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就想上大學，1964年考初中時，我報的三個志願都是大學附中：清華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想早點沾上大學的邊，並如願以償地考上了清華附中。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個夢一步一步遭到了摧毀。
文革初期，社會上破四舊。所謂四舊，就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認為傳統的東西就是反動倒退，必須摧毀砸爛。而對什麼是新什麼是舊的標準，當時上有關於香花毒草六條標準的「最高指示」，下有紅五類天然正確的理解。
既然文革前十七年的學校是由「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佔據統治地位，那麼學校的教科書就必在掃蕩之列，我的初中課本不幸遭遇此劫。1966年初夏的一天，我從外面回到學校宿舍，發現屋子裏煙霧繚繞，我的臉盆被放到床上，臉盆里滿是紙灰，追問之下，才知道是班裏的紅衛兵來宿舍破四舊，效仿秦始皇焚書，由於我不在宿舍，我的初中課本就成了他的第一批戰利品，語文、數學、英語、化學、生物、歷史、地理等等，悉數燒光。
來燒書的紅衛兵平時老實憨厚內向，在家裏住，並不住在學校，和同學們來往也不多，沒想到蔫人幹大事，趁人不在，把我的教科書全燒了。我的憤怒傷心自不必說，但仔細想想，有領袖的意旨和紅五類紅色恐怖的權威，我就是在場，是否又敢搶救，又能救得下來幾本呢？但問題是，我還想上學呢，沒了書可怎麼辦？看着臉盆里還沒有完全熄滅的灰燼，我有某種不祥的預感，大學夢似乎難以實現了。但我還是不願意相信。
過了些天，我們到京郊亮甲店勞動，住在村中知青的屋子裏，有個前兩年下鄉的知青對我們說，別做夢了，將來你們和我們一樣，也得下鄉。我還很不以為然。但是，心頭總有一片揮之不去的陰影，我的爸爸頭戴「反動學術權威」和「地主階級孝子賢孫」兩頂大帽子，儘管他是中國第一個發現鈾礦和找到中國最大鈾礦床的人之一，但在出身決定一切的年代，我還能實現自己的夢想嗎？
1966年9月，我們去京郊房山縣竇店農村幫生產隊刨花生，上工下工路過一戶地主人家時，同學們紛紛用石頭砸豬圈裏的豬，以顯示自己的階級感情和革命義憤，豬哼叫着躥跳着來回躲避，主人也不敢出來攔阻。我雖然也跟着扔石頭，但心頭更堵了，出身不好的豬尚且如此，出身不好的人豈不是更糟？以後會有什麼樣的前途真不敢想，只感到一片迷茫晦暗，就想逃離，躲得遠遠的，又不知逃到哪裏去，甚至想這輩子就這樣算了，有破罐破摔的想法，和幾個同學給農墾部長王震寫信，要求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當農民，但一直沒有等到回信。
我的預感不幸猜中。後來十餘年的人生，我不但離大學越來越遠，而且幾乎所有一般人認為的好事都與我無緣：
1969年1月我從北京到陝北延川縣關莊公社劉家灣村插隊，下鄉4年，大學招生沒有光顧我們村。在農村時，我寫了入團申請書，但公社知青專乾的答覆卻是，「此人缺乏年輕人的潮氣」。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潮」從何來。回到生產隊派我看瓜的瓜棚里，躺在星空下，才恍惚感到，大概是因為這個人前些天到瓜地來，我沒有讓他白吃白拿的緣故。
1972年底招工進入漢中勉縣的海紅軸承廠後，我努力工作，出徒不久就當了車工班長，入了團，被選為車間團支部書記，但我的價值似乎只在於幹活。當時上大學要靠推薦，所謂推薦，並不是由群眾推薦，而是由車間領導向廠里推薦，再由廠領導定奪。每次招生推薦，不管是正規大學、廠辦大學（當時叫七二一大學）還是中專技校，我都積極報名，但總是連車間這一關都通不過。最終能夠得到推薦的多是廠里幹部的子弟。
有一次大學招生，和我在一個班組的同班同學許玲被車間推薦上去，廠里公佈了兩榜都有她，最後一榜卻被刷了下來，由廠里幹部子弟頂替。許玲出身工人，共產黨員，工作積極，為人忠厚。她的命運尚且如此，我就更不敢想大學的事了，只好爭取中專，但也從沒有得到推薦。我問車間黨支部書記陳玉成為什麼不推薦我？他言不由衷地說，不知道你願意上中專，要不就推薦你了。可是當時我已經25歲了，25歲是當時國家規定的上大學上中專的最高年齡線！我名都報了，什麼時候說過不願意？
