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半年，收藏界的一位朋友從嘉德拍賣公司買到胡適致王世傑的一封信。這封信寫於1948年1月23日，信中說：「前幾天看了鯁生兄的一篇文字，我很感覺奇怪，故寫了一封信，現由獨立時論社發給五十多家報館發表……」
我注意到，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有「寫信給周鯁生、王雪艇（王世傑字雪艇）」的記載，但是在已經出版的胡適資料中，卻找不到這封信的蹤影，因此這可能是一封從未面世迭信。信中所說的鯁生兄，就是著名國際問題專家、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胡適之所以把這件事告訴王世傑，可能是基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當時王世傑是外交部長，而周鯁生的文章與胡適公開信，都是談國際問題的；第二，王世傑曾是《現代評論》的主要撰稿人，後來又擔任過武漢大學校長，與胡、周二人關係密切，因此對「胡、周之爭」能夠做出應有的判斷。胡適在這封信中還說：「此文是為一般讀者寫的，不是對鯁生說的。」可見胡適認為這封公開信關係重大，需要讓全體國民知道。
既然如此，那麼這次爭論的焦點是什麼呢？
要了解這一點，還需要從頭說起。經過八年的艱苦抗戰，到1945年二戰結束以後，中國與美國、英國、蘇聯並列為世界四大強國，並成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這種局面為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但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分歧等原因，國際社會又迅速分裂為相互對立的兩大陣營，於是如何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便成了全世界人民共同關注的問題。1948年年初，周鯁生發表《歷史要重演嗎？》的文章，就是討論這個問題的。該文指出：最近西方民主國家與德國、日本簽訂和約，「已不在如何防制德日兩國的復興」，而在於扶持和利用「這兩個強敵以抵制其他一個戰勝的盟國。」文章還說，西方民主國家的這種做法將會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對德政策的覆轍」，並導致歷史悲劇的重演，即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裏所謂「其他一個戰勝的盟國」，指的就是蘇聯。周鯁生認為，德國和日本仍然是潛在的危險，如果不嚴加防範，嚴厲制裁，就很可能成為新的戰爭策源地。
胡適不僅不同意上述看法，而且對這位老朋友的觀點感到驚訝。為此，他在公開信中對周鯁生說：老兄知道我向來對蘇俄懷着很大的熱望，並曾經用「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價」的觀念，來解釋蘇俄最初20多年的外交政策。自從1939年波蘭被瓜分、芬蘭被侵略以後，我雖然對蘇俄產生懷疑，但還是不願意從壞的方面去想它。1941年美國政治學會舉行年會，我甚至在會上表示：「我夢想中蘇兩國的邊界，能仿照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邊界的好榜樣，不用一個士兵防守」。然而自從雅爾塔秘密協定被披露以後，我就「不能不拋棄我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不能不說蘇俄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了。
雅爾塔秘密協定是美、英、蘇三國於1945年2月簽訂的一個秘密條約，其主要內容是以犧牲中國的主權和利益，來換取蘇聯對日本宣戰。抗日戰爭勝利後，蘇聯長期佔據我國的旅順、大連，並將蒙古和東北納入其勢力範圍之內，就是該條約造成的惡果，因此胡適才有這樣的感受。
2月6日，周鯁生在回信中補充了八點意見，其中最主要的有兩點：第一，「由於五、六十年來歷史的教訓，深感德、日已是本性難移的好戰的侵略民族」；第二，蘇聯雖然是今日世界上最可怕的勢力，但它卻不像德國日本那樣好戰，民主國家應付蘇聯的威脅和侵略，可以用政治的方法來解決。另外，他還說為了避免戰爭在中蘇之間爆發，「不可以在國內造成緊張的反蘇空氣。」
胡適的公開信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中央副刊》於2月下旬專門組織了一次討論。參加討論的有來自北平、武漢和南京的11位學者，其中有兩人支持周鯁生，有7人支持胡適，有兩人採取折衷的態度。這些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情懷，以及他們國家大事上可以直抒胸臆的環境，實在讓人感動。
王世傑收到胡適的信件之後，曾在日記中預言：「適之自此將開始其『反蘇』之論戰。」後來的情況確實如此。兩年後，胡適用英文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史達林（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國》。文章開頭寫道：「在本文裏面，我打算研討在中國所能看得出的史達林征服世界的雄圖——從試驗階段，修改階段，經過許多成功和失敗，一直到長期失敗後而獲得勝利的地步。」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於美國《外交季刊》，後來由著名作家聶華苓譯成中文，最後由胡適紀念館於1967年出版了中英文對照本。毛子水在該書序言中指出：「胡適之先生於民國三十九年十月在美國『外交季刊』所發表的『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一文，以憂時憂國的心情，寫陰謀詭計的事實。……他於四十年一月對答『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周刊的訪問，尤能利用自己的聲望替國家說話。這些文字和議論，都可做學人報國的模範。」
不僅如此，胡適的一封迭信和一場爭論，還為我們了解歷史真相，提供了難得的啟示。
《中國新聞周刊》2006年第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