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桃花扇》，孔尚任（1648～1718）
日前在電梯間遇到陳信宏兄，他要我寫一篇關於慶祝中華經濟研究院（中經院）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幾天後，張傳章院長也來函邀稿。
起初，我有點猶豫，因為在中經院二十周年、三十周年慶時，我都已寫過相關文章，不想再重複。不過，想到近十年院內發生不少事，可以再加補充；而且我雖在2014年退休，但仍續任研究顧問，眼見中經院人事大幅更迭、煥然一新，或許值得「白頭宮女談談天寶盛事」，聊供在職同仁和社會各界參考。主意既定，乃以之前兩篇紀念文章為本，補述近十年來個人的一些感觸，撰成本文。
最重要的人生轉捩點
時光倒回40多年前，也就是1980年8、9月之際，已離校四年、正在行政院經建會（1977年改組而成，今國發會之前身）任職的我，雖有幸考取母校台大經研所博士班，卻面臨就職、就學的兩難抉擇，徬徨於人生重大十字路口；主要因為當時經建會並無在職進修辦法。而中經院的及時出現，無異為我開闢了第三條新路。
在創院「准副院長」於宗先老師的認可下，我在1980年10月21日以「第11位員工」的身份進入這個大家庭，並以半工半讀方式，開展在中經院的研究生涯。當時中經院還在籌備階段，借用長安東路第一銀行總經理的駐所辦公。我被分派在第三所，負責台灣經濟的研究任務，所里同仁屈屈五位；全院新進的年輕同仁總共也僅十來位而已，青一色是本土碩士，其中近半數正攻讀、或準備報考台大（或他校）經研所博士班。這主要因為兩位主事者—蔣碩傑先生和於先生—都抱定不向國內院校、研究機構挖角的宗旨，決定由基層人力的自行培訓做起。進修同仁除了在台大等校接受訓練外，還必須選定題目，就實際社會問題進行研究。院方更禮聘各校研究有成的教授，指導同仁、定期聽取進度報告。為了有效督促學習，甚至被要求按月撰寫工作報告。
前二十年，本土人員就在這種邊學、邊做的研究環境下，逐漸成長、茁壯，終於得以獨當一面。過程中的酸甜苦辣，可說五味雜陳，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二十年，對於個人來說，有四項特別值得記述的事情。
走上自由經濟大道
首先，我慶幸能在中經院選定走向「自由經濟」的正路。在這條路上，個人所以能走得堅定、踏實，有幾個關鍵相互配合。第一個關鍵是：進入中華不久，我就有幸先拜讀蔣碩傑院士的政論文章，包括蔣先生直接送給政府首長參考的秘件，以及蔣先生預備在報章雜誌發表的文章。這些文章都以簡單明了的市場機能與理論基礎，配以簡單扼要的數字，針對時事作有條理的剖析，最後再點出政策的疑點、指出應采的策略。蔣先生在寫這些時論時，態度極為慎重，可說字字斟酌，遣詞用字極為講究，特別是還以平易近人的行文，讓一般讀者都能看懂。這些文章中，以1981年所謂的「蔣（蔣碩傑）王（王作榮）論戰」那幾篇最為知名，而我幾乎都有幸先睹為快。此外，蔣先生參與國際研討會發表的幾篇文章，我也逐一譯成中文。在翻譯時，必需仔細推敲，也因而對蔣先生抱持的自由經濟理念能有更深的領略。1993年蔣先生仙逝，我將其論文、建言和時論編成五本書，交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又再一次得到重讀的機會。
第二個關鍵，就是個人與自由經濟的因緣。提到自由經濟，就不能不提奧國（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Ludwig V. Mises,1881~1973）和海耶克（F.A. Hayek,1899~1992）等先知，而在當代通行的經濟學教本及教學中，這幾位代表人物幾乎毫無地位可言。我有幸得以一窺堂奧，最感念的是夏道平先生（1907~1995）促成的一段機緣。夏先生曾是《自由中國》半月刊—影響台灣民主運動極深的刊物—主筆，也是台灣最純正的自由經濟學家，對奧國學派鑽研尤深，早年就將米塞斯、海耶克和洛卜克(Wiheln Ropke,1899~1966)等自由經濟名家的重要著作，一一譯成中文。他在「蔣王論戰」時，為文支持蔣先生，也去函為蔣先生打氣；退休後，獲聘到中華負責改稿、主持《經濟前瞻》（最初為季刊，後來改為雙月刊）編輯事務。
