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青浦首富董家之子；他，曾考入美國基督教會聖公會在上海創辦的「上海聖約翰大學」，專攻神學，其後當上了牧師；他，曾加入上海青幫，上自蔣介石，下至青幫頭子杜月笙，甚至從上海警察局到租界巡捕房，他均有結交；他，選擇了加入中共，並將家中所有財產全部作為黨費上繳，然後又將繼承的姑媽的大筆遺產，也全部上繳；他於中共黨魁毛澤東有救子之恩……然而，他最終還是慘死在中共發動的文革中。他的名字是董健吾。
秘密加入中共
出生於1890年的董健吾，是上海青浦縣人。清朝時，外國牧師到青浦傳教，就借居董家。他的曾祖母很早就加入基督教，家人受其影響，也先後入教，因此可以說董家是基督教世家。董健吾也在中學入了教。
在聖約翰大學讀書時，董健吾與後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宋子文以及外交官顧維鈞是同學。1919年「五四運動」，他亦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五卅慘案」期間，董健吾帶頭在聖約翰大學降下美國旗，升起中國旗，因此被開除學籍，之後，他在上海聖彼得教堂擔任牧師。
根據大陸出版的《紅色警衛》一書，董健吾與宋子文不僅是同學、朋友，而且交往甚密。1927年國民黨「清黨」後，宋子文希望正當牧師的董健吾到國民黨任職，但不理解蔣介石為何要「清黨」、不了解中共「借殼發展」卑劣行為的董健吾，相信了中共的宣傳，拒絕加入國民黨。
不久，董健吾接受一個老同學的邀請，轉赴西安聖公會教堂擔任牧師。這個老同學名叫浦化人，是中共地下黨員，公開身份是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軍官學校校長。
董健吾來到西安後，浦化人引見他結識了時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的馮玉祥。馮玉祥夫婦信奉基督教多年，其部屬也多信教。董健吾遂擔任了該集團軍隨軍牧師，並擔任集團軍政治部秘書處處長等職，同時還加入了國民黨。
1928年，董健吾在河南開封經馮玉祥部的政治部部長劉伯堅和浦化人的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共。顯然，這樣的雙重身份和所為與其對上帝的信仰背道而馳。
從此，他憑藉着自己的合法身份以及與馮玉祥密切的關係，積極配合劉伯堅、浦化人等人在馮部國民革命軍從事兵運、農運和工運工作。董健吾還借隨軍牧師的特殊身份，在馮玉祥部傳播講授「紅色教義」，士兵們由此稱他為「西北軍中的紅牧師」。
成為中共特務
董健吾在西北軍中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情報系統的注意。彼時，中共內部的叛徒又供出了董健吾的真實身份。這樣，董健吾遭到了國民黨中央特務機關的內部通緝，有人準備對他採取行動。當時的馮玉祥雖然追隨蔣介石反共清黨，但對軍中的中共黨員卻未下手。當他得知董健吾處境危險時，立即派親信將他「護送出境」。
1929年初，董健吾秘密返回上海。這時的他已然加入中共中央特科，成為二科情報科的特務，直接受陳賡領導。期間的1931年，他曾奉命與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護送張國燾前往鄂豫皖蘇區。在返回途中，顧順章因表演魔術，被國民黨抓住，董健吾則逃脫。
照顧毛家兄弟於毛有恩
1930年後，董健吾受中共中央委派，在上海中共黨組織和共產國際秘密黨員宋慶齡的大力資助下，以聖彼得教堂牧師的身份，在上海開辦了一家幼兒園——大同幼稚園，其任務是：秘密收養失散流落在江西、浙江和上海等地的中共黨員的子女和遺孤。董健吾擔任幼稚園園長，其夫人黃雪光及李立三和惲代英的夫人均在該園擔任保育員。
當年11月，毛的妻子楊開慧被殺，遺下毛岸英（時8歲）、毛岸青（時6歲）和毛岸龍（時4歲）兄弟三人。身在井岡山的毛不僅不去營救自己的妻子，也不將自己的三個孩子解救到井岡山，一個重要原因應該是他早已拋棄了楊開慧，而與賀子珍同居並結婚。關心毛家兄弟的是毛的弟弟毛澤民。
