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六君子在北京遭清廷斬決
1898年戊戌變法至今120周年，合中國曆法兩個「甲子」。余英時教授年初的賀帖，大書「戊戌春回」4字，在我們沒有忘記這個日子的人們心中，低迴蕩漾。重溫余教授在1998年發表長文探討變法失敗原因時的慨嘆：「戊戌距今一百年，中國人心似乎依然如故。」面對20年後的今日時局，豈能沒有同感！
戊戌變法研究的兩種論述
戊戌變法完全可以視為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汰弱圖強的第一次政治改革。對這次變法，史學界歷有不同的評價。認為是一次「失敗」的，視角主要依據是，慈禧太后斷然廢除維新派和光緒帝頒發的改革新政，囚禁光緒，斬殺譚嗣同等「六君子」，並關係兩年後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之入侵。另一種不同的角度，則認為慈禧反對的是康梁的激進主張，例如幾天之內裁撤大批衙門和數千名官吏、建立由維新派把持的中央決策機構、聘請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參與朝政，甚至預謀「圍園誅後」殺慈禧。同時，肯定慈禧主張變法，在她治下開啟了中國從未有過的現代設施：鐵路、電燈電話、陸海軍、外貿外交；廢科舉、廢纏足；開放新聞自由，最後頒令君主立憲、國會選舉——作家張戎在其名著《慈禧》中說，慈禧不是聖人，是巨人。她順應歷史潮流把一個中世紀國家帶入現代，她是「中國的維多利亞女王」。
中共官方的定性不脫唯物史觀的教條：稱戊戌變法是中國「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企圖通過光緒皇帝實現君主立憲制，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改良不徹底，沒有依靠群眾，而歸於失敗，啟示是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這種階級論，我們並不陌生。俄國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都是自上而下的範例；何況，中國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像文革天天鬥資產階級一樣笑話。張戎和一派歷史學家，都指出當年朝廷並不保守，知道中國的落後而受辱，必須改革。所以才有清末十年政治和社會的務實進步。問題顯然在於，今日中共戊戌觀的階級論（評辛亥革命亦復如此），是為五四運動、中共造反，以戰爭奪取政權作辯護。毛澤東自從1927年在江西佔山為王至死，整整50年在「槍桿子」迷信中誤導蒼生，遺毒延續已越四代，反資產階級只是拉大旗作虎皮而已。如果說慈禧太后不自覺地做了戊戌變法的「遺囑執行人」，那麼，中共的歷史角色，只是一個千年帝制的繼承人。
變法失敗，不掩熱血書生的獻身精神
康有為、梁啓超在戊戌變法中的觀念和策略，當然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他們不是政治家，只是一批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他們急於求成地企圖改變幾千年的皇權帝制，所需的資源與智慧都極為有限。滿族權貴控制的清王朝，雖然腐朽如「紙糊的房子」，但帝國的八旗綠營、新軍水師，加上湘軍淮軍等，京畿武力在直隸總督之手，而滿族子弟掌權的官僚系統和一批漢族高官都是現存體制的得益者，維持「一族專政」（余英時語）於不墜。即以朝廷阻力，上有西太后，下有軍機處，光緒並無實權。因此，百日維新出現最後的權力改組危機、帝黨後黨決裂、康梁冒險圖借袁世凱殺太后失敗，幾天之內全盤皆輸。乃是不可避免的結局。史家唐德剛甚至指出，中國歷史包袱太重，由中古式轉型到西方現代式，康有為以那一點點中學程度的西學常識搞變法維新，真如蚍蜉撼大樹，失敗已於開始時。