當時我們的文章都需經夏先生刪改，而我又時常提筆寫時論，於是就教於夏先生的機會相當多。經由夏先生的核正、潤飾，交流、薰陶，我對自由經濟內涵的了解與時俱增，對於「人的行為」、「市場機能」等等本來覺得簡單的名詞，也愈來愈明白其「無形大道」之涵義。或許夏先生覺得我根基太差，必須強化自由經濟的基本理念，於是在他重新校正、出版早年翻譯海耶克等名家著作時，就將審訂工作交給我負責。如此一來，我就得到一讀自由經濟大師著作的機會。在此過程中，雖然不是全部都能領悟，卻也不知不覺輸入了一些理念。到了夏先生的生命後期，他不但要我接下《經濟前瞻》的主編任務，也要我幫他完成一些文章和文集編印的後續工作，更在我的三本文集中分別寫了長序，將他畢生對自由經濟體悟到的精髓，一股腦兒地精要寫出。另一位受到夏先生薰陶、影響的同事謝宗林，也一頭栽進自由經濟寶庫，讓我有了切磋、交流的重要對象。夏先生告訴我：「路走對了最要緊，走得多深倒在其次。」
芝大一年的寶貴際遇
第三個關鍵是，1985年在蔣先生引介下，有機會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訪問一年。雖然只是走馬看花，也沒能與系內大師多作深談，但在自由經濟學風的環境下，還是感染了一些氣息。很重要的是，就在校園裏第一次接觸到張五常教授關於產權的系列通俗作品，包括得到兩本香港出版的文集《賣桔者言》和《中國的前途》，是一位香港留學生贈送的。同樣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廖四郎（稍後回台擔任教授）兄，也在那時送我一本Tomorrow, Capitalism。
張五常的作品，引領我認識寇斯（R.H. Coase,1910~2013,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所領銜的產權經濟學、法律經濟學，讓我對「市場失靈」和政府角色的重要課題能跳脫教科書的說法，有了不一樣的認識；同時對市場機能、自由經濟也能有更正確的了解。此外，張五常和寇斯的文章也讓我明白「真正的實證」是怎麼一回事。
至於廖的贈書，則讓我認識包括：產權、公共選擇、人力資本理論、重貨幣學派、新經濟史……一些讓古典經濟學重生、讓市場復活的「新經濟學和新經濟學家」，他們無一不是與自由經濟緊緊相扣的。這本書在我返台後，力邀馬凱、林全和夏先生，四人合力，將英譯本譯成中文。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高希均教授慧眼獨具，一口就答應出版該書，且列為第一本經典，書名定為《自由經濟的魅力－明日資本主義》。在逐字推敲的翻譯過程中，更堅定我走向自由經濟之路的決心。
邢慕寰的自由經濟政策
第四個關鍵，1990年初，與蔣碩傑先生齊名的邢慕寰院士應聘為中經院顧問。邢先生也是一位道地的自由經濟學者，對台灣經濟發展瞭若指掌，既關心、也了解。在邢先生的生命末期，我有幸與他結緣。我一向不輕易錯過邢先生在報刊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但真正感受到他的關懷，是喜獲邢先生的大函。1989年3月6日，我在《中國時報》刊登一篇〈明星工業—策略性工業的借屍還魂？〉，竟然得到邢先生鼓勵有加的親筆信函。
當時個人第一本文集《經濟學的天空：一位經濟學徒的管窺面》正要出版，於是大膽地懇請邢先生惠賜一篇序文。沒想到邢先生看完文稿，欣然答應、立即寫就，他特別指出我在書中表達的概念：「管制政策和手段」往往以「愛之適足以害之」收場，提醒讀者深思。那幾年，我時常為《經濟前瞻》向邢先生邀稿，個人隨後出版的《自由經濟的坎坷路》和《自由經濟大師神髓錄》兩本文集，也再度邀得邢先生作序。
那時，邢先生的身體狀況已不理想，但每周仍固定一天到中華勤做研究。即使健康和時間都緊迫下，邢先生還是勉力答允，依約完稿。
