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民國38年大陸淪陷是蔣介石的奇恥大辱,但在我看來,這次失敗成就了一個政治家的成熟和擔當。因為這樣的成熟,他再也沒有撂過挑子;因為這樣的擔當,他才去背負了獨裁者的罵名。」
四月五日,是清明,也是蔣公的忌日。
蔣公的一生被他的敵人妖魔化,被誣為獨夫民賊,好在現在越來越多的國人開始發掘出歷史真相,認識到他的歷史貢獻,尊稱他為民族英雄。
我個人也親歷了這麼一個認識的轉折過程。我小時候家裏有兩位長輩有幸覲見過蔣公,一位是我爺爺,國民黨員、黃埔學生;一位是我舅爺,曾經參加青年軍,也曾經誤入歧途參加共產黨。我對蔣公的第一印象、跟蔣公最早的關聯來自我爺爺。我爺爺自從1949年被俘以後就閉口不談過去,但從我記事到他離世,他一輩子只留過一個髮型:中正頭。我是我爺爺最最寶貝的長孫,從小到大他都對我沒有一句責罵,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因為蔣介石。那是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學校組織看了一部講延安保育院的電影《啊,搖籃》,回來以後爺爺問我今天看的什麼電影啊——我那時候不到六歲,雖然思想已經很「反動」了,我對蔣介石也還沒有什麼認識,而且這部電影是謝晉導演,用了很多濃眉大眼的小演員,當時感覺演的挺煽情的……我就跟着同學嘀咕了一句「蔣光頭欺負小孩子」——我爺爺臉色陡變,大發雷霆。過去家裏再大的事我也從來沒有見他那麼大火氣,那是他一生當中唯一一次對我發火。就因為他這頓火氣,我開始好奇:這位光頭是個怎樣神通廣大的人物,能讓我最親愛的爺爺,在那樣危險的政治環境中,幾十年不變地崇敬?
第二位有幸見過蔣公的是我舅爺。他年青的時候是西南聯大的學生,響應國府號召參加了青年軍,抗戰勝利後跟許多年輕幼稚的學生一樣聽信了共產黨的謠言,加入了共產黨。中共建政後他開始覺悟,公開批評斯大林和毛澤東,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關進牛棚二十多年,痛定思痛,最後在思想上回歸了民國。他當年作學生領袖請願的時候受到過蔣公的接見。我問他,你什麼印象?他說,蔣介石極具領袖魅力,令人崇敬、令人傾倒。我就很奇怪了——我爺爺國民黨,以校長為榜樣也罷了,你當時還是個上當受騙的共產黨員,不是應該反蔣的嗎,怎麼見到蔣會傾倒呢?我後來研究民國史,讀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集,我才體會到,什麼樣的人格魅力,讓人折服,讓人傾倒。從我五歲跟着人亂叫蔣光頭到2002年我特地到蔣公官邸立誓要繼承他的遺志,這個演變過程,我相信也是我們越來越多的國人對蔣介石從曲解到了解到理解到敬重的演變歷程。
這些年大陸流行一句話:小時候恨蔣介石,長大以後更加恨蔣介石——恨他什麼呢?恨他剿匪不力。蔣介石是一名極具悲劇色彩的英雄。他的成功和他的失敗,他的偉大和他的錯誤,總是難分難解地交織在一起。他的個性也相當矛盾和多元。他的軍事背景讓許多人以為他只是一介武夫,其實他的學問和他的見識遠勝過無數「學者」。他的思想不但不守舊,而是前瞻,所以他不僅被中共妖魔化,也經常被西方和一部分民主人士誤解。
蔣介石的歷史貢獻,最為人所知的是北伐和抗戰。北伐使中國達到基本統一的局面,為現代中國的建設奠定了基礎;抗戰使中華民族免於淪亡,能自信地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從北伐開始蔣介石就致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到抗戰勝利,中國因為他的不屈不撓終於贏得了世界的尊敬,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獲得了平等之地位,並成為聯合國五常,躋身世界四強。可以說,在當時極其艱難的內憂外患的環境下,蔣公領導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從被列強隨意欺侮,達到了統一、獨立、平等和尊嚴。這是他在民族主義方面的貢獻。
民生方面,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在北伐成功後不僅償還了歷屆北京政府欠下的巨額外債,還締造了經濟高速發展的黃金十年,到台灣以後又將台灣打造成亞洲四小龍,同時還建立了相當完備的福利系統。我們可以想見,假設沒有日本入侵和中共亂政,中國的經濟騰飛哪裏需要等到今天!
