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隊會戰突擊手合影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們都熟知「32111英雄鑽井隊」這個名字。1966年9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報道《偉大毛澤東思想的又一曲響徹雲霄的凱歌32111英雄鑽井隊撲滅火海保住大氣井》，並配發社論《毛澤東思想是革命人民的靈魂》，新華社播發了《人民日報》通訊員、《人民日報》記者、新華社記者聯合採寫的長篇通訊《毛澤東思想指揮我們戰鬥——記32111無產階級革命英雄主義鑽井隊血戰火海的勇士們》，在這篇通訊中寫道：
「今年二月間的一個晚上，從上級領導機關傳來偉大領袖毛主席向石油戰線職工發出的找氣找油的戰鬥號召。這時已是四點鐘了。能延遲到天亮再向大家傳達嗎？不能！一分鐘也不能推延！一秒鐘也不能推延！全體職工立刻在井場上緊急集合起來。毛主席的戰鬥號召，震撼了每個人的心靈。『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在星空迴響。……當天上午，他們就開始翻山越嶺，奔向千里之外的新井場。趕到目的地，大家一不問住，二不問吃，扔下背包，就摸黑幹了起來，立誓要給祖國找到更多的氣田和油田。」
這些報道、社論、通訊中都沒有說明32111鑽井隊的英雄事跡到底發生在哪裏，他們到底是在什麼地方「找氣找油」。因為這在當時還屬於「三線建設」的「國家機密」。
不過，這對於四川省的許多人來說，早已不是什麼「機密」了。
這就是當年轟轟烈烈的「四川石油大會戰」。
我有幸參加了那場「大會戰」。
我於1964年初中畢業後，因所謂「家庭出身」問題而未能升高中，成為「社會青年」（這是當時對失學失業青年的「中國特色」稱謂，正如後來的「待業青年」、「下崗職工」這類稱呼一樣，決不「與國際接軌」）。擺在我們「社會青年」面前的路，唯一可以「自願選擇」的，只有上山下鄉當知青，那時對上山下鄉的領袖號召和社會動員，並不是讓知青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我的不少同學在失學後就已經去了大巴山區的「公社林場」。我本來也想去，但家裏堅決反對，而且我最信賴的當過我一年多初中班主任的李老師也一再勸阻，她雖因病沒有把我們教到畢業，但卻始終關心着我這個班主席。她和一切善良的人一樣，也沒有料到那時貫徹「階級路線」已經嚴厲到了什麼程度，仍然不相信憑我的學習成績會考不上高中，鼓勵我再考一次。於是，我又在家裏複習了一年，再次參加中考，再次接受「不予錄取」的打擊。
不久，1965年9月初，街道辦事處通知所有的「社會青年」去開會，一個來自石油部門的招工幹部向大家作了熱情洋溢的動員報告，號召有志青年都去參加「四川石油大會戰」，說是要在四川拿下「第二個大慶油田」。
大慶油田！在當年國人的心目中這是何等偉大、何等光榮的「工業戰線的紅旗」！要在四川拿下「第二個大慶油田」，這是多麼令人振奮的消息！而我們這些屬於時代棄兒的「社會青年」竟可以去參加這樣的「大會戰」，成為「第二個大慶油田」的創業者，這更是令我們歡欣鼓舞，心潮難平。回到家裏一說，家人也都高興。在那時，城裏的工作崗位，對我們這樣「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來說，同樣是很難得到的。突然有了這樣一個當工人的機會，怎能不緊緊抓住！
看來是用人正急，招工動員之後沒幾天，就辦好了一切手續。1965年9月8日，我們望龍門街道辦事處的全體應招人員，背着、提着各自的行李，從街道辦事處門口整隊出發，順着馬路步行到菜園垻火車站，告別了家鄉。我們乘火車到內江，再轉乘石油局派來的大卡車，到了榮縣（當時屬內江專區）的山溝里。
