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66年《5·16通知》為始的「文革」是中國當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而江青等人為首、戚本禹等為骨幹的「中央文革小組」（以下簡稱「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巨大作用，無疑是「文革」史上最引人矚目的政治現象之一。這不僅因為「中央文革」是毛澤東發動和推進「文革」的主要工具和「文革」中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核心——照當時流行的說法，「中央文革是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總參謀部和戰鬥指揮部」；而且更在於對許多今人來說，「中央文革」的成員構成、生成方式與政治行為方式，可能非常不易理解：寥寥幾個舞文弄墨的秘書文士（多數人資歷很淺），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成了口銜天憲、執掌全國各級官員和無數民眾生死的權力巨頭；這個極小的秘書班子，也取代了國家常規的最高權力機構而成為權力中心與各種殊死政治鬥爭的策源地。並且在對各種政敵施以瘋狂打擊的同時，又在一輪接一輪永不止息的權力角逐中，難以自拔地陷入自我毀滅的深淵。周恩來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報告中說：
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產生的新生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直接執行了毛主席交給的任務。[1]
讀着這段文字，人們多半要問：「文革」為何要發明這種「新生力量」以「直接執行毛主席交給的任務」？
一、「中央文革」如何登上歷史舞台
「中央文革」從登上歷史舞台到其權力急劇膨脹、再到其惡貫滿盈，眾多成員無一例外身敗名裂的過程，典型地表現出「文革」時高層權力運作的特點。這套運作的大致過程是：
1964年5、6月間，在毛澤東「批判資產階級」和「掃除一切害人蟲」的戰略日益成熟之際，根據他的指示，成立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隸屬中共政治局和書記處領導。1966年2月3日，小組就批判吳晗的問題進行討論，至7日，寫成《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擬向中共中央匯報。先此，彭真和康生已於5日將提綱的內容向在京政治局常委做了匯報，大家表示同意。8日，彭真、康生等趕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當面並未表示異議（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當時彭真拼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說明」[2]）。12日，彭真、康生等到上海，將《匯報提綱》給江青、張春橋看，他們均表示同意。23日，《匯報提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全黨。但是不久，這份文件即被身為黨主席的毛澤東斥責為「修正主義綱領」。
與上述黨內正式渠道運作相對的，則是一套非常隱秘的操作：早在1965年，毛澤東就背着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派江青到上海組織張春橋、姚文元等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並用秘密方式將文章初稿帶到北京反覆修改，然後在上海發表。1966年3月下旬，康生借向毛澤東匯報的機會對毛談及：協助鄧小平領導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的彭真曾質問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麼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裏去了？這話觸怒了文章的幕後組織者毛澤東，所以康生說：「這是整到毛主席頭上了」；而毛澤東則說：再不發動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3]
3月31日，自上海回京的康生向周恩來、彭真傳達了毛澤東28至30日的連續三次講話，這些講話毫不掩飾他對於黨和國家常規權力體制的威嚴處置：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
至此，「文革」第一批受難者的任何辯白與乞憐都不能改變其命運了——據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幕》記述，這時的彭真還希望能向毛澤東當面申述，哪怕只有20分鐘，但已經根本不被理睬。
