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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五四運動本身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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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2日晚,著名學者秦暉在清華大學作了一次"關於傳統文化與新文化運動的若干問題"的演講,為我們理解新文化運動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他認為在晚清這次"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之前,從西周轉向秦朝,是中國另一次巨大的變局。在這次變局中,法家戰勝儒家建立了秦制,之後,這種儒表法里的格局延續了兩千多年。但這種表裏的差異一直隱含着文化上的不滿,也是晚清學習西方一個已有的中國本土文化的資源。因此,在秦暉看來,新文化運動值得反思的一點正在於搞錯了鬥爭的主要敵人,不應是"儒表",而是"法里"。

周秦之變,中國歷史上的另一次大變局

傳統文化是個框,什麼都能往裏裝,你往好里說是博大精深,往壞里說,其實就是邊界不太清晰,所以不管是肯定還是否定,都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理由。因此,要評價傳統文化,最好的辦法就是弄清楚傳統文化到底是怎麼變化的。

晚清的時候,很多人都說中國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三千年是個粗略的說法,但顯然,在此之前還有另外一次大變局。關於這次變局,大家都認為是發生在周秦之際,因此又稱"周秦之變"。按照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夏商周三代是奴隸社會,秦以後到晚清叫做封建社會。可現在也有人說三代才是封建,秦以後不是建立了封建社會,而是從封建轉為了帝國。自秦起這個帝國格局大致已定,其後兩千多年只是做一些小的調整。

在周秦之變的百家爭鳴中,最主要的其實是儒法兩家之爭。儒家主張維護周制,堅決反對變化。相反,法家則要為秦制鳴鑼開道。儒法之爭對後世的影響很大,衝突延續的時間也很長。周秦之變後,儒家一直有個觀點,就是認為中國最好的時代是三代,以後一代不如一代,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禮崩樂壞。所以,傳統的儒家對中國文明的評價很高,但主要是指三代的文明,三代以後就很糟糕了,所以它的特點就是一直對現狀不滿。貶儒家的人說這是歷史倒退論,稱讚儒家的人說,儒家敢於講現在不好,反映了知識分子的良心,反映了一種社會批判的良知。相反,法家的特點就是歌頌現在的,維護當下統治的。戰國時期,有一些儒家知識分子頂不住現實壓力就會向法家靠攏,比如說荀子。

荀子是儒法之間的一個過渡人物。《荀子》裏有很多不滿現狀的東西,它還有一句非常精闢的話,叫做從道不從君,很具儒家的現實批判精神。但荀子最著名的理論,就是把儒家的法先王改成了法後王。法先王和法後王真正的區別在於,先王是死的,只是一套道統的象徵,既不能給你高官厚祿,也不能對你實行嚴刑峻法。法後王就是法現在的王,簡單點,就是誰掌權我法誰。法後王這個理論,和"從道不從君"是矛盾的,我覺得整個就顛覆了儒家的東西。因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荀子培養的學生,像李斯、韓非,就能徹底一屁股坐在秦制的立場上,甚至做出焚書坑儒這樣的事來。

儒家主張性善論,法家主張性惡論,到底哪個對,說實在是沒有意義的,重要的是背後產生的治理邏輯。儒家主張性善論,是出於周制里的"小共同體本位"的熟人社會和親人社會,雖然人與人之間也有附屬關係,但因為長期的、直接的人際交往,主人與附屬之間就顯得溫情脈脈,因此也具有一種道德美感。這樣由無數小共同體組成的天下,其實就是封建。但這樣的統治方式就有一個特點,就是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所謂,寧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秦制就是把這種小共同體一掃而光,全國只有皇上一個主人,這種制度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這種附屬關係是陌生人社會的關係。天高皇帝遠,皇帝就用一些受寵的附庸來管那些不受寵的附庸,但這樣的管制往往就會變得更殘酷,因為管理者和管制的對象之間的關係是暫時的、陌生的。法家主張性惡論,是把人民當敵人看的,人民是一個需要制服的對象。在這種制度下,人們就會產生一種道德上的失落感。

晚清學習西方有中國本土的文化資源

儘管到了漢武帝時代,儒家看起來很美的那一套又被搬了出來,但講的是儒家那一套,做的卻是法家的那一套,而且它的制度安排基本上也是按照法家建構起來的。這種表裏的差異,本身就包含着人們對這種體制的不滿。到了晚清,西學進來以後能在中國夠產生那麼大的影響,原因正在於此。

只要研究一下晚清時代真正和西方有所接觸的那些人——不是指被西化的人,而是戴着儒家的眼鏡去看西方的人——他們的第一印象不是說西方的船堅炮利,對他們觸動最深的,是西方國家對待他們自己的百姓比我們仁義。以前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總說三代沒有了,現在他們發現三代在歐洲,從郭嵩燾到譚嗣同一直都有這樣的感覺。中國的第一個駐外大使郭嵩燾,是洋務運動前期到歐洲去的,用他的說法就是"每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所以,實際上這些人發表這種感慨的時候,並不是從軍事力量的強弱着眼的。