25歲一過，我的心徹底涼了，感到今生不過如此，大學夢徹底破滅了，灰心至極！從小大家一起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但現在我知道了，誰能接班誰不能接班，卻絕對看你跟權力關係的遠近。小學中學下鄉進工廠，領袖都諄諄教導我們「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中鍛煉成長」，但現在我體會到，自己只有被動地接受安排，從事有權勢者不願意他們子女乾的生產勞動的份，而不能通過努力，主動選擇自己的前途命運。
我當時的日記中不乏「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豪言壯語，然而，自己都是奴隸的命運，還奢談什麼解放別人！從此，直到很久以後，我都把倒霉看作常態，把幸福看作意外。我不像有些人那樣有先見之明，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堅持學習，為未來做好準備。
在看不到前途的時候，我放棄了堅持數年的英語、日語，也不再翻閱一直很有興趣的機械、液壓書籍。同時進廠的清華附中高中生張益鋒工余為大家講授中學的數理化知識，我也不想去學。哀莫大於心死，儘管我還在認真地幹活，但那似乎只是一種習慣，是出於生存與良心的條件反射。
在一年多時間裏，我不願意和人說話，不願意看書，更不願意笑，同事盛宗頤說我的臉拉得像驢臉。前途暗淡，又不知如何與命運抗爭，怎麼能有好臉？由於心裏的苦悶難以排解，我常常在星期天休息時一個人爬上廠後的大山，躺在大石頭上，一躺就是一天，仰天長嘆！
1977年下半年，家人來信告訴我，說大學招生有可能重新恢復考試，讓我有所準備。對這個消息我半信半疑，但無論如何，它是我即將滅頂時的一根救命稻草，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就得抓住機會。
不利條件是明擺着的：我只上到初二，很多知識沒有學過，就是學過的這十多年不摸書本也忘得差不多了。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而我由於極度灰心，自暴自棄，中學各科知識這些年都沒有自學，肯定得不到上天的眷顧；而且缺少中學課本，沒有人輔導，也沒人可問。
陝西省1977年的招生條件規定，超過25歲的人，必須具備突出的工作成績，有所發明創造的人才能報考，而廠黨委又做出決議：本廠25歲以上的工人中沒有具有突出貢獻的人；由於我們車間報考的人最多，廠里特意組織我們車間的工人在下班後大干（無償的，但必須參加）兩個小時，然後再組織團幹部進行整團學習兩個小時。
我是車工班長和車間團支部書記，如果不參加大干和整團學習，不但很難動員其他人，廠里也會說我政治不合格，不讓報名。
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是為了激勵我們，也可能是為了減輕廠里對我們報考的阻力，車間技術員楊樹浦放出風來：「讓他們報，如果這些初中生也能考上大學，我用手掌煎雞蛋。」後來，車間裏報考的都是男生，也許女生的臉皮薄，怕別人笑話。我當時想，管他媽的，笑話就笑話，反正已經處在最底層，還能怎麼樣？
我參加了兩次高考，1977年高考沒有考上。由於時間倉促，當時很多知識來不及學。那年語文試卷中有葉劍英的古體詩「憂患元元憶逝翁，紅旗飄渺沒遙空。昏鴉三匝迷枯樹，回雁兼程溯舊蹤。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龍。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轉還憑革命功。」要求翻譯成白話。我根本沒有看過這首詩，其中的典故也不知道，當然翻譯不出來。但4門考試的總成績也達到256分，平均64分。
如果是25歲以下，平均60分就可以錄取，但陝西省那年規定，25歲以上考生的分數必須高得多才行，因而我沒有被錄取。這一年，只有張益鋒和劉京昌兩個高中生考上了，而初中生都沒有考上。我一時有點灰心，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考大學，後來在劉京昌的鼓勵下，還是為1978年高考進行了準備。
