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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餓死也無人公開說話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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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儲安平被下放安徽農村,一下鄉,他就聽說了餓死人的事,還有兩大普遍現象,一是所有女人不來月經,當然也不生小孩,一是男女老少幾乎都患了浮腫病。他在農村就沒有聽到有人公開講怪話,頂撞領導,更不要說聚眾鬧事了。這當然是因為"共產黨的統治嚴格",沒有反抗的餘地。一年間,他只聽到一句出格的話,是一位從小要飯、為人善良的袁大娘,有一天偷偷跟他說的:"毛主席為什麼那樣心狠,就是不讓老百姓吃飽飯?"

在歷史的各個側面,隱伏着無數雙沉默的眼睛,只要有一雙眼睛攝取了歷史的鏡頭,並記錄下來,後人就多了一個不可替代的觀察歷史、研究歷史的角度。與官方歷史總是着眼於實際政治利益不同,個人的記憶和敘述常常透過自己的眼睛,經過內心的沉澱,即便這中間也有過濾、有遺忘、有不夠準確之處。一句話,私人記錄中往往傳遞出難能可貴的真實細節,有時候,一個小小的細節便能擊穿精心編織的歷史謊言,一個看似無足輕重的細節便能把多少年來維護、捍衛的神話砸得粉碎。在權力仍壟斷歷史,歷史的書寫依附於權力的制度環境下,個人回憶錄變得十分重要。共產黨奪取權力、掌握權力以來的歷史,至今還籠罩着權力確立的尺度之下,權力的帷幕仍遮蔽着大量歷史的真相。真相逐漸揭幕的過程,也就是中國社會重新獲得自我解放的過程。

以《黨史筆記》受到知識界推重的何方先生少年時代進入抗大,從延安一路走來,他一生的經歷豐富而複雜,在駐蘇聯使館、在外交部,他曾長期在張聞天身邊工作,目睹並身歷了權力舞台的風雲變幻和上層政治的詭譎殘酷,人性在革命的旗號下的扭曲和異化,他作為一個革命的螺絲釘的命運遭遇......70年的風雨倉皇,他就是紅色大門內的一雙眼睛,他看到了許多歷史的真相,更重要的是,他以反思的心態,回憶生平的所見所聞所歷,他的自述因此獲得了不可替代的價值。

張聞天曾是遵義會議推出來的中共頭號人物,是一個書生革命家,心地比較乾淨,在政權到手之後,卻為毛澤東所忌,先是外放使館,再是回國出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欲改行而不許。所謂外交工作授權有限,是一份吃力不討好的差使,更可怕的是毛澤東喜怒無常、朝令夕改、不可捉摸,在這樣一個掌握絕對權力的現代君王之下當差,難度可想而知。周恩來主管外交事務,無時不誠惶誠恐。何方回憶,不用說發出去的電報,就連一些重要宴會的邀請名單和菜譜,周都不敢做主,要寫上"請主席批示"送呈,毛畫圈或修改後才算數。

1958年炮打金門,北戴河會議上明明定下了解決台灣問題"兩步走"(即先收回金門、馬祖,台灣、澎湖過個十年、二十年再說)的方案,毛澤東一轉眼又要變"兩步走"為"一步走","強調對美帝的『絞索'政策。因為金馬離大陸近,我們想什麼時候懲罰,就可以打一陣子炮。台澎離得遠,打炮夠不着,『絞索'就斷了。"王炳南在不知毛的變化之前把前一方案透露出去了,毛大怒,親自擬電批王"膽大妄為",指名王炳南,實批周恩來。周知道大事不妙,趕緊檢討,說毛的批評是"暮鼓晨鐘"。

周貴為總理,卻形同舊時大家庭的小媳婦,時不時要受委屈。1958年2月何方隨周出訪朝鮮,周在歡迎會上喝了40杯茅台酒,對於敬酒來者不拒,喝完酒還跳舞,在看文藝演出時,"竟然自己跑上舞台,唱了一段《蘭花花》,還拿起大紅旗舞了幾下。"事後,他才知道周在南寧會議上挨了毛的嚴厲批評。

