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一再強調要有客觀的了解呢？因為這個時代的人最無法度，最不客觀，所以最須重新正視。首先是要了解自己的本，中國古人講學，是有規模，有法度的，這個法度軌道，在明朝亡國後就消散了，清朝接不上，民國以來離得更遠，所以病痛到來，沒有觀念，無法應對。因為學問傳統是整體的，既無法了解自己，更無法了解別人。像梁先生、馬先生、熊先生等都不能完全相應於前賢，何況其它？至於胡適者流，以其不平不正之心態，又焉能了解西方？學風如此，中華民族憑什麼來指導他的生命方向，憑什麼來應付時代呢？所以先客觀的了解是很重要的，第一步了解自己，第二步了解西方，然後尋出中華文化的出路，我們希望年青朋友要接上這個責任。這個責任簡要地說，就是要恢復希臘哲學的古義。古希臘"哲學"的原意是康德所規定的"實踐的智慧學"。什麼叫做"智慧"？"嚮往最高善"才叫做"智慧"。一般人都知道哲學是"愛智慧"，而所謂"愛智慧"之"愛"，即是"衷心地嚮往那人生最高之善而且念茲在茲的要去付諸實踐"的那種愛，所以希臘"哲學"之古義，康德名之曰："實踐的智慧學"，這個詞語用得很恰當。但這樣的哲學古義，在西方已經被遺忘了，現在的哲學只剩下高度文明下的語言分析，講邏輯變成應用計算機，這其實不算是哲學，只是哲學之淪落為技術。若要進入哲學之堂奧，就必須有以上所說的"愛智慧"—"嚮往最高善"之嚮往。西方既已遺忘，而這個意思的哲學，正好保存在中國的哲學傳統中，即是中國古人所謂的"教"。"教"的意義，佛教表現得最清楚，儒家也有，就是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的"教"，也就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教"。此教的意思不是現行學校教育的"教"，學校教育以知識為標準，而這個"教"的意思則是"哲學"，亦即是"嚮往最高善"之實踐的智慧學。
6.西方哲學
西方現在是英美分析哲學當令，歐陸最出名的是海德格的存在哲學、胡塞爾的現象學，這些都是二十世紀的"纖巧哲學"，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什麼叫做聞君子之大道？凡是能上通Noumenon（本體）的，才算是聞君子之大道，而這兩個人並沒有Noumenon的觀念，所以我看胡塞爾之現象學，寫來曲曲折折，煞有介事，可是終究貧乏得很，可謂一無內容。因為他把智慧的法度給喪失了，哲學的本分放棄了，只好說空話。他們那些問題，歸到科學也就可以，何須哲學家去做拉拉隊？所以當今要講真正的哲學，不能靠西方，而是要好好回歸自己來了解中國的哲學。我一生的工作也很簡單，只是初步的客觀的了解，但也已超過前代，所以我曾寫信給我一位在大陸的學生說我一生平庸，只有一點好處，即是我客觀了解的本事，在當今很少人能超過我。我沒有什麼成見，馬克思資本論我也部分地看過，我也能虛心地去了解，經濟學我也並不十分外行，只是不是我的專業而已。所以我的討厭馬克思，是我了解後真的無法欣賞，不是我的偏見。又例如我了解佛教也是下了苦功，熊先生是我的老師，我天天和他在一起，他天天批評唯識宗這裏不對那裏不對，於是我就拿玄奘《成唯識論》加上窺基的述記及他人的註疏，一句一句的好好讀了一遍，是很難讀，很辛苦。讀完後，就跟熊先生說：老師，你的了解不大對。熊先生把我教訓了一頓。因為熊先生有一些偏見，一個人不能先有偏見擺在胸中，一有偏見，凡事判斷皆差，這時須要有明眼人一下點出，而且最好是師長輩。告訴他：不贊成可以，但不可做錯誤的了解。可惜當時沒有人能說服熊先生。熊先生讀書時心不平，橫撐豎架，不能落實貼體地去了解對方，首先把人家的東西弄得零零碎碎，然後一點一點來駁斥它。他對儒家的文獻也不多看，他只了解那干元性海，體用不二。這是不夠的，所以幾句話就講完，而量論作不出來。我曾寫信給他，說："老師的學問傳不下來，您要靠我去傳您，否則您是傳不下來的。"後來我寫成《認識心之批判》及《現象與物自身》，大體可以稍補熊先生之缺憾——《量論》方面之缺憾。