在一條剛鋪上碎石的毛坯公路上下車後，就有人給我們分發了紅字精印的築路處黨委的《慰問信》，信的另一面印着那首在石油部門膾炙人口的歌曲《我為祖國獻石油》。在我保存至今的這封《慰問信》中，築路處黨委毫不吝惜美好詞句，稱我們告別家鄉、親人，前來參加石油會戰隊伍，「正是革命的具體表現，備戰的實際行動，也真不愧為偉大的國家、偉大的黨、偉大的領袖教育出來的偉大的人民」，然而，許多姑娘一看到周圍的荒山野嶺，就一屁股坐到行李包上放聲大哭起來。
當時，我們只想到是當工人了，從此改變「階級成份」了，而且是為祖國「開氣找油獻青春」的石油工人，是「第二個大慶油田」的創業者，何等自豪！許多人，特別是像我這樣充滿美好幻想的學生青年，都沒想到自己只是個地位低下的臨時工（低下到了比知青不如，後來知青上山下鄉的時間尚能計算工齡，而臨時工的工齡卻無人承認）。
我們的工作，是為真正的石油工人做好鑽井前的「鑽前工程」——修公路，平井場。我們那個名字很好聽的四川石油管理局機械化築路處，實際上除了很少一點推土機、空氣壓縮機和較多的運輸車輛外，勞動仍然是以五六十年代常見的那種手挖肩抬的人海戰術為主。全處有七八個工程大隊，大多是從重慶、成都、榮縣、威遠、資陽等大小城市裏招收的臨時工。重慶人最多。我所在的二大隊，除去一個中隊是榮縣人外，其餘全都來自重慶市市中區（今渝中區），按不同的街道辦事處編為中隊，由各街道辦事處的帶隊幹部任中隊長，記得好像七星崗街道是一中隊，四德村（捍衛路？）是二中隊，兩路口是三中隊，上清寺是四中隊……我們望龍門是六中隊。七中隊是菜園垻街道。八中隊是榮縣中隊。其他大隊，三大隊也來自市中區，四大隊有市中區、南岸區和榮縣、威遠的人，五大隊有重慶市中區、九龍坡區的人……因是按街道辦事處轄區編隊的，人員參差不齊，比如我們二大隊一中隊年輕姑娘多，而我們六中隊則男女老少都有，小的大約只是小學畢業不久的未成年人，老的好像已經過了退休年齡，做起事來都顯得有些龍鍾老態了。
大會戰的規模不小，全川到處擺開了戰場。一個築路處顯然不夠，於是又陸續建立了幾個鑽前工程團，實際上跟我們是同樣性質，此外還有基建指揮部，也都從重慶招收了大批「社會青年」。
因為我們是做「開路先鋒」，所以去的地方都是沒有公路的荒山野嶺，散住在山間的農家，我們住過農家的堂屋（相當於農家客廳，按農家的習俗，堂屋只准男人住，不讓女人住），住過農家穀倉頂上，還住過牛圈「樓上」……隨着公路的延伸，還得不斷遷移住地，有時附近沒有農家或農家不夠住，就只得搭工棚，用當地那種寬大的竹篾編成的曬席做圍牆，油毛氈做頂棚。住農家時，晚上照明是點煤油燈，在燈下看書看得久了，鼻孔會被油煙熏得很黑。後來住工棚就用電燈了，統一發電，到晚上10點，隨着發電機的轟鳴驟然停息，燈光全部熄滅。晚上出外則都用手電筒，附近鄉場上的供銷社，手電筒和電池的供應量驟然劇增。有時晚上開大會或看露天電影後，就可以看到山間小路上蜿蜒曲折的一串串手電光。
我們開始是在榮縣東興場附近築路，公路逐漸往大黃山上延伸，被稱為西幹線。我們每天的主要勞動，就是移山填谷，砍掉灌木和荊棘叢，挖出泥土運走，幾個人合力用鋼釺將巨石撬下深溝，太大的岩石，就要打好炮眼，填上炸藥，放炮炸開它。打炮眼還是靠人工（只有直屬處機關的作業隊是用風鑽打炮眼），一般是姑娘掌鋼釺，小伙子掄二錘，那楠竹軟柄的二錘掄起來彎得像弓，技術好的還能夠掄出不同花樣，准准地擊打在接觸面積極小的鋼釺頭上，發出清脆的響聲。整個工地上時常都會有叮叮噹噹的錘擊聲。