文化方面,蔣介石極其重視教育。抗戰期間政府在喪失了大部分富裕地區的稅收同時軍費高漲的情況下,仍然堅持義務教育,不收一分錢學費,因為他相信我們國家的前途就在於要造就自尊自信的「新一輩國民」。他在大陸發起過的新文化運動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言必談的公民教育,因為他了解,要有相當的國民素質基礎,才能保障高品質的民主。文革期間他又在台灣發起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保存了我們民族文化的香火血脈。
但是他最大的貢獻,也是最少被人提起的貢獻,是他為中國施行憲政所做的不懈的努力。
今天,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在了解到歷史真相,了解到蔣公對中國乃至對世界的貢獻以後,都不會否認蔣中正是我們民族足以自豪的英雄。不過大多數人對蔣介石的認知都還是局限於蔣的民族主義,對他的尊重也是基於民族主義的感情。但我一直有兩個個人研究或者說觀點,我覺得評論家和研究者通常容易忽視的,我認為:第一,蔣介石的確是一位忠義愛國的民族主義者,但他從來不是一位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具備相當開闊甚至超前的國際觀(這個我以後專文或另開話題再談);第二,蔣介石不止是民族主義者,他還是民主主義者,一輩子為中國尋求憲政民主,甚至,我說句不夠恭敬的話,他一度是一名「民主憤青」。
這句話說出來,一定超乎許多人的想像。
去年春節我們在紐約辦了一場邀請藏人共同聯歡的晚會,會上我和達賴喇嘛尊者駐北美代表處的華人聯絡事務官貢噶扎西一起主持了兩場知識競賽,一場是關於西藏文化的,一場是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其中我問了一個問題,我在這裏也順便考一下大家。這個問題是:
某位國民黨領袖為了選舉事宜曾寫信給中央黨部秘書長,要求黨員明了「今後本黨與其他黨處於平等地位」,並深切體會民主體制之真正涵義。——請問這位領袖為何人?
我們提示了幾個選擇,答案A是孫中山在1912年,答案B是宋教仁在1913年,答案C是蔣介石在1947年,答案D是蔣經國在1987年,答案E是李登輝在1990年。
這道題,現場幾乎所有人都答李登輝或者蔣經國,沒有一個人想到正確答案是蔣介石。除了一位年青的藏人朋友——我當時覺得好難得啊,我就表揚他,結果他說他也是聽到前面答案都錯了才蒙對的蔣介石。問題是我們其他漢人連蒙都沒有蒙蔣介石啊,可見我們對蔣的認識有多麼欠缺,對他的偏見有多麼根深蒂固。
這封信是1947年蔣介石親自寫給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的。當時共軍虎視眈眈,內戰一觸即發,但是蔣介石這個「民主憤青」,急於恢復被日本入侵中斷的民主進程,急於兌現國民黨訓政以後要還政於民的承諾,急於實現國父憲政中國的理想,抗戰剛剛勝利,他就在1946年召開了制憲國大,開始行憲,1947年進行了首次國大代表直選,1948年首次立法委員直選。除了制憲行憲的決策,他還親力親為做了許多具體的事去克服阻礙、去積極地推動憲政進程。
我可以舉幾個例子。