我以為，百日戊戌政變顯示兩點教訓：其一、雖不能證明若變法成功，中國走上君主立憲之路，便可避免日後暴力連綿的國運，但在一個龐大帝國的內部實行一定程度的體制改革，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後來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所推翻，沒有發生法國、俄國革命那樣大規模的殘暴流血，和社會改良思潮的傳播及咨議局的設置不無關係。而康梁等人一介書生，無刀無錢，僅憑一派學說，就能打入朝廷、打動皇上，百日之內下達數百條諭旨，革舊立新。這樣絕妙的戲劇性，恐怕也是數百年世界政壇所罕見。其二、譚嗣同等六君子的慷慨就義，承繼文天祥《正氣歌》的道德傳統，為社會變革視死如歸，成為戊戌變法的象徵性標誌。譚嗣同在北京菜市口斬首，雖傳被愚民扔菜梆子，但是他那「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獻身精神已經載入史冊，影響不可估量。
唐才常為譚嗣同復仇組自立軍反清
下面的故事，涉及我的家族史。譚嗣同等被斬決後（事敗，清廷誅戮者止於與康梁光緒案直接相關者，包括傳書訊的太監宮女，總約數百人，並未掃蕩全國維新士人），激起南方同道友好極大悲憤。兩位接棒奮鬥的頂風人物是：唐才常與何來保。他們都是湖南人，少年才氣，秉賦出眾。唐與譚嗣同早為知交，被稱為「瀏陽二傑」。譚屬官宦子弟，其父時任湖北巡撫（省長）曾兼湖廣總督二年。唐則經縣府道三級考試第一名，獲國子監「拔貢」功名。但他不安於做官，四處奔走，為解國難，尋求新路。到1898年春和譚效力《湘報》時，已是主張君主立憲、議會民主的改革派。譚死後，唐以輓聯誓為戰友復仇：
我與公別幾時許，忽驚電飛來，恨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台，滿贏將去楚孤臣，蕭聲嗚咽；
近至尊剛十數日，被群陰構死，忍拋棄四百兆為奴種，長埋地獄，只剩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
嗣後，唐才常遍游香港、南洋、日本，演講募捐。在日本會見流亡的康梁二君，謀划起兵反清；也面晤革命黨孫中山，共商武裝起義，首選武漢，期引江南而撼全國。1899年底，唐回國，即在上海租界，假借名義，成立「自立會」。聯絡各方勢力，擴大組織，變名「自立軍」，得數萬兵，分五路，自任總司令。於1900年在上海召開第一屆中國議會，數百人選容閎、嚴復為正副會長、唐才常為總幹事（已若辛亥起義先聲）。不久，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慈禧帶走光緒逃亡西安。唐大喜，以為時機已到。乃赴武漢，欲擁洋務派大臣張之洞起事，勤王獨立。
不料，大隊伍起義之資金、軍械，嚴重不足。張大人在戊戌事變後，已唯朝廷是從，遂通英國領事進租界捕人，將唐營人物一網打盡（英人經義和團之役，也失去對「暴民」的信任）。據史載，最後審唐一幕，張之洞憐才，欲為這位他辦「兩湖書院」時的得意門生開脫，並以誘康梁回國為自贖，被唐斷然拒絕，自稱：「事之不成，有死而已。唐才常豈苟脫者！」張之洞正色道：「我本想刀下留人，今已愛莫能助了。」隨即退堂。7月28日深夜，唐才常及同黨十餘人在武昌被處死，埋屍小洪山。
