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有些東西像博物館的藏品，是不輕易示人的。但一遇到合適的展出機會，它便不那麼淡定了。高考於我便是如此。雖然它已遠離我近40年，其中那些讓我倍為感慨的往事，隨着歲月的流逝，也早已如同碎玻璃板中的恍影。是摯友的呼聲，喚醒了沉眠於我內心深處的點點滴滴。
一、動力
我的高考動力，源自我的童年。
我在母腹中只有17天，父親就因車禍去世了。所以，我打小頭腦中沒有「父親」的概念。稍大點後，聽見鄰居家小孩一口一聲地叫「爸爸」，我頭腦中偶爾會閃過「我的爸爸呢？他在哪裏？」的念頭。大約在我5歲時，我從來家拜年的父親的學生口中，得知父親曾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其實他們弄錯了，我父親194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機械工程系）。
這些大哥哥、大姐姐談起父親時，那一臉崇敬又痛惜的表情，開始在我心中烙下了「父親」印記，也讓我在父親與大學之間劃上了等號。從這一刻起，我對父親那種似有若無的淡淡念想，轉化為心中極為懵懂的「讀大學」念頭。這，便是我參加高考的最原初動力。
我10歲那年，大哥考上了清華大學。記得那是一個盛夏的午後，當郵遞員在樓下大喊「拿錄取通知書」時，樂開了花的母親一反平日的嚴肅，站在走廊里大聲說着「第一張表第一志願第一專業」，深怕左鄰右舍聽不見。
父親去世後，母親獨自挑起了撫養我們兄妹五人的重擔。母親的辛苦和家中經濟的困難可想而知！然而，她卻在為大哥置辦赴京的衣被時，為我們四個當弟弟妹妹的，每人做了一件新衣服。大哥臨行的前晚，母親讓我們穿上新衣去照相。
我好奇地問母親：「媽媽，還沒有過年，為啥要穿新衣服？」母親說：「哥哥考上了大學啊！」哦，原來上大學可以有新衣服穿，可以照相，可以一年過兩次年。要是哥姐們都考上大學多好，我就可以多過幾個年了。
大哥到北京後不久，給家裏寄來一張照片。照片上天安門背景前的七個人，清一色的補丁衣褲，全都咧着嘴笑。第二年寒假，大哥回家過年，看見他衣服上別着的校徽，我就想着戴上該有多體面。
一天，母親叫我上街交信，我悄悄取下哥哥的校徽別在棉襖上就出了門。一路上，迎着大人們疑惑的目光，我胸脯挺得老高，朝他們傻傻地笑。我纏着大哥要他講「大學」，問「照片上你的同學，他們的爸爸媽媽是幹什麼工作的？」。大哥說：一個當工人，兩個當農民，一個殺豬的，一個剃頭的，另外一個跟媽媽一樣——當老師。
大哥向我們描述清華園，學蔣南翔校長的開學辭，講70歲的體育老師馬約翰，可以一口氣做幾十個掌上壓，說學校的口號是「健康地為祖國工作50年」，因此同學們每天下午都去操場鍛煉。
大哥的講述，又勾起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化學系的母親，對自己大學生活的美好回憶：皇宮般的校舍，動作極慢但事必求精的同窗好友沈譜，課堂上提問不斷以激發學生穎思的洋教授，立志「教育救國」而獨自終身的校長吳貽芳……這一切，讓我對大學感到既親切又令人神往。
文革中斷了我的大學夢，高考自然無從談起。1969年2月，響應偉大領袖的偉大號召，全國66—68屆的初高中生（俗稱老三屆）離別故鄉，一股腦去廣闊天地「大作為」了。新三屆適時填補了校園，在演出新一輪「複課鬧革命」情景劇的同時，總算能夠坐在教室讀幾本書了。
我的兩個發小也是新三屆。每天早上，看着她倆背起書包有說有笑地奔向教室，我心裏除了倍為羨慕，就是無限惆悵。母親懂我的心思，當過英語老師的她，找出《許國璋英語教材》，從ABCD教起，還給我佈置作業，要求我每天必須完成幾道練習。
因為我家住在學校，文革來時，母親作為批判對象，抄家自然難免，熊熊燃燒的革命火焰，把哥姐的高中課本燒得乾乾淨淨。母親只好帶我到她朋友家，我鑽到床底，挑揀出一捆包括語文、史地在內的初高中課本。這一切，多少滿足了我的求知慾，也為我日後的高考墊了底。
哥姐上山下鄉三年後，我進了麵粉廠。每天早出晚歸，沒有多少時間可以看書學習。但我也不甘心一輩子再也沒有書讀，便每天背個放着書本和練習簿的包包，利用上下班的路上或午休時間，背背單詞，做做習題。
後來，廠里也曾下達過一個推薦「工農兵」大學生的名額，並動員大家報名。不明就裏加盲目激動，我很快向廠領導交了一份申請書，並表達了自己的願望。