第一件,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國民黨主張的是抗戰前幾經修訂的五五憲草,而民社黨張君勱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距離孫文的五權憲法理論是比較遠的,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很大反彈。一讀期間,國民黨籍的國大代表,因為畢竟是大黨佔多數,很快就把它改回了五五憲草的式樣。民社黨當然就不開心了,要離席抗議。這時候,是蔣介石勸說國民黨代表相忍為國,尊重少數黨派的意見,恢復為政協憲草。要知道蔣公是非常尊敬國父的,他能作出這樣的讓步,實在不容易。最後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和五五憲草在體制上孰優孰劣,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明顯的區別是四六憲法大大限制了總統的權力,所以胡適才會說,這是一部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的憲法。
第二件,也就是蔣介石寫前面那封信的國大代表直選期間,鬧出了棺材上書的故事。為什麼呢?我們都知道國民黨雖然是個臃腫鬆散的組織,畢竟是創建中華民國的大黨、訓政黨、領導抗戰勝利並作出了絕大犧牲的黨,她在民間的聲望和影響力是首屈一指的,真正要民選的話,青年黨因為抗戰立了許多功,在四川也有多年的經營,還有點希望,民社黨可能一個名額都拿不到。這時候蔣介石又一次相忍為國,指示國民黨黨中央嚴令那些由選民聯署當選的國民黨代表退選,將名額讓給青年黨和民社黨。這些國民黨代表當然不樂意了,嘿,我民選的呢,你憑什麼要我退啊,你有黨紀,我有國法,這些黨員就決定要維權。其中有一位連國民黨員都不是,只是因為跟三青團沾了一點邊,他明明得了五萬票卻不得不把名額讓給一個只有16票的民社黨員,這怎麼能服氣呀,這位最後是氣得抬着棺材到南京上訪。所以接下來的立法委員直選,國民黨就汲取教訓,索性一開始就規定好,未經本黨提名不得自行參選,這樣來強行補足青年黨和社民黨要求的名額。可是這不是違憲操縱選舉嗎?為什麼?就為了一片苦心要抬舉少數黨來達到憲政的平衡。當時司徒雷登都看不下去了,認為「兩個少數黨爭權奪利超過許多國民黨人士」,建議「延期選舉」。美國人都建議延期選舉了啊,沒有壓力了啊,然而我們的「民主憤青」蔣介石還是否決了這個建議,他說,「舉行選舉是走向憲政的必要步驟」。
第三件,48年的總統選舉。抗戰勝利以後蔣委員長的聲望如日中天,他當選第一屆民選總統毫無懸念。李宗仁呢有意競選副總統並且寫信給胡適建議胡適參選大總統。蔣介石知道以後在當天的日記裏面寫,李宗仁這個用心這個權術他看得很明白,但反而很安慰,因為他認為由胡適來任總統,可以緩和各方面矛盾,而且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背景的總統更有機會在美國民主黨政府那裏為中國獲取美援。中國當時非常需要美援。因此為了救國的出路,他決意退讓,不參選總統,而是以參謀長的身份專心剿共,或者以行政院長的身份輔佐胡適。他請人傳話給胡適,胡適先是推辭,後來幾經勸說,勉強同意了。胡適一接受,蔣介石馬上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提出來,最好由本黨推舉一位黨外人士候選總統,並且建議了五個條件,這五個條件簡直就是為胡適量身定做的。但是他遭到了一致反對——「什麼都可以服從總裁,就這一件事不能服從。」他雖然是總裁,作為國民黨員他也必須服從黨的決議,他後來請胡適吃飯致歉,建議胡適自己組黨,胡適安慰他說,黨員敢於反對總裁,這是好現象。
第一屆民選總統,這是無上的殊榮,蔣公也當之無愧,HE EARNED IT.但是他為了中國的前途考慮都寧願辭讓,這不是一個夢想「獨裁者」做得出來的。當然,他的敵人又攻擊他是虛情假意。但其實他只要參選他鐵定會贏,他不參選胡適才有機會,他沒有必要虛情假意。而且,從蔣的生平和性格來看,他一輩子以國家為重,個人權力欲望確實不大。
說到這裏有人就要問了:蔣介石在大陸曾經長期掌握軍政大權,到了台灣又連任幾屆總統,怎麼可能權力欲望不大呢?
