一百多種症狀，暴力攻擊是其中之一。換句話說，動輒訴諸暴力的人，都是巨嬰。這種可能造成巨大殺傷力的行為跟挖鼻孔，啃咬指甲，亂發脾氣，期期哀怨，賴在娘家不歸自家等等行為同為退化的症狀。假如弗洛伊德的推斷有道理，那麼弒童的中國男人們不過是逆人性進化的人格障礙患者。疫情四年，國家和個人經濟都經歷了挫折，失敗者人口劇增，失敗便是弱化，於是弱者成群而至。能將自身失敗孱弱投射到於他者的手法是製造更多失敗者、弱者，加害體積體力多倍小於自身的他者，就製造了一場失敗，一場弱化；以他者生命消失而體現的失敗，這個投射便如是成功。
我旅居過好幾個國家，涉足了五洲四海，除了非洲的尼日利亞，中國民眾對心理精神疾病是缺乏認識的。我對心理學、行為學的一點粗淺書本知識讓我懷疑，中國男人在這幾年的就業、掙錢方面經歷的艱難和壓力，以及粥少僧多的生態競爭，使他們中的一些人瀕臨精神危機，或輕或重地患着精神心理疾病。如何轉嫁精神危機，除了靠醫藥，還有就是寄託於宗教。可悲的是我們民族是如此世俗，如此玩世不恭，如此「臨時抱佛腳「的現實，宗教也就無法給於其精神關懷。再來看醫藥，中國人「硬件」（臟腑、軀體）得病，看不起病的人們舉目皆是，慢說是「軟件」（精神、心理）得病了。
寫完本文，我對弒殺異族、本族孩童的男人（或潛伏的此類弒殺者）的詰問似乎有了答案：中國男人們，你們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