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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美國】前中共媒體高幹程凱: 「六四」拯救了我(專訪)

前中共媒體高幹、流亡美國加州的程凱先生接受本台《走入美國》節目專訪。(圖片來源:SOH合成)

前中共體制內高幹,流亡美國矽谷30多年的程凱先生,在「六四」到來之際表示,「八九六四」是慘案,但是卻拯救了他個人。為什麼這麼說呢?他認為今年「六四」的32周年紀念日與往年相比有四大特點,是什麼呢?本台《走入美國》節目主持人辛恬對程凱先生做了專訪。

辛恬:今年是「六四」天安門屠殺32周年,今年紀念「六四」與往年顯然有所不同。程凱先生回想當年,他認為,雖然「六四」屠殺是一件慘案,對自己而言卻是獲得了新生。我們知道,今年「六四」在中共勢力對香港的控制下,首次沒有了香港維園的大型燭光悼念集會。

本台《走入美國》節目主持人辛恬就「六四」專訪資深媒體人程凱先生。(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程凱先生曾任《人民日報》駐深圳首席記者,之後被調往海南,成為海南建省籌備組主要成員之一,之後任《南海日報》總編輯,屬於中共體制內正廳級別高幹。「六四」之後他遭清洗,流亡到美國,曾參與創辦多個中文報刊,後任《自由亞洲》駐三藩市灣區特派記者20多年,直到去年退休,目前居住在加州矽谷地區。

在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的初期,作為一個黨媒的總編輯,程凱先生說自己一開始也是遵守着中共的要求,對北京學生的抗議請願採取忽視和不報導的做法。但是,後來發生了什麼,導致他惹下了所謂的「滔天大禍」,成為「六四」之後被清洗的目標呢?

兩條底線:我放棄了共產黨給我的底線,守住了自己良知的底線

程凱先生:我們在海南當初也是基本上按照新華社、人民日報的口徑,當地的一些海南大學的學生也有走出來示威的,我們一概都沒有報導。因為中央沒有報導北京學生示威的情況,因此還引起海南大學學生們到報社來示威,叫我出來跟他們對話。

當然我很害怕,因為我沒法面對他們,我覺得理屈詞窮,他們是正義的,我不宣傳那是非正義的東西,因此我只好躲起來不敢面對他們。後來直到「426社論」發表:「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要求制止這個動亂,只有鄧小平的聲音,根據鄧小平指示寫的社論。那麼這樣的社論你該往哪放?當然是頭版頭條,我就覺得沒有哪一個媒體人傻到不懂得這個事情的。作為媒體人,起碼的敏感得有吧,當然我也知道那個社論是失實的。

但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我們《海南日報》就把它放到第四版去了,全國獨此一家。我那時的想法就是:北京的形勢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了,軍隊要戒嚴了,4月29日那兒張牙舞爪地宣傳戒嚴,「426社論」就是一個先聲。在這個時候對這個社論還在繼續擁護的話,我覺得我違背了自己作為媒體人的良心。

那時候我自己面臨著這麼個決戰,內心的決戰:一個是作為共產黨報紙的總編輯,黨給我了底線,按照黨的要求一步一趨;還有一個就是作為媒體人,有一個良心的底線。這兩種底線,我知道我那時候只能守住一個底線了——要守住自己良知的底線,你就沒有辦法再守住作為黨的總編輯、報紙總編輯這個底線。你要守住那個底線,你良心的底線必須放棄。

我作為媒體人,那個時候年輕,也對中國有很多擔憂。另外從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走過來的,親眼看到八十年代是給中國帶來一些希望,在趙紫陽的領導下,整個的黃金十年,眼看着就要被葬送掉了,我覺得作為媒體人,這個良知底線我得守住。因此我放棄了共產黨給我的底線,我守住了自己良知的底線。

作為總編,我當時的決定惹下了滔天大禍

我當時就覺得,這個社論歷史終要否定它的。過去32年了,我仍然這樣認為。32年歷史長河只是一瞬間,未來仍然要否定的。如果說歷史將要否定的,我們不如現在就否定它。因此我就指示我們總編辦主任,把「426社論」放到第四版。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決定,我就做了。由此惹下了滔天的大禍。