這就要回顧和剖析一下蔣的性格。
蔣介石很年青的時候就加入了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每次作戰他都是身先士卒,生死置之度外;但是每次革命一成功,他就撂挑子,動不動就辭職不干,要回老家侍奉母親。而且他鬧辭職不是因為職場不順利,他早就獲得了孫文的特別器重。但是他就是說走就走,孫文也拿他很頭疼,說蔣介石這個人心高氣傲、桀驁不馴,經常就是留張紙條,未經批准,就掛冠而去了,連孫文親自發電報寫手諭也召不回來。有人說蔣介石辭職是因為跟陳炯明合不來,其實他跟陳私交挺好的,1922年陳炯明準備叛變前向孫文辭去了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省長,孫文照准;蔣介石還想不通,跑去找孫文說情,當然沒說成功啦,一氣之下也辭職了,他要跟陳炯明同患難。過了兩個月,孫文在永豐艦遇險的時候,蔣介石正以為自己在跟陳炯明共患難呢,正在家賦閒,他一接到孫的信就寫了份遺囑,把家產分給兩個兒子,然後冒死到廣州去護衛孫文四十多天。但是孫文一脫險沒過多久,蔣介石就又辭職回家了。這才立了救命的功勞,正是青雲直上的機會啊,他就這麼毫不可惜地扔掉了。假使一個人權力欲望很大……一個積極上進的青年不可以這樣子的嘛對不對?蔣介石偏就這樣,一不樂意或者一有家事就辭職,辭了十幾次,直到1925年孫文逝世,他自覺到有甩不掉的責任在身了,要完成北伐,完成國父的遺志,才沒有再開過小差。
但是即便在他掌握中國最高權力以後,每次遇到內鬥,他就又以大局為重,通電下野。第一次下野1927年,明明是他高瞻遠矚果斷清黨,但為了爭取汪精衛,他在清黨前就給汪精衛承諾支持汪精衛來主持黨務,所以汪精衛分共以後提出來要做老大,要蔣介石下野,蔣介石就辭職去國了。第二次下野1931年,又是因為蔣介石跟胡適一起「民主憤青」,他認為中原大戰以後中國已經基本統一,可以召開國民大會,制訂一部在憲法頒佈前、在訓政期間可以臨時用的約法了。但是胡漢民認為從訓政到憲政的程序上不可以躍進,以違背孫文遺教為由堅決反對。簡單地講,胡漢民主張訓政期間要黨治,蔣介石主張訓政期間要法治。這一場爭執,又被汪精衛和桂系利用,鬧到蔣介石第二次下野。第三次下野1949年,他讓位李宗仁去跟中共和談。有人說他三次下野和復出是以退為進,有這個可能,不過他每次下野都是禮讓,每次復出都是國難當頭大家發現沒有他不行了才又把他請回來。演戲的可能不大,而且風險太高。我感覺他這個下野跟他的性格還是有關係,有負氣和從前那種撂挑子的成分。尤其最後一次下野,在大陸的最後一年,除了佈局撤退台灣,我感覺他是比較消極的,有一點自暴自棄——他把時局看得很清楚,李宗仁想做什麼他很清楚,有什麼災難性的結果他也很清楚,但是沒有人聽他的,他無力回天——這一次是直到大陸淪陷的最後關頭他才打起精神來。
為什麼蔣介石總是辭職再復職,下野再復出呢。我認為這體現了他性格中的一對矛盾——「厭世心」和「責任心」之間的掙扎貫穿了他的一生。蔣介石年青的時候在日記裏面寫:世界何其骯髒,政治何其骯髒,他想放下一切出家當和尚。另一方面,他性格中最突出的又是他的責任心和他的意志力,所以每次他被需要,每當有責任召喚,他就會回來承擔。