天晴的時候，到正午時分，蒼鷹盤旋的藍天下，常常會聽到山間到處響起尖利的口哨聲，那是中隊的安全員催促人們躲避的預警信號。過一會兒，就會聽到一處一處接連響起山崩地裂的爆炸聲，這是在放炮開山炸石了。我調到大隊部當宣傳員後，要山上山下各中隊跑（收集好人好事宣傳稿件和向處黨委報送的一些統計數字，如讀毛著多少篇、寫心得體會多少篇之類），有時就會從那些剛炸開、還散發着硝煙味的亂石堆上跨過。那時當然沒有什麼「生態環境」的概念，看到在我們手中變得滿目瘡痍的山嶺，心中只會充滿了建設者的豪情。當時放炮都是用的電雷管，所以基本上沒聽說什麼排除啞炮之類的危險，但仍然出了意外，一次放炮時有碎石塊飛到了我們中隊的伙房，把一個正在挑水的炊事員面部砸傷了。炮工班據說是從大慶來的，是正式工，發的服裝就與我們不一樣（我們是黑色棉襖，他們是灰色）。我們後來才注意到在勞保福利方面我們與合同工之間都有等級差別。
生活供應基本上是得到保障的，因為石油部門有的是運輸車輛。但在公路修通之前，還得靠大家去搬運，運米時，有的用臉盆裝，有的拿紮上了褲腿的褲子裝，各顯神通，像「螞蟻搬家」那樣往山上的駐地搬。用水則都是用井水或山溪水了。因此伙房每天的挑水任務很重。
休息日，年長些的會到附近鄉場上去喝酒（但往往會受到批評）。我到鄉場上去則主要是寄信。因為我常收到家裏寄來的書報雜誌或新華書店郵購部寄來的書，東興場那位神情靦腆、說話像女孩子一樣細聲細氣的鄉郵員小伙子（記得他姓蕭，我們都叫他小蕭），很快就把我認熟了。我們的到來給他增添了極大的工作量，他得每天奔走在我們散居山間的各中隊駐地送報紙、郵件，但他非常敬業，從不懈怠。不知他今天是否還居住在東興場上？
在山間的小河溝里洗衣服也別有一番情趣。那水很冷，很清澈。旁邊山坡上的樹叢中有不知名的小鳥發出彈撥琴弦般非常悅耳的鳴叫。我印象極深的是，一次在小河溝里洗衣服，中隊裏有位姑娘放聲唱起當時的流行歌曲：「太陽啊，霞光萬道，雄鷹啊，展翅飛翔。高原春光無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歌聲隨着山風迴蕩在山谷里，似乎比才旦卓瑪唱的還要動人。那情景，真有些令人陶醉。
當時生活中最困難的是洗澡。曾經在小河溝里用曬席圍了個棚子讓大家去洗澡，但水太冷，天氣一變，很快就不行了。我們住在農家的時候，有個姑娘實在難以忍受，偷偷在農民灶房裏燒水洗了個澡，被農民大娘知道了，狠狠地痛罵了一通。大概是認為那有褻瀆灶王菩薩之嫌吧？我是後來調到大隊部當宣傳員，去榮縣城裏出差（買宣傳用品），才在縣城的澡堂里美美地洗了個澡。
下雨天不出工，叫「扎雨班」。但「扎雨班」並不是讓你呆在屋裏玩，那時正是「突出政治」搞得十分紅火的時候，不出工就得組織學習，讀報，學文件，學毛著，討論……總之「不讓思想休息」。
更有特色的是「冬季整訓」。我們去後不久就到冬季了。冬季往往會因氣候原因很多時間不能出工，就會以室內學習為主。冬季來臨之前，領導上和一些大慶工人就不斷放出風聲，說是冬季整訓不得了，不死也要叫你脫三層皮，說得叫人不寒而慄。原來，冬季整訓就是一種整人和折騰人的方法，有兩手，一手是整，把平時的一些「歪風邪氣」上綱上線狠批一通（有時發幾句牢騷也會被上綱為「對現實不滿」，聊一點對飲食、服飾的愛好也會被上綱為「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當時最大的罪名是「破壞會戰」，最高規格的懲罰是鬥爭會，往往批鬥得那些平時桀驁不馴的「刺兒頭」也不得不規規矩矩低頭認罪（個別「情節嚴重」者還在鬥爭會上當場被「開除出會戰隊伍」，押送回家）。冬季整訓的另一手是捧，叫「評功擺好」，每個人都必須由大家為他找出值得誇獎的好處來，哪怕是一個性情古怪人緣極差的人，大家也得挖空心思絞盡腦汁找出他哪怕一丁點好處來加油添醋地夸上一通。這樣一打一拉，胡蘿蔔加大棒，的確能把人折騰得服服帖帖，「聽話要聽黨的話」。