必須一提的是，邢先生對198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經濟的走向早已憂心忡忡，尤其關注：泡沫經濟形成、破滅之後，執政當局猶未體認到鬆綁的迫切性；外匯存底過度累積，卻未能善用，有反成亂源的疑慮；於是提出似乎違背自由經濟理念的「中央發展外匯基金」構想，以期協助產業早日升級，並避免泡沫經濟再起。沒想到輿論反應冷淡，政府官員也不重視，邢先生乃決定封筆。他的感慨，在我那兩本書的序言中作了部分的抒發。因此，與其說邢先生對我文章的欣賞，倒不如說是藉機留下一些歷史見證。
1999年10月30日，邢先生去世。隔年10月邢先生逝世一周年，在蔣碩傑先生文教基金會贊助下，中華舉辦「邢慕寰院士的經濟理念、政策與學術貢獻」座談會。為了介紹邢先生的自由經濟政策，我再將邢先生的有關文獻重溫一遍；隨後為了編撰邢先生文集，又廣泛搜集邢先生的學術論著，計出版一套五本。如此一來，我對自由經濟理念，以及自由經濟政策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也更清楚自由經濟理念的重要性。
自由研究環境的建立及傾頹
在中華前二十年的生涯中，除了因緣際會、親炙上述數位自由經濟前輩的教誨外，中經院特有的自由研究環境也當然值得大書特書。這與主事者的態度息息相關，蔣碩傑和於宗先兩位院士所奠定的機關文化、傳統，功不可沒。這兩位領航者為維持研究人員的獨立超然，除了尊重同仁的意見發表、寫作自由外，更極力抵擋政治力的干預。於是，研究人員在報刊雜誌、電視媒體的言論充分獲得尊重，院方則代為承受官方和業者的壓力。
前二十年，中經院「自由經濟重鎮」的聲名遠播，清譽有口皆碑。那時，全球正積極走向市場經濟，中華一直走在前頭、發揮帶引作用。
可惜時移境遷，中經院遇到瓶頸，不得不轉型，必須承接許多研究計劃，才能持續運作。且讓我細說從頭。
中經院是在台美斷交、共產中國進行放權讓利、經濟開放的特殊環境下成立的，主要宗旨是：研究中國大陸經濟。政府十分之九的出資形式和財團法人的組織，固然有獨立、自主、超然的利基，但也因官方出資之故，必須接受立法院的監督，包括：院長赴立院備詢等。而早期因薪資水平較高，也吸引不少關切的眼神。
1988年12月初，立法院在審核中經院新年度預算時，爆發了一場爭議。有幾位立委指責中經院「每年」花掉政府九億元預算，因而成為政府的打手；甚至批評中經院人員老化等等。當時我曾在報刊為文澄清，但不知效果如何。由此可知，外界對中經院存在不少嚴重誤解，而政府基金這一項正是關鍵所在。
於今觀之，在基金固定、利率下滑的環境下，這項被羨慕的特色早已消褪，至少自1998年之後，中經院的財務就出現難題。該年1月出版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發展願景與策略》一書，〈序〉中已明白指出：「然近年由於政府委辦之研究經費縮減，利率下降以及國內各學術單位爭取研究計劃日形激烈等問題逐一浮現，致使本院因為經費日絀而在選擇學術或實務導向之定位上面臨兩難之境。」於是開始嘗試變革、轉型。再由於「量化的」績效指標之實施，研究員搶計劃賺點數、拼考績獎金熱烈展開，對於研究品質、研究結果的獨立超然，不能說沒有影響；而政治力也悄悄介入。
2001年又開始辦理「優退」，一股資深研究員退休潮興起。在一段期間內，幾乎沒有新進研究人員，由而研究人力急速縮減。至此，中經院可說已由「雲端」落入「凡間」。
震驚各界的中經院紛爭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財務開始成為問題之際，中經院爆發一場媒體稱為「權力鬥爭」的事件。
那是1993年9月，董事會改組，費景漢院士一就任董事長，即在「董事長是否有給？」「究竟是董事長制抑或是院長制」等議題，鬧得不可開交。其間夾雜人事紛爭、監聽、監察院陳情等情節，一片烏煙瘴氣。乃至逼得全體研究員團結自救，不但召開大會，發表「共同聲明」，還比照「教授治校」，提出「研究員治院」的主張。