同時，引爆「文革」的程序正式啟動：康生在1966年3月底向北京釣魚台寫作班子傳達毛髮動「文革」的精神，並要王力起草《通知》，宣佈《匯報提綱》作廢。文件寫成後被毛澤東認為太簡單，他指示陳伯達主持，另外寫一篇批判《匯報提綱》的文件。陳伯達與王力共同起草後，送毛澤東審定。在此背景下，「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成立，其成員有：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關鋒、戚本禹等。4月16日至26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杭州舉行，毛澤東不僅沒有到會，而且在上海召開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會議。在此期間，他親自對《5·16通知》草稿反覆修改，然後下達政治局。政治局擴大會議只能被迫接受《5·16通知》，並作為「中發（66）267號文件」向全黨公佈。
即使在很多年後的今天，回首往事仍可以深切感受到那些受難者被推上祭壇時的哀怨：5月16日，劉少奇由康生監督，「主持」僅有在京約80人出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者包括非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也未到齊，而當時健在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共約160人），以這種非常程序強行通過《5·16六通知》。即將失去自由的彭真在此最後關頭，向劉少奇、周恩來提出刪除《5·16六通知》中「赫魯曉夫……」那句矛頭暗指劉少奇的話，但已經沒有可能（彭真在「文革」後說，他當時即已覺察到「赫魯曉夫」不是指自己，是指更高位者）。康生表示：毛澤東改定的《5·16通知》文本一個字也不能動，所以劉少奇在郭沫若建議修改《通知》中某些語法而被斷然拒絕後說：「連幾個字也不讓改，這不是專斷獨行麼？……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那就不改吧。」[4]
如此圖窮匕見的情形下，「中央文革小組」亦在原「文件起草小組」基礎上於5月28日成立，名單主要由江青提出。「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任副組長；成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七人。在「文革」初的5月至12月期間，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尚由政治局和書記處開會決定，「中央文革」成員僅能列席。但是在1967年1月，江青、陳伯達、康生等執掌的「中央文革」將陶鑄、王任重打倒，書記處遂停止運作。接着，由於「反擊二月逆流」，作為政治局常委或委員的李富春、陳毅、譚震林等七人被迫「靠邊站」，政治局亦停止活動，從此，「中央文革」完全奪取了政治局的大權。
其實，早在1966年7月24日毛澤東召集的中央常委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聯席會議上的講話中，他就已經把自己通過「中央文革」而反擊劉少奇等人控制常規國家體制的意圖表述得十分清楚，他說：「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他甚至用這樣的語言表達對中央書記處等的強烈敵意和對「中央文革」的稱頌：「古之民不歌堯之子丹朱，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書記處，而歌（中央）文革。」[5]
以後，中共八屆十二次全會《公報》（1968年10月31日）更對「中央文革小組」的統治地位予以法定的確認：
全會認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個時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講話，都是正確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鬥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全會《公報》接着宣佈：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終於摧毀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妄圖篡黨、篡政、篡軍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權力。
這當然是聯袂並舉的一破與一立。所以直到中共九大開會時，「中央文革」成員坐在主席台左邊，政治局委員坐在右邊，主席團名單亦是「中央文革」成員排列在前，政治局委員排列於後！
二、「中央文革」的政治稟賦與政治功能