評功擺好之後就要評先進，評選「會戰突擊手」。在我們那個隊伍里，年輕人基本上都是「家庭出身不好」，成年人更糟糕，有的是勞改、勞教刑滿釋放人員，有的是家中有被「殺、關、管」（被鎮壓、被判刑關押、被戴上「帽子」管制）的親屬而難以找到正式工作的人員，有的是原單位開除或精簡壓縮人員（多半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總之，不是家庭就是本人總會有什麼「污點」。也因此，我們臨時工里沒有一個中共黨員，整個大隊就只有幾個領導幹部和炮工班的幾個人是中共黨員。所以評先進只能是在這樣一大堆矮子裏面選高子。我那時體力弱，勞動力差，但勞動態度好，在文藝宣傳上能發揮一些作用（中隊駐地的美術字標語和牆報報頭基本上都是我寫、畫的），於是也有幸當選了六五年度會戰突擊手，得到的獎品是一個精裝筆記本。
至於更高一級的榮譽，就是評「戰區標兵」了，「戰區標兵」會享受由領導披紅戴花、大樹特樹、到處宣講（表揚與自我表揚相結合）的待遇。在我們築路處，記得被評為戰區標兵的有一個駕駛嚘斯五一的汽車司機柳菊承，是位老實人，車開到哪裏都會自覺修補路面，做好事。還有一位是處機關的長辮子打字員，她丈夫與她同姓，是處機關工會的宣傳幹事，為人十分謙和，不過，在開大會宣傳她先進事跡的時候，當丈夫的會在主席台一側毫不避嫌地振臂領呼向她學習的口號。
從大城市來到大山深處，久不聞城市的喧囂，會有一些特別的感受。在我的日記中有這樣一則：
（1965年）十一月七日，晴，星期日。
今天上午，我們正在勞動，忽然聽到一陣輕微而特殊的轟轟聲，漸近漸響，突然我們都聽出來了，那是我們好久都沒聽到過的汽車聲，有人叫起來：「汽車來了！」整個工地都發出了歡叫，人們全向公路的方向奔去。我們站在坡上，望着汽車響的方向，響聲越來越大，汽車沿着我們親手築成的公路開來了！我們心裏說不出的興奮，我們親手築成的公路啊！
我當天還寫了幾句記錄當時心情的詩，可惜沒有保存下來。
我們當時的工資是像農村的社員（農民）那樣評工分，根據勞動力大小和勞動中的表現，在各分隊評出不同級別檔次。我已記不起為什麼頭兩個月沒有發工資（當時肯定是向我們作過解釋的，但卻回憶不起了），只是給每人發了若干數量的飯菜票，讓每人借支了必須的生活費（我只借了5元，許多人都是借一二十元）。第一次發工資是在11月25日，從我保存下來的用發黑的再生紙油印的工資清單（11月24日）上可看到如下早已忘卻的記載——
姓名：何蜀
級別：乙付
出勤天數：62.5
日工分：7
總工分：437.5
工分價：0.13
工資金額：56.88
生活補助
雨班：4.50；開會：0.75；夜班：0.27；小計：5.52
合計：62.40
應扣
伙食：30.28；借支：5.00；合計：35.28
實發金額：貳拾柒元壹角貳分正
對這場「四川石油大會戰」，當時的中央高層領導十分重視，曾參加指揮大慶石油會戰的石油部副部長張文彬受命擔任四川石油會戰總指揮和會戰領導小組組長。四川石油會戰領導小組和會戰指揮部、會戰政治部設在威遠縣城北約20公里的新場附近一處叫曹家山的山溝里，依傍山坡建起了一片「干打壘」平房（厚實的牆壁用當地河溝邊很多的一種堅硬石頭加水泥砌成，據說造價並不比砌磚牆便宜），這一片時稱「總部」的地方被命名為紅村。最下面是招待所、大食堂，往上分佈着電話總機房、印刷廠、會戰指揮部各處室……會戰領導小組在最上邊一個小四合院。除去有盤山公路通到上面外，正中還有一道長長的300級台階，直達山坡頂上的千人大禮堂，禮堂屋頂上矗立着很遠都能看見的水泥鑄成的「紅村」兩個大紅字，這是彭真副委員長到此地視察時題寫的（彭真被打倒後，就換成了林彪的「四個偉大」題詞）。當時總部宣傳隊演出中的一首歌就這樣唱道：
毛澤東思想來武裝，
紅村禮堂迎朝陽，
石油工人大會戰，
顆顆紅心向着黨！
後來，築路處機關在東興場旁邊的小山頭上建起了基地，起名為紅旗村。
各礦區、各工地都寫着這樣一些激動人心的標語口號：