當然《海南日報》不僅是這個了,還有429以後我們還發了趙紫陽總理的照片,明顯地表達了對趙紫陽的支持。我們不但發了他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學生、拿着喇叭筒那個照片,還發了他在海南以前視察的一些舊照片。標題是《紫陽您好》,這個也惹了大事了。

1989年「六四」前夕,時任總理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與請願的學生們對話。(圖片來源:網絡截圖)

同時作為媒體、報紙,那是有「版面語言」的,就是一個報紙一個版面,你這個消息處理到哪一個位置,處理成多大的標題,這都說明你這個編輯跟你的總編輯對這篇新聞的評價和政治的傾向。因此當時《海南日報》也用了所謂「版面語言」,處理了很多外邊的來稿。

比如,匈牙利的一個領導人,他在另一個事情中說:在任何情況下不允許向民眾開槍。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消息,是新華社發的。我想,駐外的記者是有意地發了這個消息,很多報刊就不用,有的用了,放在第四版國際新聞。我們就拿來放在第一版,處理得很顯著,而且還加了一個花邊框。這就是我們的「版面語言」嘛。

在「六四」以後他們批判我的時候,把這些都羅織在一起了,那是我的「罪狀」。現在我為此感到很光榮,那是對我的功勞的記載。

媒體人是怎麼樣面對「六四」的?

我覺得當時中國的很多媒體人,我覺得都是有同心同理的,人民日報的很多老記者,走上街去參加學生的示威。當時人民日報的社長錢李仁在門口擋住他們,那些老記者們,他們的資格都很老,從延安過來的,有的是國共戰爭隨軍記者,一把把他推開,他們就上街打着標語,一些老記者帶隊,那時候他們也很醒悟了,打着「不要再逼我們撒謊」的標語。幾十年來共產黨一直在逼着我們撒謊,逼着我們講假話,現在我們終於可以發出聲音了,「不要再逼我們撒謊」。當然最後整肅,他們的下場都很悲慘。

根據鄧小平的精神寫「426社論」的一個副總編,他心裏邊是不贊成「動亂」這個說法的。中國媒體人就是這麼悲哀,我不贊成,但上面精神來了,我必須按照這個精神來寫社論。就是他的筆跟他的心是不對等的。一般的文章是言為心聲嘛,應該是一致的,但中國媒體人的悲哀就在這裏,他下筆寫東西,未必是他同意的,未必是他想的,但是黨的宣傳需要,你必須這樣寫。包括起草社論的這個副總編輯,他是很不錯的一個人,他真的不同意。但是寫社論是你的工作,你的政治觀點,你對「六四」、對八九民運的觀點是什麼樣的,也要被共產黨控制。他以後也受了清理,被清理到四川去了。他是個部級的幹部,調到四川當了省委宣傳部的副部長,給他個閒職降了兩級。都被大清洗。

「六四」之後被整肅,流亡海外30多年不能回,不後悔

我也是被清洗之一了。我想那個時候的媒體人,大致上的心態都是這樣的,這些人也受了整肅了,《海南日報》受的整肅就更嚴重了,我自己也是受了整肅,不然也不會流亡到海外,30多年回不去。

我不後悔,過去有不少人問過我,你後悔嗎?他們大多數過去是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那個時候就算你不去,再有大的作為,一般的升遷到了退休混個副省級、正省級乾乾,應該沒有問題的。那就意味着你在共產黨的隊伍里,你必須跟隨它們。說到底,你必須是貪官,必須是酷吏,你才能做到這樣,如果你不這樣,你升不上去的。

混跡在中共體制里,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比如在一個班子裏邊10個人,你不貪污,別人貪污,9個人貪污,最後被打成貪污犯送進監獄的一定是你,而不是他們。因為那是個爛泥塘子,那是個污泥濁水的地方,沒有人能夠保持自己的高潔,所謂出淤泥而不染那是不可能的。

鮑彤他是個很好的共產黨官員,他「六四」以後隨着趙紫陽下台,他也講,我如果在共產黨隊伍里,也可能成為貪官。鮑彤都如此了,我獨善其身不大可能。因為人都是人,誘惑太大,你能頂住10萬元的賄賂,你頂住100萬元的賄賂,你頂不住1000萬元。誘惑實在是太大了。還有包小二、包小三的,很多人原來也不是這個樣子的,但是在那種誘惑面前,你沒有辦法抵擋。

