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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炎培上了毛的當 中共建政大典奏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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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黃炎培死於文革前的1965年,而他的妻子姚維鈞可就沒那麼幸運了,文革遭到迫害,1968年自殺身亡。而他的第五個兒子黃必信,先是被打成右派,文革爆發後上吊自殺,兩年後,其妻子余啟運在關押時被學生毒打至自殺,他們的女兒失蹤。

利用國民黨抗日而躲在西北一隅發展壯大自己的中共,在抗戰勝利後,迅即挑起了內戰,並最終在美俄、中共間諜的幫助,中共「人海戰術」等見不得光的手段,奪取了政權,這樣的結果恐怕就連中共自己也沒有想到。對於即將建立的政權,毛澤東想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坐穩。

在中共推出的百集洗腦微紀錄片《百鍊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第二十五集《向北平進發》中,提到了毛和黃炎培在延安關於「如何跳出興亡周期率」的對話。隨後,毛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兩個務必」,即「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鬥作風」,認為如此是「跳出周期率」的前提。

洗腦片中提到的興亡周期律,又稱「黃炎培周期律」或「黃炎培周期律難題」。1945年抗戰後期,日本戰敗已是不爭的事實,國共兩黨開始考慮政權問題。此時,一些民盟成員希冀未來由三方共同執政,因此決定前往延安說服中共,這其中就包括黃炎培、傅斯年等人。

在延安期間,他們受到了中共的「熱情」招待。不過,通過短暫的接觸,頗具慧眼的傅斯年進一步認清了毛和中共的真實面目,最終去了台灣,而為人有些天真的黃炎培卻相信了毛的瞎話,最終選擇回到大陸。而讓他上當的就在於他與毛就「周期律」的一段談話,這段話記錄在其撰寫的《延安歸來》一書中。

在深通歷史的黃炎培看來,個人、家庭、團體乃至一個國家政權都有其衰亡的規律,那就是:或是「政怠宦成」,即掌權者在治理國家上逐漸懈怠,不思進取,導致官僚主義嚴重,小人當政,禍亂政務;或是「人亡政息」,即明君或賢臣如果不在位,則所行的善政便會被廢止;或是「求榮取辱」,即動機與效果嚴重背離,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自然,中共若掌握政權,也不例外,中共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黃希望從毛身上得到答案。

對於黃炎培的質疑,毛稱中共已經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之路,即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而且毛還稱中共能跳出這周期律。

黃老先生一聽,信以為真,對毛也是無比崇敬,更將毛送的禮物視為珍寶。傅斯年曾諷刺他說:「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

可嘆的是,中共建政迄今70多年了,毛的承諾依然沒有實現,以至於當今中共高層習近平王岐山等還需一再提及,還需回答如何避免或延遲中共生命的完結的問題。這不僅說明中共從來就不想讓人民監督中共,更說明此時的中共正面臨着隨時傾覆的危險。

而相信了毛的黃炎培在1949年從香港回到北京後,起初還是過了一段風光的日子,當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副總理、輕工業部部長等。不過,在中共將其利用完後,對中共若干政策並不認同的他就被毛視為「資本家代言人」,並被排除在中共政府機構,僅在人大和政協任閒職。

好在黃炎培死於文革前的1965年,而他的妻子姚維鈞可就沒那麼幸運了,文革遭到迫害,1968年自殺身亡。而他的第五個兒子黃必信,先是被打成右派,文革爆發後上吊自殺,兩年後,其妻子余啟運在關押時被學生毒打至自殺,他們的女兒失蹤。如果黃炎培一家留在香港,會有這樣的結局嗎?

事實上,當年像黃炎培這樣相信中共而留在大陸的民主人士、知識分子還不少,當他們終於親身體會到中共的專政殘酷時,除了屈服、自殺,又能如何呢?畢竟後悔已經晚了。

還是再回到當年黃炎培們興奮地參加中共建政大典那個時間段。在洗腦片第二十六集中談到了中共1949年搞統戰的政協會議以及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舉行的建政大典,而這昭示着中國大地進入了一片黑暗時期。或許冥冥中真的有安排,建政大典上居然無意間演奏了一曲哀樂,似乎老天也在為中國人的命運擔憂,似乎在預示着中共最終的命運。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幾年前,大陸《快樂老人報》刊載了一篇題為「經典紅歌《你是燈塔》莫名被禁30年」的文章,揭開了一段不為人知的往事。

歌曲《你是燈塔》最初的名字是《跟着共產黨走》,該歌曲是1940年6月抗大一分校向中共建黨19周年的獻禮之作。該校年僅20歲的校政治部宣傳幹事沙洪(原名王敦和)作詞,文工團副主任王久鳴(原名王岳)作曲。歌詞類似於文革時期的表忠心的阿諛之作,什麼「你是燈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什麼「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們永遠跟着你走……」。