「惡戰惡戰再惡戰，一定拿下大油田！」
「頭可斷，血可流，不完成開氣找油任務，我們死就死在鑽台上，埋就埋在井場裏！」
「苦戰惡戰六六年，一切為了保會戰！一切為了七十億，一切為了找油田！」（「七十億」是指七十億立方天然氣產量。）
我調到大隊部當宣傳員後，曾在一些路段的邊坡岩壁或土壁上用石灰水刷寫了不少這類標語。
對這場四川石油大會戰，毛澤東、鄧小平、李富春、彭真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作了相關指示。這些指示的主要精神當時都曾向參加會戰的職工傳達。在我保存下來的一個自己用白打字紙摺疊裝訂的極簡陋的工作筆記本中（當時我已調到二大隊大隊部作宣傳員），還記有一些主要內容，那是1966年3月13日四川石油會戰指揮部召開的「總部電話會議」的傳達報告要點。其中第一部分是鄭指揮講戰區形勢，第二部分是陳司長（石油部基建司司長陳李中，四川石油會戰領導小組副組長）傳達「國家領導人對四川會戰的指示」，內容要點有：
1、四川最大的壓力：拿油出來。國家領導人先後六次對四川找油問題進行指示。
第一次，部黨委向黨中央匯報工作時，（毛）主席說：「一定要在四川搞一點油，搞一點氣。」
第二次，鄧（小平）總書記、李富春、薄一波來四川威遠礦區時指示：「四川搞氣是搞到了，但搞不到油不算搞到了。」
第三次，鄧總書記參觀了大慶展覽時指示：「你們在 大陸找不到油的話，過去的事情統統不算數。」
第四次，彭真來威遠礦區視察時指示：「氣的問題搞到了，油非搞到不行。貧礦也得搞。」
第五次，在全國工交會議上，鄧總書記在會上指示：「石油工業部不管你在別處搞到多少油，在四川搞不到油，全都不作數。」
第六次，彭真把康（世恩）副部長找去談話：「一手搞富礦，一手搞貧礦，一口井一噸油也得搞。」
張部長講：「找不到油，我就沒臉去見中央領導。」康部長指示：「根據中央指示，過去的一概不算，一切從零開始。」
必須惡戰惡戰再惡戰，拼死也要上去。今年四川還要上100台鑽機。今年部裏面只留四個人看家，「全家老少」都到四川來。
2、張部長說：還是按過去的八大戰場，三油四氣一條線。搞油的辦法：在川中上100台鑽機「百團大戰」，集中力量搞貧礦，現在就干。兩年以內再上兩百台，明年開始一年打兩千口（井），四年打它一萬口……打它一個翻天覆地、天昏地暗、鬼哭狼嚎！
搞不搞油出來，關係到國家安危，關係到六億五千萬人民和世界革命，關係到石油部的紅旗是舉得高還是下半旗。（這句話不是我說的，也不是一般人說的，反正是北京傳出來的。）
今年開始試驗出一套辦法。快速打井。四川的三五計劃搞不到三百萬噸油就交不到差。中央指示，不管你搞不搞得到油，也要搞幾個幾百噸的煉油廠。口號把「一切為了七十億，一切為了找油田」改倒過來。部里講：「大慶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山東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難道你們四川用主席思想找不到大油田？」
在我的日記中，還記有這次電話會議兩天之後的3月15日下午，我們二大隊在工地上（八中隊剛完工的路基上）召開的「出征誓師大會」的情況，摘錄如下：
二點半，大會開始。馮大隊長先作了戰鬥動員報告。……
然後王技術員給各中隊下達出征命令。下令前一中隊上台報捷，向大隊黨支部匯報他們為了迎接大會召開而創造的高產紀錄。王技術員對生產情況作了一些講述後下達命令。各中隊的幹部依次列隊上台接受命令，接到後都帶領全隊高舉拳頭向黨宣誓，同志們表示堅決響應黨的號召：「打打打！惡戰惡戰再惡戰！」「死拼猛打，窮干硬上，頭可斷血可流，刀山敢上，火海敢闖，哪怕是累死在西幹線上，埋在路基下面，也要為石油會戰獻出全部力量！」各中隊還紛紛表示提前完成任務。