我們海南省有一個副省長,他是個礦工出身,他是海南的石碌鐵礦局掘進隊隊長、勞動模範,後來提為專屬的副專員,後來建省以後就當了副省長。他也是很純樸的人,跟太太感情很好。當了副省長以後,他有權力批條子、批項目、批地、批款,缺乏任何監督,人就完全變成一個非常非常壞的人。下邊的公司老闆找他批條子,必須送一個女孩去到他的辦公室拿這個批條,如果送一個男人去,十個去十個拿不到。送女孩子去,公司總經理就跟那女孩子講了,你準備犧牲了,回來公司會給你高額的補償,你只要拿到這個批條。這個女孩子去了,就準備獻身,就在他的辦公室里,獻身完了之後,她就拿到了這個批條。這是個什麼世界?禽獸不如。

人應該有點精神追求,不光是我,古代的人也是這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人都這樣講,古人尚且有這種精神的追求,現代人為什麼把自己墮落成一個畜生!如果你仍然保持這種追求,保持自己的良知,你會在那裏非常痛苦,當你死掉的時候,這一輩子過完的時候,你會想到我在這個爛泥塘子裏打滾,人的精神世界是一無是處,就在共產黨這個大的染缸裏邊摸爬滾打,你由一個純潔的人,一個真正的人,完全埋沒了,變成一個非常壞的人,對社會、對人類、對別人、對國家、對民族有害的人。

「六四」拯救了我本人,離開中共的爛泥塘是一種解脫和幸運

我離開了這個爛泥塘子,對我應該是一種解脫,是一種幸運。從某種意義上講,「六四」是拯救了我本人,如果不是這樣,我繼續呆在那裏,你坐到很高的官也好,但你是個壞人,你是個對民族、對國家、對人民有危害的人。除非你把良知完全淹沒了,你把自己等同一個畜生,那是另一回事情。如果能保持良知,你會覺得在那裏生活得很痛苦。

所以我出來以後,覺得有一個新的人生,當然我沒有那麼多財富,我出來以後我每花的一分錢,都是通過我自己寫作,每一個字都是通過我寫來的。但是我覺得精神上很愉快,我沒有與它們為伍。如果與它們為伍了,那真是人生的恥辱。

所以,我當然不後悔,我萬幸!「六四」殺了很多人,但是「六四」反思的結果拯救了我個人,就是我離開了它們,不與他們為伍。當我40多歲出來的時候,現在我獲得了新生。所以我不後悔。

今年「六四」32周年紀念與以往相比有所不同

「六四」32周年,今年有些不同。香港維園紀念「六四」,今年被中共禁止了,今後恐怕是永遠禁止了。香港作為中國民主的一面旗幟、一個希望,恐怕將來是不存在了,支聯會將來的命運很可能被解散,因為它要打壓你很簡單,拿一個藉口就把你取締了。現在香港已經不行了。

因此我覺得今年「六四」32周年,海外紀念最大的規模應該轉移到美國了,而且今年有個很重要的活動,就是在「六四」那一天晚上,洛杉磯雕塑家陳維明先生,我稱他是偉大的雕塑家,沒有哪一個雕塑家有他那樣偉大,他建立一了個雕塑公園,裏邊有十幾座雕像了,包括「六四」的碑,現在又新雕塑了一個「中共病毒」,把中共散播病毒毒害全世界人,一億多人感染,300多萬人死亡,美國是3000多萬人感染,60萬人死亡,這樣一個大規模的對世界人的屠殺,可以說是對世界人民的宣戰,把它用一種形像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了。我覺得這個做法非常非常值得。這個雕像可以叫中共寢食不安。陳維明做的貢獻非常大。

「六四」那天,自由雕塑公園要舉行落成儀式,大概有500人的儀式典禮,而且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史密斯議員,多年來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舉行了60多次關於中國人權問題聽證會,他會到場參加;民主教育基金會頒發一個特別貢獻獎,對陳維明的貢獻表示感謝。

很多民運的領袖,包括方政、王丹、王軍濤他們都會從美國各地去,因此海外成為最大的紀念活動場,就在美國了。我相信以後,紀念活動最大規模的都是在美國發生了。因為香港不可能了,另外就是台灣。