沒有想到，在那種知識分子是「臭老九」，必須夾着尾巴做人的社會氛圍中，像我等生於「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家庭的小螞蟻，是不該心存奢望，也毫無資格和權利表達訴求的。
不甘寂寞還不自量力，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也罷。讓人鬱悶的，是隨之而來的挖苦、諷刺、奚落、惡語。嗚呼！我的大學夢，看來今生永遠是夢了。
二、備考
人的一生中，命運的轉折往往來自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機遇。1978年的高考，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機遇。我慶幸自己抓住了這根救命稻草。
1977年底，得知全國恢復高考的消息後，對大學的極度渴望，使我的內心再無片刻安寧。當時，我正參加市中區糧食公司宣傳隊的匯演，每天的「下基層」，讓我根本無暇撿起書本。焦灼中的我，天天盼着宣傳隊儘快解散。好在兩個多月後的1978年春節，我終於回到了所在單位，有了雖然有限但相對穩定的複習備考環境和時間。
我1960年6歲半上小學，1965年11歲半進初中。1966年，席捲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學校全面鋪開。我所在的重慶41中（現為巴蜀中學）是幹部子女學校。我們班的小青果們，因根紅苗壯而總是革命氣勢勁爆。但由於年紀小，他們在澎湃的革命激流中唯一能想出的造反絕招，便是控訴校領導「把我們當修正主義的苗子培養」，強烈要求「衝出牢籠，到農村去經風雨見世面」。
於是，那年的6月初，我們到近郊農村住了近一個月。這樣，我掌握的中學知識，滿打滿算也不夠一年。薄弱的知識底子和殘缺的知識結構，對於想跨越五年系統學習階梯而登臨大學門檻的我，難度可想而知。好在我平時利用點滴的時間，積累了一些知識，這讓我的複習備考有了一定的底氣。
母親得知我準備複習應考後，內心的第一反應是我沒有考上的可能。儘管如此，她卻沒有對我說過半句泄氣話，反而總是把那句「只要自己盡力就可以了」天天掛在嘴邊。母親知道我不可能報考理工科而只有報考文科，又想方設法幫我找到了兩冊老三屆的高中語文課本。
不僅如此，她還第一時間從大哥所在的自貢市趕回來，為我和二哥的備考提供後勤保障：每天早上一人兩個水煮雞蛋（她說這種吃法最科學，蛋黃的卵鱗脂能增強記憶力），每天晚上一葷兩素（母親以自己的經驗告訴我們：備考也是體力活）。母親的鼎力支持，增強了我赴考的信心。
撿起常讀常新的書本，我開始了緊張的複習備考。最大的攔路虎是數學。雖然母親告訴我：數學需要系統學習，短時間內很難補起來。一想到二哥1977年參加高考，總成績雖然遠遠超出了錄取分數線，就因為數學吃了鴨蛋而鎩羽而歸，我心裏就十分惶恐，怕自己重蹈二哥的覆轍。於是，備考之初，我便將全部心血都傾注到數學上。
大姐是數學老師，我每天一下班，就趕到她家去補習。儘管如此，我的數學仍然是「扶不起的阿鬥」，近三個月的補習，仍然連最基本的數學公理都不甚了了。二哥見我滿懷焦慮，說「時間只有不到三個月了，我們要把重點放在其它文科科目上，數學只要不是零分就可以了，否則得不償失。」多虧二哥的及時點撥！戰略全局的調整，阻止了我頭撞南牆。
我所在的工廠專門生產麵粉。工廠雖然小且舊，卻事關百姓的飯碗。尤其在計劃經濟年代，糧食統購統銷的大佬地位，使麵粉廠「三班倒，班班見領導」幾乎成為工作常態。經常的加班加點，讓我複習備考的時間極其有限。
好在我的師傅比較理解我，在我備考的那段時間，她從不干預我在工作的間隙時間捧起書本。儘管如此，時間於我仍然顯得可憐，只好每天幾乎雞鳴即起。家裏就一間房，中間用上下鋪隔開，一人咳嗽全家人都會被驚醒。
怕打攪家人睡覺，公共廚房便成了我最好的晨讀場所。天氣一天天地轉熱了，鄰居家上早班的也起得早了，廚房不再是我的專利，我便轉戰到同層樓的公共廁所，雖然那裏的味兒讓鼻子受委屈，但因為氨氣能吸熱，所以廁所比廚房涼快多了。心理作用下，我感覺頭腦反而清醒，複習效果也更好些。
每天下班後的回家路上，更是我背書的絕佳時機，邊走邊背不僅腦洞大開，而且心情愉悅。於是，原來只需要45分鐘便到家的路程，便成了馬拉松漫步，一小時、兩小時，甚至三小時……
晚飯後，又是一通夜讀，結果常常是夜半還捧着書本的我，被母親反覆催促着上床睡覺。「聞雞起舞」加「鑿壁偷光」，那時的我，自感除了有懸樑刺股的辛苦，更有一種老愚公的豪邁。