不難看出：「中央文革」特殊的產生方式和成員構成，成因於毛澤東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要通過政治局、書記處、中央辦公廳、中宣部、《人民日報》等一套國家常規權力體制貫徹強化、而他本人意志經常受到這套權力體制抑制的強烈憤懣，以及他對國家體制日益官僚化危險的警惕。所以在「文革」以前很久他就不參加政治局會議，多次說北京的空氣不好，說自己不讀《人民日報》；指責「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暗指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和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文革」前他長時間遠離北京，甚至「重上井崗山」，醞釀「以農村包圍城市」。因此，與毛澤東「中央要出修正主義」這對國家政治路線性質的基本判斷相輔相成的，是他對國家常規權力體制的敵視，所以後來他「文革」戰略的首要目的，就是「炮打司令部」。
為摧毀常規權力體制，毛澤東必須造就一個與此戰略目的相適應、得力而強大的政治工具；他號召「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而這些「小鬼」的必備條件是：
1、必須處於毛澤東直接與完全駕御之下，絕對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即周恩來所說「直接執行毛主席交給的任務」；
2、具有極強的政治能量、權力欲望與攻擊性，以便與常規體制相抗衡、直至取而代之；
3、與前項相對應，其政治行為必須與生俱來地捨棄常規方式而以陰謀詭計等一切非常規方式為基本手段；
4、他們必須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具有巨大的鼓動能力，以使「炮打司令部」、「打倒閻王」及時在輿論上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總而言之，「中央文革」的一切惡行，主要不是由於其成員的道德窳劣以及他們與無數受害者個人恩怨所決定，而是出於政治制度結構和運作的一種根本性需要。
毛澤東通過秘書而與常規國家權力體制相抗衡並非偶然，早在合作化運動中，負責農業的一些領導人被他認為是拖後腿的「小腳女人」，所以他在《關於農村合作化問題》中予以嚴厲批評，研究者注意到：「這篇講話是在他無視某些地位極高的同事們的看法以及黨的農村工作部的計劃的情況下發表的。它越過中央官員，直接向省級領導人發出呼籲，……為了保證省級領導人不受中央農村工作部觀念保守的官員的限制，他在1955年夏天將兩名久經考驗的助手安插到該部擔任副部長。這兩個人是他以前的秘書陳伯達和陳正人。」[6]
而為了保證通過秘書進行政治運作的有效性，毛澤東對秘書的基本要求是：他們絕對不能被國家和黨的常規權力體制所控制。比如據曾擔任毛澤東秘書的何載追述，他50年代在楊尚昆領導下就任於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和中央書記處第一辦公室，這期間他的一次經歷是：
（1956年某次毛澤東身體不適時）我得到了電話通知，要適當減少給他送閱的東西。我……向有關辦公室轉達了要少送文件的意思。（毛）主席當年的習慣是每天要看三四萬字的東西，現在一下少送了，很快被他發覺，在一個會議上提出批評，說一個姓何的封鎖他，還舉了些歷史上封鎖國君的惡劣行徑和嚴重後果的史例。我簡直嚇壞了，認為闖了大禍。[7]
可見毛澤東對「封鎖國君」的深惡痛絕。更加怵目驚心的例子又比如：田家英在1966年5月被逼死之後，毛澤東任命戚本禹取而代之，負責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戚本禹後來追述：
我擔任這個工作之後，江青有一次和我談話，鄭重地告誡我：「……在主席身邊工作最忌諱『結交諸侯』，這『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不能「結交諸侯」這句話。我覺得田家英栽就栽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結交諸侯」，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書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條戒律。[8]
僅僅從毛澤東（以及他通過江青）所指稱的「封鎖國君」、「結交諸侯」這類語詞、以及他對此類危險的極度警惕，馬上就可以知道：從1956年直至「中央文革小組」的上述政治操作方式，其背後一定有着深刻而久遠的歷史淵源與歷史邏輯。
三、「中央文革」與中國皇權政體
「文革」之後的1979年，中共元老李維漢對孫起孟說：我有一個大問題，一直在我心頭放不下，這就是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怎麼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對它的成因非搞清楚不可。……問題的關鍵在於封建遺毒。
次年5月24日，李維漢會見鄧小平時又鄭重陳述：我多日來就想與您談一個大問題，就是封建主義傳統問題。封建主義，包括它的思想體系、風俗習慣，在我們國家，我們黨內，反映相當嚴重。「文化大革命」把這個問題暴露很厲害……[9]