民國38年大陸淪陷是蔣介石的奇恥大辱,但在我看來,這次失敗成就了一個政治家的成熟和擔當。因為這樣的成熟,他再也沒有撂過挑子;因為這樣的擔當,他才去背負了獨裁者的罵名。
蔣介石年青時對自己的期許是做豪傑;中年以後開始以聖賢的標準要求自己。這是我們敬重他的地方,但他的這個追求,也很可能是他從412清黨時候的殺伐決斷變得優柔寡斷起來、以致「剿匪不力」的原因。譬如,有不少人就批評他在重慶談判的時候,堅決不允許部下暗殺毛澤東,導致毛魔荼毒中國至今。
蔣介石不是沒預見到毛會荼毒中國,他一向非常有遠見,他很早就洞悉了蘇聯所謂共產主義的真相,很早就預見到日本的全面入侵,他也早就估到中共會利用抗日戰爭自肥、壯大,但是在「不抗日則亡國」和「抗日則亡黨」之間,他選擇了後者;在「軍政以確保剿共」和「憲政以還政於民」之間,他又選擇了後者。他的選擇是對是錯,我沒有答案;我也不知道蔣公有沒有後悔,我只知道他做任何選擇,都從來沒有放棄憲政中國的最終目標。
但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不能做聖母,不能夠因為要成就自己聖人的聲名就愛惜羽毛,而是既要把握好原則的堅持,也要有為選擇正確的路而不惜背負天下罵名的擔當。這或許就是政治領袖和精神領袖的區別所在。我想也是為什麼,蔣公在49年後痛定思痛,汲取大陸教訓,不惜背負獨裁者的罵名,凍憲戒嚴、連任總統、集中權力,以確保台灣不被中共滲透、確保台灣成為中華民國反攻和復興的基地。終於,在蔣經國任上,至少在台灣模範省,完成了中華民族百年憲政夢想。
不過呢,雖然現在大家都盛讚蔣經國開放民主,但談到兩蔣之間的政治傳承,談到蔣經國繼承蔣介石的權力——儘管中間隔了一個嚴家淦——這件事一直都有父死子繼的詬病,也總是被作為「蔣家王朝」「獨裁」的一個佐證。老實說我也有點腹誹:雖然民主國家也有政治世家,譬如布殊家族克林頓家族——我們總不能禁止有政治抱負和能力的家庭成員從政嘛——但是這樣授人口柄,總是不智,總是不完美。
其實蔣介石跟蔣經國早年的關係不怎麼好,甚至有謠傳經國也不是蔣公的親生兒子。不管是不是親生兒子,蔣介石理想的接班人都不是蔣經國,而是陳誠。之前立的遺囑也是交班陳誠。可惜陳誠死得太早。蔣介石自己也感嘆過,他的好學生不是戰死了就是被俘了或者病故了。剩下的,或者能力不夠,或者資歷不夠。像嚴家淦很能幹,但黨內資歷太淺不能服眾,黨內這麼多派系他搞不定的。而蔣經國這麼多年確實證明了自己全方位的能力,公平而論,他積累的政治實力並不僅僅因為他是蔣介石的兒子。
我發蒙的時候,讀過一個春秋故事,給我印象很深:晉平公問祁黃羊,南陽沒有令,誰去做合適呢?祁黃羊推薦解狐。晉平公就很奇怪,因為這兩家關係很複雜,是仇家,當年祁黃羊的爸爸錯手殺了解狐的爸爸,解狐又下毒殺了祁黃羊的爸爸…為什麼祁黃羊還要推薦自己的殺父仇人呢?祁黃羊說,你問我誰合適,又沒問誰是我仇人。又一次,晉平公再問祁黃羊,誰適合做尉呢?祁黃羊推薦祁午。晉平公又奇怪了,祁午不是你自己兒子嗎?祁黃羊說,你問我誰合適,又沒問誰是我兒子。這個故事後來成為一段大公無私的佳話——舉賢不避仇,舉賢不避親。說到這裏,我想請問大家,有誰能說蔣經國不賢呢?