唐才常（1867～1900）比譚嗣同（1865～1898）小兩歲，二人就義時都是33歲，他們求仁得仁，生死與共，為戊戌變法的高層策動和社會基層的實踐獻出年輕的生命。一般史記，對這場震撼中外的變法運動的描述，從康梁光緒到譚嗣同唐才常，即告結束。其實，還有一個同樣壯烈值得續貂的尾聲。
曾外祖何來保亡命常桃，三百清兵械押長沙就義
自立軍武漢唐才常總機關覆滅前，曾在湖南常德設有一個分部，主持人是何來保、趙必振。這與湖南是維新運動中的風雲重地有關。戊戌年間，湖南巡撫陳寶箴是一位維新派人物，治下銳意推行新政，啟迪民智，辦時務學堂，熊希齡創辦的《湘報》，得到他撥款支持，共發行115號。該報六位撰稿人是——梁啓超、譚嗣同、唐才常、何來保、戴德誠、樊錐。名列第四的何來保，字頌九，號鐵笛，常德人。他比譚嗣同年幼幾歲，卻也是少年風華，屢考皆為第一，人稱「武陵才子」。和譚嗣同交往，深受康梁新思想影響，在湘報的文章，闡發民權，痛斥暴政，推崇維新變法。六君子被殺，改革派失敗後，來保終日鬱鬱寡歡，憤懣之情，不可抑制，乃與好友趙必振、胡友業成立「寒社」，以詩詞唱詠，抒發怨恨。後又有四同道加入，時稱「寒社七友」。
1900年春，何來保、趙必振獲悉唐才常在武漢有密謀反清之舉，二人便與武漢總機關密函聯絡，唐才常確認來函後，覆示由何來保、趙必振主持常德組建自立軍。何趙於是在常德小西門城灣租房作為自立軍機關，聯絡省內志士，共襄義舉。不幸時局兇險，不足二月，武漢事敗，省府迅即派員秘密到常德緝捕自立軍。何來保病中聞訊，逃避桃源岳父家，留下一首「亡命詞，滿江紅」。後又遠避辰州（沅陵），隱入山寺，終為清吏所追獲。當局獲得何來保這最後的要犯，特以300名清兵械押到長沙審訊。時維湘地暑熱，長途役刑不堪其苦，經過常德時，大批市民圍觀。何來保有詩記載：
銀鋃鐵鎖出圍牆，親友紛紛送道旁；
三百健兒齊護衛，萬頭鑽動看何郎。（絕命詩之一）
九月，何來保在長沙從容就義。時年27歲。傳記作者應永志描述：「何來保身體魁梧，性格英爽抗直，嫉惡如仇……」刑前，豪飲兩大碗酒，笑曰：足矣！然後坐地受戳，高吟：「七尺賤軀酬故友，一腔熱血灑荒郊！」表明他不負譚嗣同、唐才常兩位景仰的學長和同道的召喚，死而無憾。戊戌先烈們以一腔熱血為他們憂國憂民的夙願畫上句號。（趙必振化妝教士得以脫險，逃亡日本。1902年潛回上海，翻譯出版介紹馬克思主義等日文著作，比李大釗等早十多年。辛亥革命後，曾入熊希齡幕，後執教於各地，1956年病逝長沙。）
何來保，是我母親皇甫道安的直親外祖父。早在1963年，父親冉鵬從台灣給我的信中，曾提到「你母的外祖父何來保公，還是清末常德革命殉國最有學問最年青的一個！」原來，何來保的女兒何貴貞，後來嫁給桃源望族之長皇甫天成（字敬之），他們的女兒，就是我的母親。皇甫敬之是清末湖南省咨議局的議員，他是我的外祖父，何貴貞是外祖母。父親年譜描述外公「不僅以財雄於鄉，而為學之名亦甚著。」（1908-1910御準的咨議局，推動立憲和民主選舉，已被史學界評為具有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里程碑意義。）
五十多年過去，我對尊祖何來保的資訊置若罔聞。現在卸下傳媒職務，才來挖掘和研究這段百年前的家族史，作為後人，和有點史學愛好的寫作者，實在有愧於先祖！發現我們和戊戌變法的傑出人物尚有一脈直系血緣的關連，無疑強化了一種歷史的感悟——啊，自命盛世的今日中國，你的政治制度還不如清末的維新時代！悠悠蒼天，譚嗣同、唐才常、何來保那一系湖南維新壯士的熱血，為何而灑！
（附帶感謝友人張戎，她的著作《慈禧》和她對寒社史料的提示，讓我找到更多有關先祖何來保的資訊。）
2018年7月25日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