三、應考
終於到了「畢其功於一役」的時刻。
1978年的高考在7月20至22日，正是「火爐」發飆的時節。一大早，母親給我和二哥煮了雞蛋和粽子，一定要讓我們都吃下去，說是怕到時肚子餓血糖低影響發揮。
早早地來到位於重慶市委對面的六中（現求精中學）的考場。時間還早，坐在操場邊的樹蔭下打開書本，想抓緊時間再背兩道題，哪裏看得進去！因為我與大姐在同一個考場，我開始朝校門張望，盼早點看到她的身影。快到進考場的時間了，終於看到姍姍遲來的她，心裏頓時踏實了許多。
三天的考試像是一場與火神的搏命，緊張、慌亂、熱得昏頭昏腦，是彼時的真實寫照。不記得心緒是何時平寧下來的，只記得試題都快答完了，手都還在抖。不記得一場考試下來用了幾條手絹，只記得來不及揩掉的汗水落在試卷上，立馬化成了一朵花。不記得到底做了些什麼題目，只記得每天考完回家後與二哥復盤，心情總在對與錯的波峰波谷之間起起落落。
記憶尤深的是，考政治，錯把「矛盾的普遍性」看成「矛盾的特殊性」，洋洋灑灑寫了半頁紙，還自鳴得意連標點符號都沒漏；答「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個理論來源」，死活想不起黑格爾，模糊記得有個黑字，靈機一動填上北約盟軍司令黑格。考歷史，不知「官渡之戰」，只好用「淝水之戰」假冒。考語文，不知「毀」應與「譽」搭配，想也沒想就寫了「毀滅」。
考地理，為答那道「一個人春天從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發，秋天到了厄瓜多爾的基多，問兩地此時各是何季節及其原因」（大意）的題，以手指為太陽鋼筆為地球的比劃，讓監考老師莫名其妙，直接給予我五分鐘的高度關注。
考數學，照着二元一次方程式解了第一道題，用時十分鐘，做對了，拿到了8分的極限分；用餘下的全部時間解第二道三角函數題，畫了一張半紙，沒有答案，得了6分。
最後一天下午考外語，想到萬里長征總算快到陝北了，心情輕鬆不少。正因此，最後那道「蘋果園」的閱讀選擇題，我沒有看仔細明白就匆忙作答，可惜了，20分的題丟分一半，否則成績該是59分了。好在外語考試不計入總成績，因此心情沒有絲毫沮喪。
考試過程中，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鄰桌的一位男士，大熱的天仍然長衣長褲，更離奇的是，他的衣袖一直覆蓋到手腕。考試進行到第二天上午，忽然教室里一陣小騷動。原來那位仁兄將答案用圓珠筆密密麻麻地寫滿手臂，被監考老師有禮貌地請出了考場。這算是我的考試生涯中，見到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小抄冠軍。
我不知道嬰兒吃奶是否要舉洪荒之力，但我能確定自己為了高考，的確拼盡了全力。繃緊的神經終於鬆弛後，我狂補瞌睡三天。
四、夢圓
考試完了，接下來的事情就只有等待，等公佈成績，等錄取分數線。當高考成績單發下時，我知道自己距離夢圓大學，只有一步之遙了。大半年「兩頭只見星星月亮」的辛勤付出，頃刻幻化為挑開生命前路中濃雲迷霧的利劍。此時的我，唯一的企盼便是能像母親那樣，實現當老師的夙願。
填報志願時，我不假思索地寫了四川省內所有的師範學院：西南師範學院（如今的西南大學）、重慶師範學院、南充師範學院。當收表的工作人員提醒我「重點大學一欄不能空着」時，我問同去的二哥怎麼辦？二哥說：寫四川大學吧。於是，照着報紙抄下了四川大學。川大不是師範，寫什麼專業好呢？迷茫之際，看到川大文科的專業目錄中，哲學系赫然列於位首，心想反正自己考不上重點大學，於是，又照着報紙抄下了哲學系。
沒有想到，僅僅過了20多天，我就收到了《錄取通知書》。那一刻，我正在車間裝麵粉。那一晚，我睜眼到天亮。那一年，我24歲。我的大姐和二哥，與我同年考上大學。
就要給自己的過去畫上句號，給未來打上破折號了。離別時，廠團支部為我們考上大學的兩位同事開了歡送會，拍了照。好友則在老舊的廠房頂，為我和師傅留下了共事五年半的歷史畫面。
踏上西行列車的那個傍晚，夜幕降臨之際，望着窗外飛掠的動景，想像未來的大學生活，心情真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桃花開」。高考讓我迎來了決定自己人生命運的根本性轉機。那個終日被人牽着走，對自己的命運完全無能為力的年代，終於過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