該事件經媒體大幅報導，最後由當時兼任中經院董事的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召集，舉行非正式常務董事會，達成「賦予董事會較大權力、確認董事長改為有給合法、董事長和院長適當分工」等決議，才平息紛爭。
據當時媒體報導，該份被稱為「救亡圖存」的「共同聲明」，針對費景漢所提：中經院有「任務多元化」等六項指陳，提出反駁。
針對「中經院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研究院」，「聲明」指出：「此話已使中經院15年的辛苦耕耘盡皆化為流水，並使中經院成為眾所側目的一個不正常機構。」「中經院的基本任務正是研究重大財經課題作為政策上之參考，或評論重大財經政策，作為導正政府施政的推動力量，因此不能也不應成為一個中央研究院一般的純學術研究機構。」「我們可以肯定，在任何場合中，我們從未存有為政府擔當傳聲筒、藉以討好委託單位的心意」。研究員也認為：與國外學校交流、兩岸學者專家接觸，是加強研究、責無旁貸的學術性工作。
針對「以金錢來獎勵研究，中經院已經出了問題」的指責，「聲明」質疑：「若此一說法恰當，則今日國科會（科技部前身）及許多基金會之各類獎助，都應立即停止，而採取中國大陸『學雷鋒』的運動加以取代。」
「聲明」表示，費景漢的改革主張，事實上在八年前即獲蔣碩傑院長支持；當時本院研究員在探究本院基本問題後所提的方案，已將之完全納入，並進而研提遠為深入、具體的作法。「費董事長並未提出更高於研究人員八年前即提出的改革主張，卻採取十分激烈的行動，意圖徹底調整中經院體制與人事架構。」研究員在面對本身的命運時，已證明院內研究員的智慧並不遜於任何人。
「聲明」最後提出三點「共同主張」：
●請還給我們自15年前開始，在蔣碩傑教授領導之下所建立的學術自由、超然獨立的傳統精神。
●要求目前體制爭議保持於構想與討論層次，立刻停止任何違反條例與章程的行為。
●本院定位、未來發展方向、提升學術地位等重大議題，應由董事長、院長、副院長、本院全體同仁共同進行探討。
該次紛爭對中經院形象應有相當程度的傷害，也或許讓有些研究人員意興闌珊而離院。
在平靜13年之後，2006年6月23日，也是中經院25周年慶前夕，一封署名「一群憂心中經院發展的同仁」匿名電子郵件忽然廣發各媒體，標題是：「兼任、無心、無能的院長帶領下，中華經濟研究院的未來在哪裏？」借着關心中經院未來，實質進行對柯承恩院長的批判。
黑函傳到記者手中，當然訪問查證。當時中經院蕭萬長董事長特別澄清：適任院長的人才難求！最適合者又一再表達沒意願，只有柯院長勉為其難答應當義工。還是蕭董事長再三請託，才首肯接任、前來幫忙的。
這話聽在研究人員耳里，着實不是滋味，也不免感慨萬千！昔日風光時期，中經院某一個所的副所長位置，即使旅美資深教授，搶破頭都不一定當得上。主要原因應是，當時中經院一言九鼎、待遇相對優渥；而應徵者擁有備受尊崇的學術地位，才是第一要件。今昔對比，能不令人唏噓？
中經院有必要還魂、重生、向上提升
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經院和其他的相關機構一樣，要靠「標計劃」謀生。院長最頭疼的事，是如何讓院收支平衡。而每一個研究人員的處境則是，非接數個計劃不可，否則難以為繼。試問：研究員若慘過一根蠟燭，必須好幾頭燒，如何能維持研究品質？若還要同時包辦諸多雜事，如何能專心從事研究？
中經院為何從雲端墜落凡間？為何人力在短短數年間大量流失？個人身為中經院元老，自籌備創院時就躋身研究行列，一路走過25年歲月的我，忍不住在2006年7月9日投書媒體，抒發個人的感懷：
「表面看是『經費財務』問題，實際上是朝野已不認同當初中經院扮演的角色。那麼，當初設立中經院的背景及其地位、任務是什麼呢？由當年的『計劃說明書』之記載即可清楚、明白。
「『為針對美、匪建交之突變形勢，以及國家經濟長期發展之需要，建議由政府撥款，以財團法人方式、成立獨立之研究機構，作為財經機構之外圍組織或諮詢單位；網羅國內外經濟專家，研究國內外經濟情勢。對共匪之經濟，尤應作經常性有系統之分析，知己知彼，爭取主動，制敵機先。』於是在政府捐助新台幣9億元，工商界捐助1億元共10億元創立基金下，中經院成立了。