先了解古典，看看古人進到什麼程度，還能不能再進一步，如魏晉名士復興道家，對玄理之開拓很具規模，但到現在我們發現還不夠，所以現在要接着重新講道家。又如佛教在以前法度很嚴謹，有思路，但現在都荒廢了，而且其論說方式也不適合現代人，所以我寫《佛性與般若》，重講天台華嚴。不管和尚居士，沒人講天台華嚴能講到合格的，因為那是專家之學，不是一般隨便讀幾句佛經即可了解。我雖不是佛弟子，但我比較有客觀的了解而能深入地把它們重述出來，這於宏揚佛法不能說無貢獻。唐君毅先生力贊華嚴，其實華嚴比不上天台，唐先生的客觀了解也不太夠。唐先生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是停在他二、三十歲時的程度，他那時就成熟了，後來雖寫很多書，大體是量的增加，對開拓與深人沒多大改進。我講佛教是五十餘歲，理解力當然比較高，我是經過許多磨練才能下筆的。我再舉一個故事：當時我整理宋明理學，整理朱夫子和胡五峰的文獻，在《民主評論》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對唐先生的生命起了很大的震動。有一天我去看他，唐師母告訴我說唐先生在睡覺時還在念胡五峰，這表示他知道我的了解已經超過他了。有的人對我之那樣講朱夫子不服氣，學問是客觀的，不服氣也不行呀！
我們第一步要靜下心來好好了解古典，然後按照"實踐的智慧學"這個哲學古義的方向，把中國的義理撐起來，重鑄中國的哲學。"重鑄"要適應時代，要消化西方的哲學智慧，看西方文化對世界的貢獻是什麼，我們如何來消化它，安排它。我認為做吸收西方文化的工作，康德是最好的媒介，西方哲學家固然多，但我們不能利用羅素，也不能利用海德格，更不能利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繼承而重鑄，這要年青人的氣力，我所能做的不多了。我最近把康德的第三批判翻譯出來了，康德三大批判我都已把它翻成中文，我不是康德專家，但我自信我比較能了解康德。要了解康德先要了解他的本義，第一批判講的人比較多，大家知道得多一些，第二批判講的人比較少，大家就知道少些，第三批判根本沒人講，也沒人了解。我一面翻，一面用心去了解，了解他的本義，才能消化它。以我的看法，康德確實在談問題，想解決一些問題，但他的解決問題之限度在那裏，卻只有依據中國傳統哲學之智慧才能把它看出來，中國哲學可以使康德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若康德專家只看康德，西洋人只讀西洋哲學，便未必能懂得康德的本義。英美人翻譯康德，每個批判都有三個人翻，就沒有一個人翻三個批判，他們都是康德某方面的專家，而他們不一定懂康德。我不是專家，因為我有中國哲學之基礎，所以能看出康德的本義，而且能使他更進一步。
為什麼說康德對我們重新鑄造中國哲學是最好的媒介呢？我常說"一心開二門"是哲學共通的模型，西方古代就開二門，康德也開二門。而現在西方哲學只剩一門，可以說是哲學的萎縮。"一心開二門"之工作，在西方，Noumenon方面開得不好，到康德雖稍知正視，但也是消極的。維特根什坦《名理論》又順康德的消極再消極下去，只剩一點餘波。到羅素手裏，連這點餘波都消散了，他在給維特根什坦寫《名理論》導論時，根本不提，所以維特根什坦認為羅素不了解他。因此我翻《名理論》時，羅素的導論不翻。維特根什坦的意思是凡屬於善、美等價值世界是神秘的，不可說，而凡不可說者就不說，這種態度當然消極到了極點。順此而下歐陸海德格、胡塞爾對Noumenon根本不接觸，"二門"是哲學本義，現在只剩Phenoumenon（現象）一門。中國哲學正好相反，在Noumenon一面開得最好，現象這一門開得差，這也是中國之所以要求現代化的真正原因。現代化所要求的科學民主都是屬於現象門的事，中國人以往在這方面差，我們就吃這一點的虧，所以現代人天天罵中國傳統，罵孔子。孔子那管那麼多，孔子受帶累，就是因為他沒有把現象這一層開好。其實古人把本體那門開得很周全就很不錯了，你也不要只想吃現成飯，要古人什麼都給你準備好才行。所以如果對事理有正解，就不會怨天尤人，心就會平。沒科學沒民主，科學民主也沒什麼了不起，努力去學去做就行，罵孔子反而於事無補。胡適天天宣傳科學，為什麼不去念科學，而偏要去考證紅樓夢？殷海光崇拜科學，崇拜羅素，為什麼不好好研究羅素講羅素，而只藉一點邏輯知識天天罵人？現在既然知道民主政治可貴，應好好去立法守法，不要天天在立法院瞎鬧，瞎鬧出不來民主。革命是革命，不是民主，民主是政黨政治，要守軌道。總之，科學民主都是做出來的，所謂"道行之而成"，不是去崇拜的。上帝是崇拜的物件，科學民主不是崇拜的物件。中國宣傳科學民主的人把它神聖化，以為不得了，去崇拜，這些都是因無正解，故無正行。無正解正行，文化出不來，也沒有科學，也沒有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