另一方面,蔣介石傳承給蔣經國的不僅僅是權力,更重要的是理想;蔣經國也沒有辜負他的期望,至少在台灣實現了這一理想。許多民主人士都盛讚蔣經國主動結束專制開放民主,其實開放民主一直就是蔣介石設定的目標,在大陸不幸失敗了,在台灣終於在蔣經國任上得以開花結果。
我的義父康國雄,曾經被污衊為「蔣介石的乾兒子」,九十年代他去台灣拜謁蔣公的陵寢,他問台灣人更敬佩老蔣還是小蔣。那個時候,(今天可能不同了),那個時候他得到的大多數答案是「老蔣。因為小蔣的成就都還是基於老蔣設定的目標和打下的基礎。」
蔣介石打下了哪些基礎呢?除了從大陸帶去的中華民國憲法和憲政體制,他在台灣進行的土地改革是中國幾千年來最成功的土地改革,沒有流血,沒有不公不義;他治理台灣期間又一次創造了他在大陸創造過的經濟奇蹟,遷台十幾年台灣就進入了小康社會,從日本的輸血管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這也使得蔣經國後來有本錢進行十大建設。這些藏富於民的舉措是台灣順利開放民主的經濟基礎。台灣的民主改革也不是從小蔣才開始。老蔣總統除了限制共產主義和台灣獨立,控制中央權力以維繫中華民國正統以外,剛剛遷颱風雨飄搖的1950年就推動地方自治和實現了基層的民主選舉,並且從小學就開始推行各種民主選舉的教育。老實說,蔣介石如果真想獨裁,台灣這么小個島,要學金日成那個式樣的獨裁應該是輕輕鬆鬆。他何苦費心費力搞什麼訓政,每天去教老百姓孫文的《民權初步》?
他孜孜不倦地這麼做,就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忘記國民黨要還政於民的承諾。
他曾經對魏德邁將軍說:如果我去世時仍然是一個獨裁者,我必定和所有獨裁者一起為後人遺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確實穩定的基礎,我將永遠活在中國每個家中。
我相信,儘管蔣介石並非完人,他的一生經得起任何歷史學家最嚴苛的拷問;我也相信,他的遺志會在中國的整個領土上實現,他會永遠活在中國的每一個家中。
年年清明年年雨。每到清明,我一定要祭奠蔣公。經常就有人問我,你為什麼對蔣介石評價這麼高,為什麼這麼敬佩他?
我對蔣介石評價這麼高,當然是因為我在前面介紹的他的品格、他的貢獻。但在我心目中,蔣介石的形象比其他包括國父在內的偉人都還要來得親切的原因,恰恰因為他不是完人,而是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一個有缺陷有弱點的凡人,對盡美和盡善,孜孜不倦、一步一印的追求,正所謂「擇善固執」;我最最欽佩蔣介石的,也還不是他的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而是他對責任一經認領就負責到底的態度、他的頑固、他到死也不放棄的意志。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生很有動力的人,所以我跟我的同仁們說,你們每次看到我想要偷懶想要遁隱,就拿蔣公來作我的鞭策。我看得入眼的名人偉人極其稀少,但是我要說,蔣中正是我的人生榜樣。
記得2003年宋美齡逝世的消息傳出來,很多人都到網上表達對蔣夫人的哀思,對蔣總統和對中華民國的懷念。有人很悲痛很絕望地寫道:
「可惜蔣公已經過世了,我們怎麼辦?!」
我是這麼回復他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是蔣中正。」
今天,我想再用這句話,同每一位有志於復興中華民國、有志於重建憲政中國的同仁共勉!
(2018年4月5日視頻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