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他說：「我說過，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第一是中醫，第二是曹雪芹寫的《紅樓夢》，第三是打麻將牌。」他又問我會不會打麻將牌，我講不會。由於家庭教育，從少年時代我就將打麻將牌和吸鴉片看成是中國社會的兩個毒瘤，對之是十分厭惡。
他說：「不要看輕了麻將，牌是一百八十四張，要按自己手上的牌，桌上打出來的牌，別家打出來的牌路，來判斷自己和每家的輸贏趨勢。你要是會打麻將，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關係。」
麻將的確是種戰略遊戲，毛是中國最偉大的軍事家和麻將高手。但我想他優異的戰略戰術來自於《孫子兵法》、中國歷史和《三國演義》。毛打麻將牌可不只是為了磨鍊戰技。原來打麻將固然是一種消遣，對毛來說，卻也是一個調情的機會。牌桌上，手在和牌、摸牌、打牌，牌桌下卻是用腳勾腳，用腳蹋腳，也在忙得一塌糊塗。
毛接着又說：「《紅樓夢》這部書是封建社會的興亡史，是中國兩千年來歷史的縮影。我從來不看小說，可是我看《紅樓夢》。」
《紅樓夢》這本小說我以前翻過，但是實在引不起興趣，覺得書中的情節景象，距離我自己的生活與思想太遠，所以往往只看一兩頁，就扔到一邊去了。
《紅樓夢》這部書的主題之一便是賈家的興亡盛衰，還有當時社會的墮落。毛認為它是一本探討中國封建制度之腐敗和衰亡的奇書，但數百年來，中國人都把它當做賈寶玉個人的愛情悲劇故事。賈寶玉早年追求美麗的女性和感官逸樂，其實是他對社會家庭的反抗。他最後失敗了，只好遁世去做和尚。後來我才知道，毛一貫以賈寶玉自居，以能左擁右抱為一大樂趣，「豐澤園」幾乎成了當年的賈府。也正因為此後他的「後宮佳麗」越來越多，「爭風吃醋」更使他飄然，更加以賈寶玉自居。毛這位反抗英雄跟我說：「我不是聖人，我也不想做和尚。」
毛那晚又說，中國的龐大人口應該歸功於中醫的發達。他說：「至於中醫，你想想看，中國有幾千年歷史，經過連續不斷的天災人禍，戰爭屠殺，到現在人口怕有了五億多人了吧？有這麼多的人，是西醫的功勞嗎？西醫到中國，不過上百年。數千年來，老百姓就是靠中醫。為什麼現在還有人把中醫一筆抹殺呢？中國的書，只有佛經和中藥書我沒有讀過。你讀過醫書嗎？」
這可把我問倒了。雖然我的祖上都是中醫，可是我沒有想到中醫對中國人會起這麼大的作用。何況，在醫生還沒有出現的遠古，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又怎樣解釋呢？
我說我試着讀過張仲景的《傷寒論》，可是弄不清楚金木水火土的道理，讀不懂，昏昏然不知道書上說的什麼。
他大笑說：「陰陽五行是不好懂，可能是代表人體內的生理和病理狀態。我主張中西醫結合，首先要讓一些有根柢的西醫學中醫，老的中醫也應該學學解剖學、生理學、細菌學和病理學之類，要能用現代科學闡明中醫的理論，也應該將一些古典的中醫書翻譯成現代語言，或者加註解說明，經過一段時間，總可以形成中西醫結合起來的新醫學，對世界會有貢獻的。」停了一下，他又說：「我提倡中醫，可是我自己不信中醫，不吃中藥，你看怪不怪。」
是很怪。
他講過以上的高論之後，又說：「明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你同我一起到天安門上面去看看，這也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機會。」他緊跟着又問我，孩子有多大了。我告訴他，已經是五歲。他說：「你把孩子也帶上去，讓他看看。」我說：「這可是不能辦。上天安門的都是首長，我因為工作關係，可以上去，但是孩子可不能去。首長們的孩子都沒有上去過，他怎麼能去？何況他很調皮，又不懂事，惹出事來，找來麻煩，那麼我可真成了眾矢之的了。」他聽後，笑着說：「那好，就這樣辦。你回去睡覺，我也要睡覺了。」
我回到南船塢宿舍，已經是凌晨三點半鐘，早就過了我每晚十點入睡的時間，嫻還在等我。我將當晚的情況告訴了她。我說：「看來，他的身體很好，並不需要什麼經常性的治療。我這個角色與其說是醫生，不如說是清客。」
嫻說：「不能急，開頭只能照這樣接近他。何況，看起來他對你的印象還不差。千萬不要急。」
那晚是往後多次與毛徹夜長談的開端。毛很孤獨，很少見江青，也沒有什麼朋友。所謂「延安精神」不過是個神話罷了。劉少奇和周恩來有時會來，但毛與他們之間的交談只限於公文上的批閱往來，和不定期在「頤年堂」或毛所巡行的城市裏，舉行的會議討論。毛和其他領導同志之間很少相互來往。他最親近的人是那些年輕、知識水平很低的衛士。談話範圍自然有限。毛愛跟衛士們討論他們的女友，面授機宜，還代為寫情書。但毛無法跟衛士討論他最有興致的兩個話題——中國歷史和哲學。
因此我成了毛的清客。我讀些毛推薦的史書和哲學書，和毛討論上數小時成了每周的常規。由於失眠症，他睡眠極不規律。一天分二十四小時，對他沒有多大意義，他想睡時就睡，睡不着就找人談話，或開會，或看書。時間對於他沒有任何限制，也不起什麼作用。
嫻勸我不要急是對的，但事實證明要適應毛並不只是一天兩天的事。毛是個獨裁者，我們這些在毛身邊的工作人員必須事事以他為中心。在毛的官闈中如果膽敢有自己的主張，無寧是自尋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