「必須特別強調的是，當時擬訂計劃者體認經濟情勢變得愈來愈複雜，決策當局面臨的問題愈來愈難解決，亟需有配合這種轉變的經濟研究機構。對照日、韓，我們的研究機構囿於制度上與預算上的限制，研究工作者只有從事遷就環境的研究，或因職司所限，只能就某一問題進行研究，而這種研究或止於學術性質，無法用於決策參考，或限於目前情況的報告，缺乏嚴正的分析基礎，無法作邏輯上的推論。所以中經院的設立有其獨特性、綜合性、政策性，所需的人才與設備也迥異於一般公私研究機構。
「如此，就像該份『計劃說明書』的結語：『本院懍於政府之付託，當本於符合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推動經濟學術的研究，促進國際學術的交流，為政府及工商界提供建言、諮詢及經濟資訊等服務。欲達成上述目的，本院必須是一個學術性、國際性的經濟研究機構。所謂學術性，乃是以學術態度為研究經濟問題的基礎，但是以實用為歸向。唯有以學術態度所作的研究，始能持論公正、客觀，不受主觀的影響。也唯有以學術為基礎的研究，方能留住優秀的研究人才。同時，我們更強調研究的成果必須有實用價值。要達成這些任務，我們對所需要的研究人員及支援研究的工作人員，都要作謹慎的選擇和嚴格的要求。所謂國際性，即我們的研究成果不僅提供國內參考，也提供國際交流；而我們的學術活動不限於國內，也擴及國際。因此，我們要經常派遣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活動，也經常舉辦國際性學術活動，使國際人士對我研究成果及經濟建設有正確的認識。
「要實現我們的構想，我們的基本要求是這個經濟研究機構必須是獨立的、超然的。唯能獨立，始能避免外在的牽制，從事反映真象、探求真理的研究，也才能彈性地運用預算，聘請到所需要的人才，發揮最高的工作效率；唯能超然，它的研究成果對決策形成方能有積極的貢獻；它的研究成果方能受到國際上的重視；它的學術地位也才能在國際上建立起來。』
「要問的是：25年間中經院有達成計劃目的嗎？雖很難評估，但由中經院曾經擁有的規模及風光歲月，以及受到國際矚目，不能說沒有。問題是：為何會落到當前人力流失，風采褪色的境地？政治人物『短視近利、眼光短淺』或許才是主因，表面上的經費缺乏也是因此而來，其間關係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重要的是：在當今更瞬息萬變的國內外環境下，全球化排山倒海而來，中國經濟真相更需有深入的研究、國際經濟也需要花費更大的心力作廣泛探究，國內經濟何去何從的高瞻遠矚更不在話下。實在是非常需要讓中經院重生、還魂！而在硬體設備、研究環境都還存在下，只要充實固定財源，人才回流、匯集應該不是問題。關鍵的問題應在：當政者是否有遠見，朝野政治人物是否有心為千秋萬世的台灣子民永續發展着想？在『經續會』緊鑼密鼓籌備和中國、香港重金挖角聲中更值得深思。」
該文引發王作榮教授的關注，旋即在同年7月16日發表〈回溯中經院的往事〉一文，對中經院作「絕對負面」的評析。我立即以〈為中經院說幾句話公道話〉一文回應、駁斥。其中針對王教授文中提到所謂「中經院失敗」的四點原因，做這樣的說明：
「一、蔣碩傑及部分主管毫無行政才能乙事，比較屬於主觀認定，不予置評，但說他們『不知道中經院的設立目的及任務，以為是一個會寫研究論文的機構』，則言過其實。此由我在7月9日文章中對當年中經院的『計劃說明書』之部分引述，應可釋疑。
「二、關於中經院延攬的『人才』，無論國內外學人都在兼差、兼職，還有在補習班授課者。前者有『院規』可循，後者則可能是『個案』，而且似乎有受到過關切，並非『無人過問』。
「三、關於『內部派系鬥爭激烈，什麼壞手段都使出來』乙事，就王先生所舉費景漢先生任中經院董事長的例子，其實只是小部分人的紛爭，說成『派系鬥爭』恐怕言過其實；說是『茶壺裏的風暴』還可接受。而一個機構里，出現理念、路線、管理方式的爭議，也應司空見慣，不應以偏概全，以『派系鬥爭』稱之。