一天，董健吾接到通知，秘密見了毛澤民，後者將毛岸英三兄弟託付給了董健吾。經董健吾安排，三兄弟於1931年初進入了大同幼稚園。進入幼稚園後不久，毛岸龍病死（也有一種說法是失蹤）。其後，因中共上海地下組織遭到破壞，幼稚園的孩子被疏散。毛岸英和毛岸青被董健吾帶回家中撫養。
中共北上逃跑後，毛澤民無法再對董健吾進行資助。據毛岸英講，當時生活比較困難，董健吾的妻子對兄弟倆態度變壞，兩個人曾離開家，一度過着流浪的生活。後來，董健吾將他們找回，由中共地下黨送二人經巴黎去了莫斯科國際兒童院。但不管怎麼說，在那段困難時期，董健吾一家照顧毛家兄弟，對毛是有大恩的。
替宋慶齡送信
1936年2月，董健吾等受宋慶齡委派，飛抵膚施城（今延安）。膚施距中共駐地瓦窯堡不遠，不到200里，時為張學良的東北軍駐守。張學良派人護送董健吾等前瓦窯堡。
次日，董健吾見到了中共中央負責人秦邦憲（博古），彼時毛和周正在作戰。至於宋慶齡信函內容，董健吾似乎並不知曉。4月，他拿着中共領導人張聞天、毛澤東以及彭德懷等人給宋慶齡的覆信回到了上海。
當年12月12日，中共推動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軍事叛變，董健吾當的這次信使又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呢？
陪同斯諾前往中共紅都
因寫了《西行漫記》宣揚中共和毛而在中國鼎鼎大名的美國記者斯諾，1936年6月前往中共「紅都」瓦窯堡的陪同者正是董健吾，他同樣是受宋慶齡的委託。
在西安，董健吾化名「王牧師」，以拼對名片暗號的方式，與斯諾取得了聯繫，並再次通過張學良，到達了中共紅都。也因為這一次的陪伴，斯諾記了董健吾一輩子，六、七十年代訪華時，還提到要與董見面。
抗戰爆發後，董健吾利用自己以前在上海各界的社會關係，為中共獲取日偽政府情報；在國共內戰期間，還「策反」了蘇州國民黨警備司令厲百川。
文革慘死
照理說，照顧毛之子，為中共獲取情報，董健吾多少還是有些功勞的。然而中共建政後，1955年受「潘揚事件」牽連，董健吾被逮捕關押了一年多，後被「取保候審」，但境況堪憂。
網上《董健吾的最後日子》一文提到，1960年，斯諾訪華時見到毛提出想見「王牧師」，中共這才通過調查知道「王牧師」就是董健吾，同意見面。但斯諾等不及，錯失了見面的機會。不過，董健吾的命運發生了轉變，中共安排其進了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任參事。但他終究沒逃過毛髮動的文革。
在文革中，董健吾被扣上「反革命分子」、「逃亡地主」及「叛徒」、「漢奸」等罪名，被批鬥、抄家等，厄運纏身。
1970年，斯諾又一次訪華時，在與毛見面時，再次提到了董健吾，並表示想見一見他。彼時的董健吾在迫害下，身體已經十分糟糕。他因胃出血在上海瑞金醫院開過刀。後又因為胃出血住進第一人民醫院，被診斷為胃癌。據有關部門的報告，他「經近二十天的治療，病情不見好轉，神志有時不清」，可是當時只是「在不動手術條件下，採取治療措施」，而且還認為他「行將就木，如此對待，亦屬寬大了」。
斯諾對毛的請求，使董健吾的境況有了些許改善。當時的上海市委獲悉這個信息後，把董健吾由第一人民醫院轉到瑞金醫院高級病房醫護治療。然而，此時他已進入病危期。正當斯諾趕往上海要與他會面時，董健吾於當年12月離開了人世。臨去世前，董健吾稱：「知我罪我，自有公論。」
結語
中共黨史上類似董健吾這般為中共效力，卻被中共卸磨殺驢的人數不勝數，而董健吾略有不同的在於，他還是一個基督徒。既然是一個基督徒，就理應不與宣傳無神論的中共為伍。誠如另一個在中國很有名的基督徒、婦產科醫生林巧稚在毛、周願意介紹其入黨時所言：「我是一個信仰《聖經》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共產黨是無神論者的政黨，我是絕對不能參加的。……我青年時期就在上帝面前立志除了醫學有關團體以外，任何政治團體或組織絕對不參加。」
不知董健吾當初加入中共是出於怎樣的想法？而沒有識破中共伎倆的他，在經歷了無數痛苦後，可曾明白，「紅牧師」的頭銜恰恰害了自己。