李維漢所說的「封建餘毒」，其實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君主集權政體及其文化形態」，因為周代的「封建制」至秦即不復存在，其後兩千多年實施的主要是秦始皇所確立「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的皇權統治（見《史記·秦本紀》）；這兩千年歷史留下的也不僅是一些顯性化的思想和風俗，更主要的是一整套剛性的權力結構、權力運行方式及其法理、法律規則。這些傳承脈絡往往會像海面下的冰山那樣不易被察覺，但實際上體量巨大、結構縝密、其運行必然導致駭人的結果。比如毛澤東認定自己所面對的巨大危險在於國家體制運作造成的「獨立王國」掌握了權力並「封鎖國君」；而為了粉碎這種局面，就要啟用一批「小鬼」以打到「閻王」、「炮打司令部」——正是這種迫切需要，才使得「中央文革」應運而生並迅速攫取了巨大權力。
秦漢以後，皇權與國家行政體系之間既相互依存，但同時也相互矛盾、間或激烈衝突。這就是主張君權至上的法家所深惡痛絕卻又反覆出現的狀況：「覽觀古今，爰暨書傳，君皆欲治，臣恆樂亂」[10]；以及明太祖朱元璋一再憤憤然的：「自秦漢以來，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爭月奪」[11]；「昔者人臣得與君同游者，其竭忠成全其君，……今之人臣不然，蔽君之明，張君之惡，邪謀黨比，幾無暇時！」[12]
因此在這種矛盾結構中如何維繫君權的至高無上，就成了秦漢以後中國國家權力體系長期發展的一條非常重要的邏輯線索。其演進的基本軌跡在於：在必須建立龐大國家常規行政制度、賦予它巨大權力的同時，又必須能夠克服它對君主的束縛、保證君主的個人專權。
秦漢以後統一皇權國家的建立，要求相應地建立和運行龐大的官制體系，即以宰相為首、序列百官的常規性國家行政架構，它是國家政治有序化的保證。但是龐大完整的常規官制架構之有效運作，又必然與君權獨專的要求產生嚴重衝突，而這又要引起君權對國家權力體系的反抑制。而從根本上說，君權的反抑制不能僅靠君主個人的無法無天、濫施淫威而實現，因為這種方式的效力有限且不具備權力合法性。所以，中國傳統政治體系必須發明出能夠從制度上保證「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的強力手段；而如此制度設置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不斷在常規行政體制之外設立被皇帝個人親幸的政治班底，由它直接協助皇帝個人壟斷國家最高權力與最高機密，並同時對國家常規權力體制施以強大的反抑制。
上述規律在中國制度史中表現很明顯：漢代常規官制體系原本是由以宰相（「三公」）為首的外朝百官組成，皇帝身邊的人員只負責生活服務而不具備政治權力。但是漢武帝感到這種制度不適應君權充分控御的朝政的需要，於是為了強化皇權並抑制宰相公卿的權力，他就在常規官制之中強行鍥入「加官」制度[13]，即親自提拔一些出身較低、富於才幹的官吏超越正常的選拔程序，成為「出入禁門」的「腹心之臣」[14]，並讓他們越過外朝百官的層層制約而直接向自己提供消息、協助制定政治方案；同時任用原本地位很低、只是負責掌管宮廷文書的小吏「尚書」，充當自己身邊掌握國家政治機密的謀臣。
以後，這種政治設計充分制度化：在漢代，尚書（他們通常是皇帝的親信而出身低微）的地位不僅越來越高、而且極大地侵奪了宰相和御史等外朝高層首長的權力。至東漢，「尚書台」已是實際上的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而原來總攬朝政的宰相則被架空；至魏晉，尚書名正言順地成為正式的國家宰相，而三公則成了沒有實際行政權力的榮銜。這個演變方向說明：在中國傳統政治體系中，專權（即「秦制」確立的「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原則）遠遠不僅是君主個人的主觀意志，與此相比更重要的是：它還必然演化出一整套可操作的權力運行程序和具體有效的制度架構。
中國皇權史的發展多次重複上述規律。例如：當尚書在魏晉時代取代三公而成為外朝百官首長的同時，皇帝已經不允許其身兼內朝和外朝的權力，於是剝奪了原屬尚書郎（尚書的屬官）起草詔書的權力，改由以前僅為宮廷小臣的「中書」負責起草詔書，而尚書僅負責詔書的執行。由於「中書」是直接侍奉皇帝左右、負責宣達上諭的文士，所以其部門首長（中書令）很快同尚書令一樣，於名於實都成為了朝廷百官的首腦[15]。
而當上述制度確立後，南北朝時期的皇帝們又需要再次啟用新的出身微寒、富於政治進擊性的文人學士作為自己半秘密和負責起草詔書的政治秘書班底，並賦予其驚人巨大的權力，以便與制度化的龐大官制體系相抗衡，從而保證皇帝專權的充分實現。這種中國曆朝延續不斷的政治秘書班子，在南北朝時是「中書舍人」，在唐代是直接被稱為「天子私人」的「翰林學士」[16]，在五代是「樞密院」，在清代是「軍機處」。
擢拔地位低下的文人作為「天子私人」並組建「學士院」、進而任用這些恩幸者作為「專掌內命」、控御朝政的工具，這類制度設置有效地遏制了外朝官僚體系「封鎖國君」的可能，但它並不能杜絕制度體系中相應而來的「惡劣行徑和嚴重後果」。例如南朝時，皇帝出於戒備宰相等外朝眾官的目的而讓國家行政大權掌握在侍奉於自己身邊的幾個恩幸文士小臣（「中書舍人」）手裏，結果是這些恩幸文士的「鼠憑社貴」極大激化了權力體系中的矛盾衝突，導致國家政治迅速淪入災難的深淵，即如史學著作所沉痛描寫的：
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剿！[17]
然而因為離開這種手段君權無法抑制國家官僚體制「封鎖國君」的趨向，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國君」就只能重蹈這千年未變的悲劇。