在國內的大背景,就是大量的青年躺平,也是一種無聲的抗議,我認為它是用表面消極的辦法來積極地對抗。另外,今年「六四」,還是要講真相。

對於「六四」,理性反思失敗和經驗教訓與紀念同樣重要

這裏我談點我自己的看法。「六四」到了32周年,我們不能還只是流於譴責中共暴行,或者講真相、一般的控訴,我覺得已經不夠了。32年了,我覺得反思跟紀念是同樣重要的。反思什麼呢?就是中國未來局勢變化,很可能再出現另一次民運,你不要說它不會,在某個大氣候來臨的時候,可能出現另一次民運。「八九民運」的失敗與經驗教訓,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進行反思,為將來中國出現大規模民主運動,我們更理性,更冷靜地推進民主運動,奪取勝利,以免重蹈「八九民運」的覆轍。我覺得現在是提出反思的時候了。

當年的學生領袖,我們不譴責他們,也不是批評他們,他們永遠都是英雄,他們當時的勇敢舉動,以及「六四」30多年來堅持反對中共一黨專政,堅持要給「八九民運」一個說法,非常可貴,也是可歌可泣的。但同時,我覺得這些學生領袖們也應該去思考一下:「八九民運」為什麼會失敗。

我覺得很重要一條,就是當時他們拒絕跟黨內以趙紫陽為首的所謂開明派、改革派合作,也拒絕聽取一些知識分子,包括嚴家琪、萬潤南對他們的一些勸說。任何運動激進的結果,都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我們現在理性回顧一下「八九民運」,我覺得是總結一些教訓的時候了。這是第一。

第二,另外一個極端就是對海外民運的污名化越來越嚴重。這些人是打着反共旗幟,一提到民運,就什麼什麼的。是的,經過32年,民運隊伍有很大的變化,或者已經不成其為一個隊伍了。但是民運理念仍在,民運的精神仍在,這個是不容許污衊的;而且民運32年來,對於西方世界認識中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30多年來,兩組力量對西方世界認清中共做出了傑出貢獻

這32年來,有兩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他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貢獻,對西方世界對整個中國共產黨的認識的轉變,做出了非常傑出的貢獻。一個是中國的民主運動,一個就是法輪功。這兩組力量也不斷地受到中共的污名化,但是他們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如果沒有30多年的堅持,向主流世界揭露中共的殘暴、一黨專政的禍害,西方不會有現在這種轉變;沒有法輪功20多年來堅持不懈地講真相,揭露共產黨包括活摘器官、在監獄裏殘酷的人權迫害,西方也不會引起現在的警惕。而且法輪功他們有很多理論上的貢獻,「黨文化」的概念是法輪功提出來的,《九評共產黨》闡述得非常深刻,「天滅中共」誰想得出來啊?上天都不容,人神共憤的……這都是非常大的貢獻。因此不容否認、不容污名化。

因此今年大家也應該奮起反擊污名化,尤其這些污名化的人是打着反共旗號的,一提起法輪功,一提起民運,就什麼什麼地講。他們雖然也是反共的,但是真反共假反共,我就不知道了。

這兩組力量的貢獻,在川普特朗普)當政的時候,他跟他的團隊包括彭斯蓬佩奧他們的兩次演講,基本扭轉了西方世界自二戰以來對中共的綏靖政策。即使左派當政,現在拜登上台了,他對中共的政策也回不去了。長期以來,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法輪功學員,堅持不懈地講真相,揭露中共的罪惡,我覺得是不可磨滅的貢獻。你要憑着西方的這些左派知識分子,這些大教授們他們的一些綏靖的觀點,永遠也達不到現在美國產生的境界,以致像拜登這樣的左派,他也不得不繼續往下走,不得不沿着川普的整個思路來走。世界局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跟海外民運和法輪功對中共長期的揭露非常有關的。

所以今年的六四的特點:一個是重點移到美國了;第二是海外的民運,特別是當年的學生領袖也應該做些反思,堅決回擊對民運的污名化;由於香港的民主旗幟被中共砍倒了,因此激起了世界對中國「八九民運」,對「六四」運動的紀念,會掀起更大的規模;今年海外的32周年紀念活動,比過去更深入一些,會比往年規模更大一些。

責任編輯: 李韻   來源:希望之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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