歌曲經過口傳手抄,很快傳遍了中共所佔領的地區,並且一直唱到中共建政。中共進入上海後,為了加強宣傳,規定上海廣播每天必須播放四首紅歌,其中就有《跟着共產黨走》。隨後,新成立的上海廣播器材廠灌制了第一張唱片,取名為《你是燈塔》,直接採用了該歌曲的第一句歌詞。

根據文章,這首歌曲在中共1949年10月的建政大典上由中共軍樂團演奏,不料參加典禮的蘇聯文化代表團的一位成員卻對陪同人員說:「奏的曲子,像是蘇聯哀樂。」是巧合還是抄襲,似乎都並不重要,反正歌曲被禁止了。

當時中共採取的是「一邊倒」的對蘇政策,蘇聯人的話當然得聽,而且蘇聯的哀樂居然在中共建政大典上演奏,這樣的大罪誰能承受得起?於是,在隨後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黃源、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馮定主持的一次宣傳會議上,宣佈禁唱《你是燈塔》。

因為這個禁令,作曲家王久鳴也很快被發配到河南的一個小縣城,最後全家被下放到農村。文革期間,他慘遭迫害,眼睛也被打壞。雖然文革後中共為其正了名,但王久鳴的遭遇不過是千千萬萬被中共迫害的中國人的縮影。

如果說中共建政大典上演奏哀樂是冥冥中的安排,那麼油畫《開國大典》上變來變去的人物,可是中共根據政治風向主動為之。

林輝撰寫的文章稱,1951年初,中共中宣部、文化部開始籌備建黨30周年繪畫展覽。紅色畫家們很快拿出了近百件革命歷史題材的繪畫作品,不過作品中沒有反映中共建政大典時的作品。於是,1952年,中國革命博物館委託中央美術學院,組織完成一幅巨型命題油畫《開國大典》。

接受任務的是中央美院37歲的青年畫家董希文,他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裏,就創作出了這幅長4米、寬2.3米的巨型油畫。最初畫作上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李濟深、郭沫若、張瀾、高崗等悉數被畫上,也符合當年的歷史。

然而,三年後,「高饒事件」發生,高崗、饒漱石被毛打成「反黨集團」,高崗自殺,死後被中共開除出黨,並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基於此,中國革命博物館要求董希文修改油畫,將畫面上的高崗形象抹掉。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董希文被迫將站在最邊上的高崗拿掉了。修改時董希文還打趣地為自己找了個「台階」,他說:「從畫面上看,高崗的位置顯得有些侷促,刪掉也好。」只是他沒想到修改並未到此結束。

1966年文革爆發,沒多久,劉少奇被打倒和關押,中國革命博物館再次通知董希文在畫面中去掉劉少奇。此時,董希文也經歷了被打成「右派」,留黨察看兩年,下放幹校勞動改造的磨難。文革中,他再次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在北京鋼廠接受勞動改造,因過度疲勞,胃潰瘍穿孔,經首都醫院搶救八小時才甦醒過來。在做了胃切除四分之三的大手術後不到半年,又回到了勞改農場,數月後被診斷為癌症晚期。

早已深知中共鐵拳厲害的董希文,對於從畫面上拿掉劉少奇,早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但這次修改更難了。因為與刪除高崗不同,劉少奇位於中間,去掉後的空缺一定要有「人」來填補,而且還要牽動旁邊的人。董希文抱病奉命到博物館親自進行修改,在劉少奇的位置上改畫了董必武。

1972年,中央文革小組為紀念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而籌辦紀念美展,油畫《開國大典》被列為重點成果展示。已兩度遭劫的《開國大典》又在劫難逃,有人提出要刪掉畫面中的林伯渠,原因是他曾經反對毛和江青的婚姻。為此,中央將董希文從幹校調回北京,要求他再次刪掉林伯渠。而此時的董希文癌症已到晚期,力不從心,於1973年1月8日辭世。不得以,中央文革小組找到了美院的另一位畫家修改。這位畫家以「怕修改後有損原創整體風格」為由,拒絕在原作上刪改;但因不能抗命,便重新複製了沒有林伯渠的油畫。

文革後,中國革命博物館決定將油畫恢復原貌,但董希文家屬不同意在原作上改動,他們便在《開國大典》的複製品上補畫了劉少奇和高崗。至此,油畫恢復了原貌。

一幅小小油畫上人物的一再變更,折射的不正是中共殘酷的政治鬥爭?這樣的中共哪裏會樂意讓人民起來監督?哪裏肯讓人民實現民主?一句話,,只要一黨專制的體制不變,這樣可笑的事情就不會杜絕,中共就不可能擺脫黃炎培周期律的魔咒。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中文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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