回顧歷史就能知道：「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政治稟賦和行為方式，其實無一不是對歷史上那種非常成熟的政治組織架構（「天子私人」）的承襲不改。再舉北魏的例子：魏莊帝忌恨大將軍爾朱榮權勢過大，於是秘密佈置誅殺他的計劃，並由近侍文人「中書舍人」溫子升等人參與密謀、起草有關誅討的文檄。當溫子升手持誅討爾朱榮的詔書出宮時，恰遇到爾朱榮入宮。爾朱榮拿過詔書問道：「寫的什麼內容？」溫子升應答時神色不變，絲毫未引起對方懷疑，所以爾朱榮並未打開文件細看，遂毫無戒備地入宮受死。[18]
諸如此類史不絕書的經典故事，當然與1965年通過秘密渠道擢用姚文元等人撰寫批判文章、並以此發動宣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死刑的「文化大革命」，在操作方式及其機理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而這種一脈相承則說明：上文提到的「秦制」確立的政治體制，是如何深刻影響甚至決定着兩千年以來中國歷史的面目。
結語：「百代皆行秦政法」的根源在於權力制度結構及其法理邏輯
早如唐代著名政治家魏徵，在總結歷代治亂時就指出：皇帝「信小臣而疑大臣」的結果，必然是這些恩幸小臣藉機「舞文弄法」、「譎詐萌生」[19]；元代歷史學家和政治制度學家馬端臨也曾喟嘆與困惑：為什麼一代又一代的「亂臣賊子」，總是能夠利用皇帝與外朝常規體制相對抗的機會而成為「天子私人」，同時又總是能在這種抗衡中用各種陰謀手段攫取巨大的權力？[20]
其實，只要我們了解了中國皇權制度的深層機理，就可以知道：上述這一切，都是其權力結構與運行邏輯的必然結果。
總之，如同筆者反覆指出的，「秦制」以及「百代皆行秦政法」（毛澤東語）對於中國的影響，遠不僅是表淺地體現為觀念與思想的呈現、傳承——比如人們經常說的「帝王思想」、「官本位思想」、「國民性」等等；更主要也更為深刻的，乃在於其權力制度大廈從巨到細的結構方式、其權力體系的法理邏輯及其運行過程。正是在這個層面上，制度結構與制度法理決定着無數驚心動魄歷史癥結與歷史事件的具體面目，決定着一代又一代人們的價值坐標與倫理取向[21]。而本文介紹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產生原因、其政治行為方式等等，則是這個決定作用的又一具體實例。
（2016年5月「文革」發動50周年之際，刪節一篇舊日長文、並補充新見史料而寫成本文。）
（作者簡介：王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退休。）
【注釋】
[1]引自南京農學院革命委員會編印：《讀報手冊》（1969年版）第290頁「中央文革」條。
[2]江青：《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北京，1967年版，第12頁；王毅註：本文中的黑體字，都是我標出的。
[3]詳見譚宗級：《〈五·一六通知〉剖析》，《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11頁、第30－32頁。
[4]1998年王光美對採訪者的談話，詳見《香港傳真》雜誌2008年第6期，2008年1月16日出版。
[5]引自方正等著：《青春的浩劫》第282頁，中國社會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
[6]（英）麥克法夸爾著、魏海生等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19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何載：《我給毛主席當秘書》，見1996年1月5日《作家文摘》。
[8]見閻長貴：《秘書田家英為何吊死在毛澤東藏書室？觸犯最大忌諱》，《同舟共進》（廣州）2011年第11期。
[9]見石光樹：《李維漢建議鄧小平肅清封建餘毒》，《黨史文苑》2005年第21期。
[10]（漢）王符：《潛夫論》卷十《敘錄》。
[11]朱元璋：《鬼神有無論》，《明太祖集》卷十。
[12]朱元璋：《大誥·君臣同游第一》，《全明文》卷二十九。
[13]詳見：《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14]詳見：《漢書》卷六十四上《嚴助傳》。
[15]詳見（清）趙翼：《陔余叢考》卷二十六「中書」條。
[16]詳見：《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志·一》。
[17]《宋書》卷九十四《恩幸傳》。
[18]詳見：《魏書》卷八十五《溫子升傳》。
[19]（唐）魏徵：《論治道疏》，《全唐文》卷一三九。
[20]《文獻通考》卷四十九《職官·三》：「魏晉以來，中書、尚書之官始為真宰相，而三公遂為具員，其故何也？蓋漢之典事、尚書、中書者，號為『天子私人』，及叔季之世，則奸雄之謀篡者，亦以其私人居是官。……使亂臣賊子遞相承襲，以為竊取大物之漸，非所以昭德塞違，明示百官也。」
[21]詳見：拙著《中國皇權制度研究》第一編《概論》第四節《中國皇權社會及其文化體系在結構方式上的高度成熟》、拙著《法律制度與「歷史三峽」》「寫作緣起」第三節《「走出歷史三峽」與解析「制度學的十萬個為什麼」》。
（來源：制度學的十萬個為什麼·文革篇·「制度硬件」之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