有的困難是能夠克服的，缺少書，家裏寄來一些，我們也互相交換；沒有老師，我們就互相問，只要弄明白了一個問題，就去考別人；為了增強心理承受力，我和米小平故意惡言相向，如果考問中對方回答不出，就立刻送上一句：「笨蛋，這都不會，還想考上大學？」廠里不讓報考，我們就去漢中地區招生辦討來上方寶劍。
但難以克服的是時間少。對每個人來說，一天都只有24個小時。要想擠出時間來學習，既然工作時間不能減少，還得增加，就只有壓縮休息時間。要想在短短的幾個月里掌握中學6年的知識，又是在大打了折扣的業餘時間，也就只能壓縮休息時間了。我給自己制訂出詳細的學習計劃，如果完不成就不睡覺。衣服幾個月沒洗，髒衣服都堆在床邊，隔些天從中挑件乾淨些的換上。
後來因為時間還是來不及，乾脆採取「隨機睡覺法」，下班回來就躺在床上看書，床頭燈一直開着，看書看到自己睡着，醒來接着看，不看表，不管是幾點。有幾次宿舍停電，我就跑到傳達室，借着那裏的馬燈看。但人畢竟不是鐵打的，到臨考前十幾天，我累得實在撐不住了，幸好廠醫院的一位女大夫同情我，給我開了幾次病假，才救了我一命（在此給這個女大夫深深地鞠躬致謝）。
到1978年7月考試的那天，我從一大堆髒衣服里找出一件最乾淨的穿上，但那是件冬天穿的雙面卡厚罩衣。在漢中暴雨前的悶熱天氣里，穿着這樣的衣服考試，簡直是揮汗如雨，如同受刑。但是，考場裏有那麼多女同學，我又不好意思脫下來，因為裏面沒有別的衣服。就這樣，三天考試結束後，我的嘴唇起了一圈大泡。
第一天考試結束後，我感覺特別好，感到這次有門，回到宿舍後高興地抽起了煙，並且是一次抽兩支，並排抽，一連抽了一包多，興奮得睡不着覺了，到半夜兩點還沒睡着，嚇得不敢看表了，閉着眼躺着，幾乎沒有睡，到5點鐘起床乘車去考試。
第二天的第一門考試是數學，遇到一道幾何證明題，看着很熟悉，前幾天還做過類似的，但這次腦子似乎不轉了，就是證明不到底，怎麼拍腦門也沒用，反而拍出了一把一把的冷汗。考完我那個恨哪，掏出煙一把撅了扔掉，打火機也扔掉！要是這次因為數學而上不了大學，我不得抱恨終天哪！
幸虧其他科目考得還不錯，5科總分考了376.5分，數學也考及格了，我還是搭上了大學的最後一班車，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而從插隊開始抽了10年的煙也就這麼戒掉了。
經過1977、1978年兩次高考，我的大學夢終於實現了。少年時我想上清華大學學無線電，文化大革命讓這個夢想成為泡影；在陝北農村插隊時，我學過針灸，鑽研過農業，也曾幻想過上學深造，但始終只是個幻想；到工廠後學習機械和液壓知識，學了英文，還學過日文，想上廠辦七二一大學和中專，卻總是無緣獲得推薦。在夢想已經破滅，人生前行的動力漸漸冷卻之時，卻出現了通過考試上學的轉機。
當時家裏正幫我聯繫調回北京，已聯繫好中國氣象局，但仍然是當工人。我想了想，北京以後還可以爭取調回，而大學，如果這次不上，以後也許永遠都沒有機會了。所以我決定還是先上大學。這兩次高考，廠里凡是來自清華附中的報名參加，不管是高中生還是初中生，百分之百都考上了。
遺憾的是，有兩個清華附中同年級或同班的女生，我一直認為她們非常聰明，不知為什麼兩次都沒有報考。我知道，考上大學不完全取決於我的本事，很多比我聰明的人都沒有上大學，我只不過遇到了恢復高考的好時機，抓住了最後一次機會。在已經絕望的時候，又找到了希望。
1978年10月6日，當我走進西北大學校門的時候，我仿佛走出了噩夢，但很長時間我又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我一直不願意回首往事，每次回頭看，總有恍若隔世的感覺。我時常感到，自己在很多方面還停留在15歲，文化大革命爆發的那一年。
後來，每當走進女兒的高中校園，我都非常羨慕，真想重走一遍人生路，也嘗嘗高中的滋味。因此我在上大學和研究生時幾乎不覺得枯燥和累，我感到大學就是最好的地方。我多次對女兒講起這種感受，她似乎總是當故事聽，也不知她現在是否能夠體會到一點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