1844年,鴉片戰爭後僅僅四年,徐繼畲就寫了《瀛寰志略》,對很多歐洲國家都稱道得無以復加,但他對西方國家評價最高的是美國。我們現在都知道美國是超級大國,但是那個時候的美國,還處於一個門羅主義時代,根本算不得一個強國,軍事實力比英法那些國家差得多,但在徐繼畲看來,美國"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這個做法就像我們的三代一樣,是個天下為公的時代。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西學與儒學之間的矛盾。相反,中國人之所以產生學習西方的強大願望,一個很重要的動力就是儒家對秦制的不滿,中國本土文化的資源中本來就有能夠接受這個東西的基礎。

郭嵩燾、徐繼畲、鄭觀應等一大批人都把西方當成三代,但有趣的是,敢講出來的並不多。徐繼畲和郭嵩燾是少數幾個敢講出來的,但講出來以後他們就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徐繼畲還差一點被加罪了。李鴻章的副手張樹聲,是一個官場的油子,當過兩廣總督,兩江總督。他對洋務其實也是很懂的,但為了當官,他什麼真話都不講,他給朝廷寫過很多東西,說中國聲名文物遠在萬國之上,除了引進一些兵器,沒有什麼需要向西方學的。可是到了1884年,就是甲午戰爭之前十年,當時洋務派還在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時候,張樹聲生了病,知道自己快死了,就寫了一個遺折,快馬送到北京。遺折上就說西方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船堅炮利是很次要的,關鍵在於他們育人於學校,論政於議院,講得簡單點就是民主政治。他最後一句話,就是要朝廷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所以,這樣的人到死才會講幾句真話。

從日本學習西方,道路南轅北轍

我們學西方本來是直接面向西方的,可甲午戰爭日本人把我們打敗了,我們就認為日本是學習西方成功的典範,於是大量的人開始學習日本,朝廷也派出了大量留日學生。所以,此後中國對西方的理解很多都是從日本來的,包括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中的代表人物除了胡適,其他如陳獨秀李大釗,周家兄弟、劉半農等人基本上都是留日學生。可是從日本介紹來的西學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因為日本在近代面臨的問題和中國是完全相反的。

中國的現代化是要走出秦制,可日本不一樣。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雖然接觸中國的文化很多,但制度上一直是諸侯林立,從理論上講倒有點像我們三代時的周制。因此,日本的現代化是走出周制的現代化,這個過程很類似於我們的周秦之變。通過明治維新廢藩制憲,消除諸侯,實現天皇集權,稱"大政奉還"。為了完成這個東西,日本在明治時期曾經對儒家進行了一次規模很大的批判,也就是說日本在脫亞入歐之前,先有一個脫儒入法的過程。在江戶時代的晚期,日本就已經開始有人崇拜韓非,崇拜荀子。也就是說日本人學習西方,不是用儒家的眼光去學習西方的,而是用法家的眼光去學習西方的。它要建立的恰恰是一個類似於秦制那樣的國家,這就是後來形成的所謂的軍國主義。

中國的自由主義很大程度上也是拐日本這個彎過來的。五四的自由主義非常發達,基本是特別針對儒家"人各親其親,長其長,則天下平"的小共同體本位的。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西、儒就產生了對立。因為當時從日本學西方,其實也是要建立一個秦制,那當然就和儒家產生對立了,它和晚清那個時代又完全不一樣了。可是這次西、儒對立的結果,最後導致的是,儒家的那一套倫理受到了非常嚴厲的衝擊,在文化大革命中幾乎是被掃地出門,而西學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幾乎被掃地出門。到頭來,中國既沒有實現西方的所謂的自由民主,憲政法制,也沒有保留下來儒家的仁義道德那種東西。拐了這麼一個大彎以後,我們傳統時代講的是儒表法裏,講儒家的,行法家的。這麼一百年,我們實際上做的還是法家的那一套,只是講的變成了馬克思主義。

新文化運動,沒認清真正的敵人

這一百年來,傳統文化經歷了評價上的大起大落,新文化運動也是如此。

改革以後,我們一度認為中國的專制、愚昧都和傳統有關,所以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有人又把它叫做新啟蒙運動,當時打的旗號就是要繼承五四的傳統,認為五四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做得還不夠。

到了90年代,主要由於政治原因,出現了所謂的保守主義復歸這樣一種思潮。這股思潮颳得越來越厲害,以至於不僅是官方,包括民間思想界,現在對傳統文化的評價又很高了。相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卻越來越厲害。去年,《東方歷史評論》召集了一次紀念五四的會,這個會的主題非常有意思,叫做"夭折的憲政,倒退的五四"。關於倒退的五四,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一種是五四是好的,我們現在從五四的立場向後倒退了,應該克服這種倒退;另一種意思是,五四本身就是倒退。當時就有人問到底指的是哪種意思?當時發言的幾位都說五四運動本身就不是好事情。這些人基本上都是憲政派,對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憲政的受挫,感到惋惜。其中多數人將憲政夭折的原因,歸到了新文化運動上。

但是,今天我們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思,恐怕不是一個簡單的否定,還是一個簡單的肯定。新文化運動真正令人反思的,是在不該徹底否定的方面否定得太過了,但在應該徹底否定的地方,卻又沒有否定掉,或者說沒有注意。中國要實現現代化最大的障礙其實不在儒表,而是在法里。新文化運動中很多人反傳統文化很極端,但對秦制往往又缺乏一種批判精神,即使是魯迅這樣一個"極端的西化派",罵儒家罵得很厲害,也說過很多秦始皇的好話。像這樣的一種現象,我覺得我們在今天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的時候,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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