更可怕的是,周恩來他們的日常規律也被迫跟着毛的晝夜顛倒的作息習慣轉動,"獨行其是"的毛個人白天睡覺、晚上辦公,"不光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而且如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也得照此辦理。核心以外的領導人也是時刻準備着,中央各部委夜間值班都得做特別的安排。但張聞天卻有點例外。他是必須在晚上十點鐘睡覺,幾乎雷打不動。這一情況中央領導都知道。所以周恩來還專門給外交部打過招呼:沒有特別緊急的事,晚上不要去打攪聞天。"何方一度住在張聞天家,就是替張值夜班。

在全面奪取政權之前,毛澤東的絕對權力早已在黨內確立。1947年前後解放區的土改中之所以"左"風盛行,製造了很多冤假錯案,就與毛肯定和讚揚康生在山西臨縣的極左做法有關。1947年6月21日,鄧小平在晉冀魯豫一次幹部會上甚至提出了"兩個凡是":"凡是自己思想與毛主席相牴觸時,要無條件承認自己錯了,因為歷史證明毛澤東是絕對正確的,沒有一點不對;凡是地主與農民發生糾紛,不用調查,要首先承認農民是對的,地主是錯的,這是立場問題,要無條件提倡。"1959年,打倒彭德懷和張聞天時,毛澤東自己解釋為什麼反對黨的領袖就算反黨時,如此說:"因為黨的領袖就是黨的首腦。一個人把他們的頭割了,他還能活嗎?"

眾所周知,儲安平先生有過一個著名的預見,在國民黨統治下,是自由"多"與"少"的問題,到共產黨統治下,將是自由"有"和"無"的問題。差不多與此同時,1946年何方到東北工作不久,與《東北日報》記者穆青、張凜聊天,大家都是延安出來的,能談到一起。他就問:"國民黨的統治嚴格還是共產黨的統治嚴格?"穆青他們說:"當然是共產黨統治嚴多了,在國民黨統治區,人們還可以寫文章罵他,在共產黨統治下,行嗎?"儘管如此,包括穆青、何方在內千千萬萬青年仍然真誠地毫不猶豫地跟定了共產黨。即使儲安平1949年也選擇了留下,這是歷史的無奈還是個人的悲劇?1957年的大厄運降臨到儲安平頭上時,不知道他內心有過怎樣的起伏。1959年,何方也無可抗拒地捲入了張聞天的"右傾"冤案之中,儘管他也站在了揭發批判張的行列中,他自己仍然未能倖免,從此煎熬了20年。

如果說,有着自由主義追求的儲安平始終是共產黨外的人,他的遭遇是必然。那麼,像何方這樣從小就追隨共產黨的自己人,他們的命運是偶然的嗎?數十年後,何方反省一生的道路,認為自己犯了兩大錯誤,一是在延安搶救運動中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一是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他未來的命運在踏上延安那塊土地時,就已註定。他被納入一架冷冰冰的革命機器之中,機器如何運轉,何時犧牲哪一個具體的個人,也許有偶然性,被拋棄、被打擊、被犧牲的可能卻隨時存在,只是時間早晚而已。延安的搶救運動不過是後來類似反右運動的預演。覆巢之下無完卵,何方是幸運的,晚年還有機會從容地自述生平,反思既往。

1960年,他被下放安徽農村,一下鄉,他就聽說了餓死人的事,還有兩大普遍現象,一是所有女人不來月經,當然也不生小孩,一是男女老少幾乎都患了浮腫病。他在飢餓線上掙扎,最後得了浮腫病才回京。因為餓,他有一次一天就吃下去40多斤蘿蔔。善良、軟弱的中國人,即使面對餓死的威脅,也不敢說話。他在農村就沒有聽到有人公開講怪話,頂撞領導,更不要說聚眾鬧事了。這當然是因為"共產黨的統治嚴格",沒有反抗的餘地。一年間,他只聽到一句出格的話,是一位從小要飯、為人善良的袁大娘,有一天偷偷跟他說的:"毛主席為什麼那樣心狠,就是不讓老百姓吃飽飯?"迄今仍有人相信毛澤東當年與人民共患難,幾個月不吃紅燒肉,以及嘗菜窩窩之類的宣傳,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的《毛澤東生活檔案》的記錄表明,當時毛突然對西餐有了興趣,其中1961年4月26日制定的菜譜,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有雞鴨魚蝦上百種,光是雞就開了14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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