「四、王先生說『中經院內既少研究風氣，更無研究紀錄』，且以『一團糟』形容，這是最值得回應的。中經院內同仁的職務就是做研究，不論是自發性、或接計劃都是；而研究論文和報告更是滿坑滿谷，到中經院圖書室一瞧便不言可喻。至於對重大財經議題的建議，自蔣碩傑任院長開始，或公開、或以密件方式實在不勝枚舉；而同仁們在公開媒體上的評論，更是數不勝數。其實，個人認為中經院最重要的，是幾乎發展成國內外『自由經濟的重鎮』。而1981年『蔣（碩傑）王（作榮）論戰』掀起的波濤壯闊討論，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恐怕既深且遠，身為主角的王先生應該記憶猶新才是。連戰先生任行政院院長時所揭櫫的『亞太營運中心』，其根據的理念『供給導向』，正是費景漢坐鎮中經院之際所提出的，而『西進』或『南向』政策的拉扯，也發生在費先生任內。因此，說『從未在公開的媒體上看到他們的意見，也從未見到中經院表示過什麼受人重視的對策建議』，不是對中經院太不公平了嗎？」
承傳中經院歷史、繼往開來再提升
2011年中經院三十周年，我在〈三十年一覺中華夢〉一文，最後特別重複五年前文章中的「呼籲」，而在對照世事的變化後，認為更是重要，值得當時的中經院高層、董事會，以及朝野上下嚴肅看待，到底中經院是要隨波逐流抑向上提升？應只繫於「國家領導人」的一念間！
如今攸忽十年又過去，中經院不但未能獲得奧援、無法向上提升，就在2018年11月15日，台灣最高法院甚至還判決：中經院房舍應歸還台大！歷經六年的纏訟，最終中經院竟然敗訴！此後，中經院每年需支付台大一大筆租金，否則必須移居他處或買、或租，或者再覓適當地點，重蓋研究大樓。
這樣一來，連基礎硬體設備都連根拔起，豈止「屋漏偏逢連夜雨」而已？不禁想起明朝孔尚任《桃花扇》名句「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不過，中經院在當前曹董事長和張院長的領導下，政府計劃業務依然欣欣向榮，有着「打斷手骨顛倒勇」的氣慨。俗話說：「置於死地而後生」，工商界也有「只有不爭氣、沒有不景氣」的說法，只要全院上下一心、團結一致，立下「打不倒」的決心，相信中經院可以「自助」、「人助」而後「天助」。
祝福中經院堅持創院初衷，秉承「經國濟民」理念，薪火相傳、繼往開來，重新向上提升！
總而言之，成立40年的中經院，前二十年是「國家政策智庫」的養成和成熟期，後二十年則轉為「承接（標）政府機構研究計劃謀生」的自生自滅時期。前一階段，完成「引進及培訓具博士學位的研究人才」和「完備研究設備」兩大目標。當時中經院合格的經濟人才最多，凡在海外學成、返國服務的，都想進中經院工作。當時的經濟研究主要是基礎研究，也就是先釐清國、內外的經濟現實及所存在的重要問題，而後再提出建議，也出版不少有關實務經濟的研究成果。後二十年由於利息收入愈來愈少，既不能擴充規模，連維持現狀都有問題。為了生存，院內一方面削減人員待遇，以致專業人才流失；另方面搶標政府委託研究計劃，可說已轉型、淪為幫政府政策背書，必須接受政府官員指示的民間「顧問公司」！
要問的是，今天還需不需要有一家與1980年代一樣的智庫：中經院？
審度國、內外環境，在中共當家的「中國霸權」威逼全球，國際環境詭譎多變下，其實更需要有像當年的中經院一樣的「真正智庫」。今天的中經院規模雖然已不復當年，但人員、研究設備和組織架構都還留存，不必從零做起。正如已故中經院創院最主要人物於宗先院士所言：「如果政府有眼光，每年撥一筆款讓中經院作長期性的研究，一方面可提高政府經濟決策的品質，另方面可留住這些訓練有素的經濟團隊。」若國家領導人能這樣做，中經院自然可以向上提升，重返雲端、公正超然，善盡「經國濟民」之責。
至若維持現狀，選擇讓中經院繼續以標接計劃為生、自生自滅，則中經院必須放棄「學術性研究」，專攻「政策性政府委託計劃」。也就是，要以「計劃績效」為考核基礎，遠離「黑板經濟學」、接地氣，回到現實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