命令下達完畢，各中隊的代表爭先恐後地湧上台表決心和互相挑戰。一中隊的中隊長跳到了桌子上，三中隊更迅速整齊地全體起立，前排高舉決心書，中隊長拿起話筒，帶領大家振臂高聲宣讀決心書。八中隊的幾個代表急中生智，爬到了正面內邊坡岩壁上，站在「出征誓師大會」大紅字下面，居高臨下，拿着話筒，高聲宣讀決心書、挑戰書。四中隊的全體同志齊聲高唱起「比比誰先進，看看誰的幹勁大……」會場上熱烈沸騰，群情奮激，一陣又一陣的口號聲震盪着山谷……
總部陳工程師講了話。他代表總部祝賀大會開得成功，對同志們的決心和幹勁作了高度評價，又講了一下當前戰區形勢，要求大家為了今後能作出更大貢獻，必須大學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一切突出政治。
現在的人來看當年這些記載，多半會感到荒唐可笑。搞建設怎麼可以這樣不講科學，這樣不講效益，這樣「做秀」？不過，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情況卻是非常正常，非常普遍的。當時在四川石油戰區還流行着這樣一首不知是不是從大慶傳過來的歌：
魚靠水，箭靠弓，
乘風破浪靠東風。
石油工人大會戰，
勝利全靠毛澤東！
當年人們唱着這樣的歌的時候，極少會有人對「勝利全靠毛澤東」這樣的斷言在內心裏表示過質疑。同樣，也極少會有人對「難道你們四川用主席思想找不到大油田？」的質問表示過質疑。這場聲勢浩大的石油大會戰，沿用的是50年代的「大躍進」再加上60年代的「突出政治」那一套。這樣搞建設會有什麼結果，歷史已經作出了回答。周恩來在文革中曾當面斥責32111鑽井隊的兩位代表，兩位「石油工業部五好標兵」，彭家治和王存友（二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別成為四川石油戰區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的負責人），罵他們是「兩個敗家子」。其實，「大躍進」式的大會戰不是他們下令搞起來的，造成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他們發動起來的。「敗家子」的帽子，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太大了。
一位曾與我同在築路處二大隊六中隊參加這場「大會戰」的朋友，在讀了我寫的此文初稿後感慨地寫了這樣一段話：
「想當年，一大批熱血青年自以為是獻身社會主義建設革命事業的時候，其實他們只是一群民工，也就是被視為農民式的臨時性工人。這就是當年理想主義教育的成功之處……還記得我們共同編辦《家鄉來信》的牆報嗎？那一封封從重慶寄來的家書，哪一封信不是真實的充滿了革命口號和革命熱情。可見當年工業學大慶的成功宣傳，實際上為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我認為有那段突出政治的工作和學習經歷，中國最終走向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必然。」
如今，當年那一處處熱火朝天的深山工地大都已重歸寧靜，我們修築的那些公路已經年久失修，少有車輛經過。我曾在西幹線一些公路旁的邊坡上用石灰水刷寫的大字標語自然早已不見蹤跡。那些被破壞的生態環境，有的已經很難恢復原貌。據說紅村總部那片顯赫一時的房屋連農民都不願去住（他們無法解決水電供應問題），完全成了廢墟。那場「大會戰」已經被人遺忘。然而，它耗費巨大的代價和無數人的青春，留下的教訓，有人認真總結過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